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留学苏俄始末

个人前途的抉择:是考著名的高等学府,还是进军事学校投笔从戎,还是出国留学找别的出路?这时,到西方国家去留学,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革命的理论,是五四运动前后先进知识分子认定的救国道路。国内许多地方,都掀起了一股留法热潮。湖南省的留法勤工俭学活动,在当时搞得比较红火,这使刘少奇产生了留法的念头。因此,刘少奇拜访了当时留法勤工俭学的著名发起人李石曾、范静生,并在他们的推荐下进入保定育德中学附设的高等工艺预备班第三班学习。

在保定育德中学,刘少奇学到了一套较好的手工艺手艺。同时,育德中学是一所进步的学校,刘少奇在这里读到了《新青年》、《每周评论》、《东方》和育德中学自办的一些进步刊物,学习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进一步了解了国内外形势和俄国十月革命及布尔什维克党的情况,这使他原定留学法国的想法开始转变,转而对红色苏俄十分向往。

1920年6月,刘少奇从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毕业,回到北京筹措留法勤工俭学的费用。这时,留法勤工俭学活动正在衰落之中。刘少奇在北京、天津找不到留学法国的门路,又因直皖战争爆发,交通阻隔,欲回湖南不成,身上的钱也快用完了,只好滞留在北京鼓楼附近的一位同学家里。刘少奇在北京逗留期间,阅读了一些进步刊物,对马克思主义、对列宁领导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有了进一步的向往。正在这时,长沙《大公报》报道了毛泽东、何叔衡等创办俄罗斯研究会,组织革命青年到俄国勤工俭学的消息。于是,刘少奇下定决心去苏俄留学寻求国家和个人的发展道路。

1920年8月,直皖战争结束后,主意已定的刘少奇急匆匆返回湖南。他通过原玉潭学校的老师梅怡成,在长沙找到何叔衡,再通过何叔衡找到长沙俄罗斯研究会并认识了船山学社的社长贺民范。10月,刘少奇经贺民范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此,他立下了留学苏俄,学习列宁领导的俄国无产阶级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经验的决心。不久,贺民范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推荐他到上海外国语学社留俄预备班学习俄文,作留学苏俄的准备。

上海外国语学社是公开的,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于1920年9月创办,负责人杨明斋是共产国际派来的。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震撼了世界,也使中国的革命者看到了希望和光明。到俄国去,学习俄国革命经验,回来革命救国救民,改变黑暗的旧中国,正是刘少奇等一大批先进青年的共同理想。

刘少奇来到上海后,住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渔阳里六号,这是一座二上二下的石库门弄堂,是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所在地。上海外国语学社的负责人杨明斋在这里办了华俄通讯社。杨明斋和青年团负责人俞秀松在楼上办公。刘少奇和其他人住在楼上东厢房学员集体宿舍。

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刘少奇学习了俄文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他也阅读了《新青年》等进步报刊,同时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一些社会活动。在此期间,刘少奇与从湖南来的青年任弼时、萧劲光、任岳、周昭秋、胡士廉、罗亦农、卜士奇等人相识。由于刘少奇的年龄要大一些,而且又显得成熟和持重,大家都把刘少奇作为老大哥看待,很敬重刘少奇。刘少奇也和大家相处得很好。大家都是热血青年,朝气蓬勃,乐观向上。每天上午都是学习俄文,下午听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知识、俄国革命情况的介绍。刘少奇他们听过上海复旦大学教授陈望道讲授的马克思、恩格斯所著的《共产党宣言》,以及李达、陈独秀、沈雁冰、上海《国民日报》总编辑邵力子等所作的报告。

由于上海外国语学社是临时性质的,各种条件都很艰苦。上课时的课堂教学,除了挂一块黑板,没有课桌,只不过是临时放了各种各样的凳子。住宿条件也很差,都是睡地铺。吃饭是包伙,四个人合伙包五个人的饭,省下一个人的饭费来做五个人的杂费。

