内容摘要：区别于发展经济学理论上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中国形成了特有的三元经济结构。与之对应，社会学界提出包括农民、市民和乡镇企业农民工（城市农民工）在内的新（旧）三元社会结构。在传统城镇化下，三元经济结构得到改善，但三元社会却存续并以新面貌出现，其根源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新型城镇化有望加速三元社会的转型。
关键词：二元经济结构 三元社会结构 城镇化 转型
传统城镇化对三元经济结构向一元化转型的推进
20世纪50年代，刘易斯提出经济发展的理论模型——二元结构，将传统农业经济和现代城市工业经济并称国民经济的二元结构。“二元经济结构有多种形式，因为每个作者均可以自由地作出假设。它包括‘现代的’和‘传统的’两个部门，现代部门通过从传统部门吸收劳动力而得以发展”。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资源过剩，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向外转移；现代工业部门由于规模经济和专业化使得报酬高于农业部门，进而吸收较多劳动力。随着边际报酬交替增长，两部门差距逐渐缩小，最终形成统一市场，二元经济向一元转化。
刘易斯看来，国民经济两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畅通无阻。事实上，中国经济发展并非如此：一是尚未建立起市场自由配置劳动力资源的调节机制；二是传统发展战略造成工农业与城乡发展比例失调；三是户籍制度限制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自由转移。新中国成立初期，城乡劳动力流动较为灵活。1958年后，由于城市工业品对农村供给不足，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流动，农村工业开始发展，逐步从传统农业部门中独立，同传统农业部门、城市工业部门一同构成相互联系又彼此隔离的独立经济力量。它是一个非正式的体制，以市场为导向，所有制形式多样而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成为中国经济结构的第三元（陈吉元、胡必亮，1994）。可以说，它是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过渡，转型过程的必经之路。
传统城镇化推动下，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科技进步、全球化趋势加强，三元经济结构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向一元化转型。
第一，农村工业发展，需要城镇聚集。工业化本身需要生产要素聚集和规模经济，农村工业也不例外。公共基础设施为农村工业企业降低成本；生产要素的集中使效益增加；规模生产带来低成本高利润；人口的汇聚使市场规模扩大；信息交流频繁，获取成本降低；农村生态环境脆弱，资源匮乏，工业化分散势必造成生态破坏和资源浪费，恶化农村人居环境，在城镇集中进行集中治理可以有效降低污染。
第二，城镇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人口庞大，农业生产率高但劳动生产率低，这与农村存在较多剩余劳动力有关。他们在农村隐性失业或无序流向城市，对常规农业生产和城市社会管理带来巨大压力。1958年后，城市对农村转移劳动力基本持排斥态度，户籍制度是这一政策的体现。他们务农无路、入城无门，改革开放初期主要在农村工业进行就地转移。20世纪90年代以后主要进入中小城市和城镇。
第三，城镇统筹协调着三元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农村工业部门在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中间”成长，带有两种经济部门的特色和诟病，既对两个部门缺陷进行弥补，又同它们竞争。对两大部门帮扶主要有：吸纳剩余劳动力、以工补农、提高农民收入、刺激农业生产、帮扶农村基建；弥补城市产业及工业品生产不足，同城市部门进行生产合作等。消极方面有：吸收农业剩余、同农村争夺土地、资金、优秀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破坏农村环境；同城市部门抢夺市场、资源、外资及优惠政策等。总之，三者之间既相互合作又相互斗争。
传统城镇化进程中，传统农业部门同农村工业部门发展趋同，农村工业部门同城市工业部门发展趋同，促使三元经济成为一元化的市场经济形态，城镇化是其载体和催化剂，“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三元结构’将被更新型、更先进、更合理的经济结构所取代——那就是‘城乡经济一体化’，从城乡分离、城乡对立走向城乡融合”（赵勇，1996）。
由三元经济走向三元社会：未完成的中国社会结构转型
中国社会学界受二元经济理论启发，结合实际发展出同其相对应的二元社会结构理论，认为存在城市和乡村、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相对应的社会二元结构。这一特征被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和城乡户籍制度所决定，具有强大的制度惯性和路径依赖。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被制度化的社会分层，形成了两大类身份群体，在社会资源配置、权利和义务方面高度不对等，且阶层固化明显，社会流动受阻。随着三元经济结构理论的提出，当时社会学界也相应增加了第三元社会结构，“但新三元仅指就地转移的乡镇企业农民工”（甘满堂，2001）。本文中将其称为“旧三元社会结构”。
随着市场经济和传统城镇化的推进，农村工业的发展也已经渐入尾声。农村工业为代表的乡镇企业开始经过一波又一波的转型，实现了向现代企业的转型。著名的“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率先完成了现代企业的改造。其它地区的乡镇企业也在积极进行着，作为计划体制下的三元经济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弭。严格意义上说，旧三元社会结构也应不复存在。
改革开放后，相当一批农民离开自己耕作的土地和居住的农村，来到城市工作生活。主要是依靠城市第二、三产业——现代工业和服务业为生，被称为“农民工”。在农村他们拥有自己的土地，城市拥有一份相对固定的非农产业工作。但城市社会对其并不接纳，只需其发挥劳动生产的作用。他们亦工亦农、亦城亦乡，数量庞大，工作和生活处于流动状态，是中国社会流动的主要群体，且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处于增长当中。这一新生的社会群体，在原有三元社会结构理论，即乡镇企业农民工群体的理论框架内难以解释。有鉴于此，李强教授首次提出“城市农民工构成社会第三元”的观点。本文中将其称为“新三元社会结构”。