刘少奇在上海外国语学社,生活艰辛不觉什么,最大的难题就是学俄语了。因为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要掌握必备的俄语,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因此,刘少奇在学习中十分刻苦,给同学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萧劲光曾回忆说:少奇同志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从不闲聊,也不随便上街,我们虽不住在一起,但是看见他的时候,他多是在学俄文,阅读《共产党宣言》,思考着中国革命的问题。

刘少奇在上海外国语学社期间,还是工读互助团的负责人之一。他与其他人一起,经常参加陈独秀等发起的上海工读互助团和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活动,帮助《劳动界》刊物和华俄通讯社做些抄写、刻蜡版、校对的事。有时还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印传单,参加各种纪念日的游行,散发传单,声援工人的罢工斗争,到小沙滩劳动补习学校讲课等。这些社会活动实践斗争,进一步丰富了刘少奇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坚定了他走苏俄革命道路的决心。

怀着“以俄为师”的憧憬,踏上充满艰险的漫长的留学苏俄的路程

1921年4月初,刘少奇和同学们在上海外国语学社经过半年的学习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决定把他们分成几个小组,分别派往苏俄留学。这样做的目的是缩小目标,行动起来方便,既是有组织的,又可以互相照顾和帮助。刘少奇与任弼时、萧劲光、曹靖华等十几个人分在一个小组。

出发之前,刘少奇他们都精心化了装,打扮成从事各种职业的旅客,表现出的气质也尽量与各自的“职业”相适应。刘少奇、萧劲光化装成裁缝,任弼时化装成理发师,曹靖华化装成新闻记者等。大家都装作互不相识,只是暗地里互相关照,以眼神来“说话”,以约好的动作来示意。

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对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极端仇视。为了防范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从1918年起,黑龙江省督军就封闭了中俄边境,切断了中俄交通。所以,刘少奇他们只能从海路取道当时仍被日本占领的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赴苏俄。1921年5月,刘少奇他们通过上海外国语学社负责人杨明斋的联系和安排,带着陈望道、李汉俊和维经斯基写的介绍信,离开上海取道日本长崎和海参崴赴苏俄留学。

刘少奇等人都是初次远行到北方,5月从上海出发时天气已比较暖和,谁也没有想到带寒冷气候下的衣服。哪知道5月的海参崴气候依然寒冷,到处冰天雪地。刘少奇他们抵挡不住寒冷刺骨的气候,只好找了当地一家中国居民开的小旅馆住下来。

这时,苏俄红军已经控制了伯力(今哈巴罗夫斯克),与日本控制的海参崴形成对峙。因此,当刘少奇他们一到海参崴,就被北洋政府驻海参崴领事馆注意上了。他们误以为刘少奇等人是孙中山派往苏俄去的,便借故把他们几个人抓了起来去审问。刘少奇他们不知道在哪个环节上出了纰漏,只得见机行事。

领事馆大厅里摆开了阵势,审问者端坐案桌前,先提问刘少奇的姓名、何方人氏、干什么的、要去哪里等等。

刘少奇虽然初临审问场面,但事前有精神准备,特别是他对自己所带的这一组人的巨大责任感,使他把恐惧放到了一边。他镇静自若地应付着眼前的一切,始终保持神态自若,故意用浓浓的湘音回答问题,不露半点破绽。他回答说自己是湖南人,因家乡严重受灾,衣食无着,迫不得已背井离乡,出来做手艺谋个生计。

审问者口气缓和了些,又问会什么手艺,刘少奇连说带比画,说木工活、铁工活、缝纫,都拿得起来。审问者将信将疑,把刘少奇仔细地打量了一番,并命下人上前察看刘少奇的一双手。好在刘少奇在留法预备班工厂实习了近一年,手掌上的老茧还没有完全蜕掉。一双做工的手使审问者没有再问什么。他挥挥手,把刘少奇喝退一旁。

刘少奇应对自如,给其他人壮了胆。当审问者再审问其他人时,都说是做某种手艺的,只要有活干,哪儿都去。由于大家恰到好处的回答,审问者找不到他所要的怀疑根据,就都把大家放了。经过这场波折,同伴们都对刘少奇相当佩服,对他更加信任。

刘少奇一行机警脱险后,根据原来的安排,迅速与共产国际驻海参崴的秘密联络机关和海参崴大学的教授伊凡诺夫接上头。伊凡诺夫听了他们曾被海参崴中国领事馆审问的事,觉得他们不宜在这里多待。伊凡诺夫告诉他们,红军驻守在伯力,他们应马上去伯力,以免节外生枝,发生不测事端。当即给他们每个人发了一张用俄文打印的秘密通行证,并告诉他们要妥善保管好通行证,不遇红军切忌暴露。证件如果被俄国白军或中国东北军阀部队及日本人发现了,就有生命危险了。

在伊凡诺夫的安排下,刘少奇他们乘上了去伯力的火车。火车在风雪中行驶得很慢,经过一整天行程才到达乌苏里。乌苏里是苏俄红军和日军防线的交界处,伊曼河大桥横贯南北。桥南是白区,即由日本控制的区域。桥北是红区,即苏维埃俄国控制的区域。由桥南去桥北,各要口都有日本兵把守着,检查站检查都很严格。

刘少奇急忙招呼大家下车,仍按原来三三两两的分散形式,夹杂在人群里。他们挤过检查站,向前走了一段路,在清点人数时发现少了任弼时,但又不敢寻找,刘少奇心中暗暗叫苦。正当他们着急时,见有一辆既不打灯又没有鸣笛的火车缓慢驶来,刘少奇他们便来不及多想,一个个纵身攀登上这辆只有3节车厢的火车。

列车人员发现这些年轻人爬上车来,便上前进行盘问。刘少奇他们担心对方是白匪军,回答时有点吞吞吐吐,行动也不自然,这更引起列车人员的戒备。他们吓唬这些年轻人,说如不老实交代就要把他们枪毙,对方说话虽不大听得懂,但从他们的手势中可以猜得到。刘少奇他们只好静默地坐下来。

列车人员见此情景,就对他们进行严格检查。这时,一位同学身上的机密证件掉落下来被发现,列车人员仔细看了一下,但盯住证件没有做声,刘少奇他们心里紧张起来。突然间,这位列车人员一阵爽朗大笑,划破了凝滞的空气,他拍拍刘少奇的肩膀,亮出了苏俄红军军官的标志。

刘少奇他们弄清了眼前的列车人员就是红军以后,都不约而同地把身上的秘密证件掏出来,眼睛里闪动着激动的泪花。这位苏俄红军军官把刘少奇他们带到列车长室谈话。刘少奇等人在列车长的热情邀请下,饱饱地吃了红军招待的饭菜后,美美地睡了一觉。醒来之后,他们已经顺利地到达了伯力。这时,任弼时也脱险赶到了伯力。

刘少奇他们虽然到达伯力,但艰辛的旅程仍未结束。伯力以西地区,因战争破坏严重,许多路段还在修复之中,刘少奇他们一时还不能启程。因此,他们一行在伯力休息五六天后,又改换了行装。为保证路上的安全,他们决定分水陆两路出发:任弼时等人坐火车西行;刘少奇等人乘轮船西行。先到布拉戈维申斯克,在那里等两路人员会合后再乘火车前行,经赤塔去莫斯科。

去布拉戈维申斯克的这一段水路也不太安全,有时走的是中国水域,有时走的是苏俄的水域,因此经常发生鸣枪停船检查的事。刘少奇作为领队人,始终保持冷静从容,使大家有一种安全感。