如果说三元经济造成了旧三元社会，但目前三元经济形态已不突出，与农村工业、乡镇企业对应的第三元社会结构——乡镇企业农民工，理应也在逐渐消亡过程中。事实上却相反，这个巨大的群体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愈演愈烈，成为中国巨大的新型社会身份群体——城市农民工。在计划经济下产生了二元社会结构，而三元社会结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产生，以二元社会结构为历史前提演变过来，农民工这一身份群体就是在此转型中的产物，是其存在的特殊性和必然性。
新三元社会群体各自拥有不同的社会存在状态，享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源。具体的比较如表1所示。
表1中对新三元社会结构下的身份群体作出较为充分的比较。不过，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民群体基本公共服务得到拓展，农民工理论上也相应具备。2003年后，针对农村或与之相关的社会保障项目已经增加到38个。主要有九个方面：一是社会保险，包括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社会养老；二是社会救助，包括五保供养、最低生活保障、自然灾害生活救助、医疗救助、危房改造；三是优抚安置，包括优抚对象抚恤和医疗补助；四是社会福利，包括残疾人事业、老年人与儿童福利；五是义务教育；六是公共卫生，包括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国家免疫规划；七是就业，主要是农民工就业和就业后社保等方面政策；八是扶贫；九是农业和农民补贴（朱合理、谢冰，2012）。尽管有这些举措，但农民工流动于城乡之间，获取的公共服务并不完整，城市居民仍然比农村居民和农民工享有更多社会资源。新三元社会结构仍明显存在不均衡。
新三元社会结构存在根源
（一）农村持续衰落
人多地少、劳动生产率低、收入水平低、社会地位低、就业机会少、经济社会发展迟缓、文化生活困乏等至今仍是农村地区症结所在，同城市形成鲜明对比。如此情形下，农村劳动力外流是必然的。发展经济学家缪尔达尔认为，由于存在结构刚性，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并不能改善分配不均的状况从而缩小城乡差距，相反却会引起农村的人才流失。其实，农村转移出去的也并非仅仅是剩余劳动力，事实正好相反，大多是年富力强、有一定文化程度的青年，留守农村的自然也就剩下妇女、儿童、老人。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并非不需要资源、人才和技术，其实更面临着资本短缺、人才匮乏、生态环境破坏、农村家庭空巢化的重大问题，相比城市反而更需优质人才和资源来支撑发展。客观说，剩余农村居民并未充分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反而承担发展的代价。
（二）乡镇企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吸纳能力减弱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国企改革和对外开放，乡镇企业面临竞争越来越强，市场环境日益恶化，迫使其降低成本、收缩规模，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取代传统劳动密集型。税收制度改革，金融体系和宏观调控收紧，资本运作困难，导致乡镇企业负担加重从而减少对劳动力吸纳。2008年遭遇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中国出口贸易，不少乡镇企业破产关闭。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中央出台一系列政策对中小企业污染规范、控制、关闭，以求达到保护环境的作用。由于技术和资金的限制，被关闭的主要是乡镇企业，在许多地区乡镇企业被一刀切的关闭。农村剩余劳动力生存环境更加恶化，一部分流转到城市，一部分回流农村。
（三）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低廉使用和有限吸收
城市是优质资源的汇聚，对低素质劳动力的接纳有限。某种程度上说，城市也会排出“剩余劳动力”，如城市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的下岗职工。一些城市企业（主要是私企）为节约成本，让用工成本较高的城市劳动力失业下岗，大量使用进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这既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市场空间，也是第三元结构形成的社会空间。城市农民工不能和城市居民享受同样待遇，收入只比农村居民高，极少数人依靠自己实现向上流社会流动。总体上他们在城市处于不利地位，从事又脏又累、非常危险、收入较低的工种。“由于没有城市户口，农民工不能进入城市正式就业体系中，所以，非正规就业主要体现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性。除了工资以外，农民工不享受任何福利保障”（李强、唐壮，2002）。即使可以加入社会保障，但社会流动性较强，仍遭遇社保转接的困境。此外，他们居住环境十分恶劣，多在棚户区，为城市低收入群体提供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基本无望，公共住房需求难以保证。
旧三元社会结构同“新”三元社会结构的对比如图1和图2所示（箭头表示剩余劳动力流动方向）。
图1：旧三元结构下，农村居民同乡镇企业农民工之间存在社会流动，但同城市隔绝。
图2：农村居民社会流动的渠道拓宽，可以同时向乡镇企业和城市转移。乡镇企业转型后吸纳能力降低，又向城市转移劳动力。转移并非单向，而是双向回流的过程。这说明城市对农民工的接受只是有限的。换言之，城市只需其劳动力资源，并不让其融入。这就是三元经济结构可以化解，但三元社会结构仍然无法解决的根源性所在。图中可以看出城市居民和农民工俨然是两个社会群体，农民工并未较好融入城市。
综上所述，三元社会并非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它脱胎于城乡二元社会，不可避免地带有原二元结构的问题；同时，它也萌发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影响可能更甚于三元经济结构。毕竟三元经济结构上某种程度上说只是经济问题，在传统城镇化的作用下已经很大程度上得到化解，而三元社会结构则非常复杂，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多种问题交织。特别是第三元农民工的转化，需要在新型城镇化中寻找解决路径。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三元社会结构转型