按照原定计划安排,刘少奇他们顺利找到了布拉戈维申斯克的红军驻军司令部,并与先期到达的任弼时等人会合。

在红军的帮助下,刘少奇他们乘坐一辆装载货物的闷罐车,离开布拉戈维申斯克,经赤塔继续前往莫斯科。刘少奇他们上车后,各自找了一个位置,找来一些软和的东西坐下。此时,西伯利亚的残雪依然存在,车厢里非常冷,大家只好紧紧挤在一起。一路上,战争给苏俄的城市和乡村造成的创伤随处可见。火车在旅途中,也很难得到像样的供给,刘少奇细心地观察到,列车长也穿着一双破旧的长筒靴。

由于供煤不足,火车要靠烧木材代替煤,提供的动力不足,火车运行就很慢。另外,由于苏俄国内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残余匪徒经常袭扰火车。因此,火车的行驶异常小心,经常走走停停,有时遇到敌情要在一个地方停留许久,这样就有许多方面的困难。经过漫长的艰辛的旅途,刘少奇他们好不容易到了赤塔。

赤塔市是个四周环山的山城,是苏俄新建立的东西伯利亚远东共和国的首府。刘少奇他们在这里得到补给后,经过贝加尔湖,继续西行。一路上,苏俄土地上的战争创伤随处可见,断壁残垣,满目疮痍,惨不忍睹。与此同时,刘少奇他们也对苏俄人民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努力排除万难,意气风发地战胜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经济封锁,积极发展国民经济,巩固苏维埃政权的革命精神而深深钦佩。其中,最使刘少奇感动的是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尽管如此困难,自己的人民吃不饱,却还拿出面包来给他们这些寻求革命真理的中国人,帮助中国革命。这种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使刘少奇决心像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一样,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后,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1921年7月,刘少奇一行到达莫斯科。这时,适逢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刘少奇他们被分配到代表们住的一个旅馆里,作为东方民族的代表轮流参加会议,旁听这次隆重、庄严、神圣的世界性大会。这种安排,使刘少奇他们兴奋不已。在这次会议期间,刘少奇他们见到了列宁,还聆听了列宁震撼人心的报告。

对此,刘少奇后来回忆说,他看见列宁坐在主席台上,虽然说列宁与自己坐的位子距离远些,但感到非常高兴。由于他的俄文水平较低,列宁报告中的内容还难以听懂,但心中却是久久不能平静。他们兴奋至极,有的站到椅子上,有的站到桌子上,尽情地鼓掌欢呼,觉得能与列宁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起商讨革命大事,真是到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结束后,刘少奇他们即被分配进入于1921年5月间成立的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学习。在中国班里有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彭述之等40多人。在学习期间为了避免危险和将来回国做革命运动时方便,每个中国学生都取了一个俄文名字。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课程都由苏俄教员任教,学习的课程有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青年团的任务、俄共党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西方革命史、中国革命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及关于工会运动等。由于刘少奇他们大都是初学者,又只有一点俄文基础,因此他们这些中国学生的学习很困难。再加上俄文教师中大多数不懂中文,很不适应教学对象,教材也属自编内容,学员们的学习也只能靠哈尔滨出版社出版的很粗糙的《俄华辞典》作为翻译工具。当俄文的新名词、新术语堆在大家面前时,同学们就弄不明白了,有些人学习起来就显得负担过重了。为了让这些历尽艰辛、冒着生命危险到苏俄寻求革命真理的中国青年能学好课程,当时学校还请来了在苏俄采访的瞿秋白任教。瞿秋白根据中国留学生的实际情况,认真备课,讲得通俗易懂,帮助同学们克服学习上的困难,使中国学生的学习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观。刘少奇虽然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过几个月的俄文,但听、说、写的能力还是很差,不过他勤奋努力,刻苦钻研,很快就可以坚持自学了。

刘少奇他们除学习外,还担负着学校的保卫工作。白天上课学习,晚上参加站岗放哨。星期六、星期天则参加义务劳动。因此体力消耗大,但得到的给养却很不足。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学校为照顾中国留学生,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学生们享受的是红军战士的战时共产主义同等待遇,而红军的战时共产主义待遇是当时苏俄人民最好的待遇。当时的教授给留学生们讲完课后的报酬,就是得到一块黑面包。因此相比较而言,中国留学生们得到的待遇,应该是比较好的了。

刘少奇他们穿的衣服,大都是欧洲工人阶级捐赠的,当时的条件就是发给大家什么就穿什么,谈不上尺寸大小,也顾不上是否合体。住宿也不宽畅,中国班的40多人挤住一大一小的2间平房里,冬天的夜里常常冻得大家不能入睡。在这种“日日饥饿连,夜夜寒相逼”的环境中学习和生活,有少数同学经受不住艰苦,思想发生动摇,感到苦闷与后悔,提出要求回国。其实,这些同学原来只是听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当家做主了,很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样子。但到这里看到的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好,无产阶级贫穷和落后的状况依然没有改变,对一些现象看不惯也想不通。

刘少奇则始终表现得很坚定,他对同学们说:苏俄的困难是暂时性的,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所不可避免的。天上掉不下来美好的生活,劳动人民要活得像个样子,除了革命,还得自己去建设。怨天尤人是不能改变现实的。艰苦的生活可以锻炼人的意志,激发人们强烈的革命事业心。一个革命者,要担负起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改造世界的重任,就必须自觉地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意志,提高修养。因此,他鼓励同学们团结互助,共同克服眼前的暂时困难。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则,专心致志,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积极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以及推翻中国人民的敌人,建立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途径。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同年冬,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开始建立党的组织。刘少奇与罗亦农、彭述之、卜士奇、萧劲光等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刘少奇任中共旅俄支部委员,成为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由于中共旅俄支部是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俄共(布)总支的一个支部,因此刘少奇也是俄共(布)的一名党员。刘少奇在支部里,担负起学员中的党的工作,即不仅努力地使大家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而且在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生活作风等方面,都要严格要求,按照布尔什维克党员的标准进行训练。

1922年元旦,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组织新年联欢会,要求在校学习的各个民族和各国的学生,都要出一个节目。中国班便排练了一出罢工故事的独幕剧,内容为中国的封建军阀和资本家如何镇压工人运动、工人如何英勇反抗。刘少奇不会表演,但为了带头,以带动大家积极参加联欢活动,便报名当了这部剧的工人主角。彭述之则扮演了另一主角——北洋军阀吴佩孚。其他同学也都在戏里扮演了不同角色。由于属自编自演的剧目,每个演员都按自己的想法和方式来演出。因此在排练时,大家都热烈地争论着各个角色应当如何演。刘少奇扮演的工人角色,是一个流着鼻涕、穿着破衣烂衫、耸着肩膀的人。其他人说这种扮相不好,但刘少奇却说,中国的工人苦难深重,应当就是这个形象。对于这次演出,刘少奇回忆说,这虽然是一次舞台艺术创作,却成为他从事工人运动、组织无产阶级开展武装斗争的契机。

参加远东劳动者第一次代表会议,为中国革命取回马列主义的“真经”

1922年1月,莫斯科举行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也称远东劳动者第一次代表会议)。出席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最为庞大,人数有44人,占全部代表148名的近1/3。中国代表团的代表来自各个方面,有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张太雷,中国国民党代表张秋白,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俞秀松,以及一些无党派的代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代表,城市中小资产阶级的代表等,总团长是张国焘。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除出席大会外,还担负着大会的一些文书工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列强为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协调各国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特别是在中国的利益,也为共同镇压战后远东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掀起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浪潮,在美国的极力倡导下,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葡萄牙及中国代表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会议。会上签订了调整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的美、英、法、日《四国条约》,美、英、法、日、意《五国海军协定》和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协同侵略中国的《九国公约》。这次会议,实质上是巴黎和会的继续和发展。

为了对抗帝国主义企图瓜分远东地区的图谋,揭露华盛顿会议的帝国主义性质,促进远东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共产国际决定针锋相对地召开一次由远东各被压迫民族参加的代表大会。经过准备,这次会议终于在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在莫斯科召开。