（一）打开城镇大门，接纳农民工群体
农民工仍然是新型城镇化核心。“农民工的数量将迅速增加，而留在农村的人口将迅速减少。到2020年，农民工将占到城镇总就业人数的大约2/3，农村剩余劳动力将比2005年减少大约1/3”（约翰·奈特、邓曲恒、李实，2011）。要降低农民工落户条件和成本，对符合条件的转为城市人口。根据城市规模和承载能力，以就业居住和社保参保年限为标准，制定公平、公正的农民工落户政策。坚持房地产调控，引导市场健康发展和价格理性回归，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财税结构，化解土地财政的困局，抑制高房价。构建多元化住房保障体系，大量建设保障性住房、经济适用房并开放给农民工。完善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教育、医疗、卫生、养老、住房、基本生活保障等公共服务体系。应对农民工高流动性要求，尽快实现社会保险权益在流动中转移接续。关注农民工的劳动保护、福利待遇以提高工作社会地位，推进其城市融合，降低乡土认同，强化城市社区认同和政府认同，提升生活满意度（秦听等，2011）。
（二）做好自身定位，进一步强化乡镇企业吸纳能力
乡镇企业产值保持增长就能吸纳一定劳动力。要创造可持续发展的宏观经济、法律环境，规范政府行为，依法行政，消除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现象，提供优惠的金融、财政、税收政策。鼓励乡镇企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先选择增加劳动投入，同城市企业竞争中扬长避短。东部地区乡镇企业发展较好，应成为所在农村地区的成长极和增长点，产生集聚辐射效应，带动相关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发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中西部地区应结合西部大开发进程，发展自然资源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乡镇企业，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摆脱贫困。着力加强在职企业职工岗前培训和在职培训，指导其完善职工培训制度，建立健全培训、考核、使用、提拔、发展并与薪酬相结合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推动在职职工队伍整体素质较大提高。
（三）加大对农业支持力度，改善农村居民民生
继续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促进收入增长。有条件地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提高农民组织化。改变国家财政过多偏向城市的状况，加大转移支付，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农村。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改善生产生活又能增收的中小项目。生态脆弱地区有规划地退耕还林，做好生态移民与能源建设。深化征地制度改革，严控征地范围， 提高补偿标准，明确安置责任、切实保障农民权益和耕地资源。提高新农合政府补助标准，探索异地结算。健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机制，探索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统一标准。增加扶贫开发投入，改变过去全面撒网的方式，实施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统筹规划。有条件地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通过现代远程教育站点，对广大农村居民进行全方位培训，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对留守儿童、妇女、老人要加强生产扶持、社会救助、人文关怀，保障其基本权益和人身安全。
（四）多种城镇发展道路兼顾，优先推行乡村生活城镇化
中国地域辽阔、地理环境多样，东中西区域差距较为突出，短期内缩小差距很难做到。城镇化发展模式也应因地制宜、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传统城镇化中往往疏漏了农村本身的城镇化，只关注城市地区发展。所谓农村生活城镇化建设，“其目的就是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农村群众生活水平，达到和城市相对接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使农民在不同劳动条件下，也有同城市一样的丰富多彩的生活，使农村真正成为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孙准天，2011）。毕竟中国已经实现城镇化的人口不多，包袱重，许多农民仍在农村地区生活，在居住地方实现生活的城镇化和现代化比较容易，即现代化生活方式：家电设施、自来水、供暖、电脑和网络、农村交通设施等。
结论
三元社会结构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产物，必然要伴随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而长期存在，并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新型城镇化也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三元社会的分化断裂趋势。目前，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农村户籍人口数量巨大，要真正转化为城市人口是一个长期过程，农村居民的生活环境仍未获得较大改善。因此，新型城镇化的模式选择很值得考量。只要有利于三元社会结构转型，有利于社会资源在各个群体中公平、公正分配，有利于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样的城镇化模式就应该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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