大会的开幕式是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斯维尔德洛夫大厅举行的。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斯大林等被推选为大会的名誉主席。大会共举行了12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华盛顿会议的结果和远东形势》的报告。它号召远东地区各国被压迫民族在苏俄和西方无产阶级的援助下,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中国代表团有5名代表在大会上作了中国形势问题的报告。张国焘是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报告人,他介绍了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处境、土地关系、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等方面的情况。刘少奇等人参与了张国焘主要报告的起草工作。

2月2日,远东劳动者第一次代表会议最后通过一项宣言。宣言揭露了华盛顿会议的罪恶行径,谴责了帝国主义列强对远东特别是对中国、朝鲜的侵略和掠夺,控诉了帝国主义在远东各国的暴行,表达了远东人民奋起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力、建立公平的劳动制度和工农当家做主的革命政权的愿望和要求。宣言号召远东各被压迫民族在苏俄和西方无产阶级的援助下,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宣言号召:“我们要对剥削中国的封建军阀宣战,我们要对日本武人宣战,我们要向诡诈式的美国帝国主义和贪婪的英国投机家宣战,我们不得胜利,誓不休止!”为了实现上述革命任务,宣言提出:建立国际和国内的统一战线,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结成远东劳动者的牢不可破的同盟,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努力奋斗,去实现伟大的事业。

刘少奇能作为正式的代表参加这次庄严、隆重的国际性大会,心情激动。他和其他代表的认识,在会议上都有了很大的飞跃。他们了解了华盛顿九国会议召开后远东地区的形势,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了解到中国国内在他们离开后的许多方面的情况,更深刻地明确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明白了要取得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必须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建立联盟,形成统一战线。刘少奇他们还认识到,摆在劳动人民面前的敌人不仅是强大的、凶残的,而且具有世界性;它们也将遭到各国和世界人民的反抗。哪里有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侵略和压迫,哪里就有人民起来反抗。远东劳动者第一次代表会议,使刘少奇进一步领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谛。这为他后来投身于中国革命洪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2年春,刘少奇在参加远东劳动者第一次代表会议后不久,根据党组织的决定,提前结束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学习,回国到上海党的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不久,又被派往湖南,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区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到湖南后,被任命为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

刘少奇在苏俄留学虽只有一年时间,但经过努力学习和考察,他懂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斗争的思想理论;懂得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建立坚强的战斗的政党和依靠这样的党去胜利进行革命斗争的理论问题;懂得了共产主义事业是“百年大计”,它在各种不同的国家,需要经过各种不同的阶段,战胜各种不同的敌人,才能逐渐地最后达到共产主义社会;懂得了工人阶级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无产阶级只有经过武装斗争才能取得工农苏维埃革命政权,工人阶级只有团结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等阶级才能与强大的敌人进行斗争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精髓。对此,刘少奇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人类历史发展最伟大的新时代,指出了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道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由于有了苏俄的强大存在,由于有了苏俄的榜样和援助,革命斗争就能够获得胜利。

1948年7月1日,刘少奇为纪念党的生日给干部作报告时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到西天取经,只有一年就回来了。在苏联时间不长,也算取了经。取到的经不多就是了。当时我们学得不多,倒是我自己的革命人生观开始确定了。”

1949年10月5日,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刘少奇就任中苏友好协会会长。他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中国革命斗争必须学习苏联革命斗争经验,并作了精辟的概括论述。他说:“我们中国人民的革命,在过去就是学习苏联,‘以俄为师’,所以能够获得今天的胜利。在今后我们要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学习苏联人民的建国经验。”短短一年的赴苏俄留学生活,虽然时光匆匆,但却是青年刘少奇早期革命生涯的重要篇章,也是他在后来常常提及的一段难忘的人生经历。

1948年11月,在刘少奇50岁生日的祝寿晚会上,朱德曾即兴写了一首五言诗:“少奇老亦奇,天命早已知。幼年学马列,辩证启新思。献身于革命,群运见英姿。人山人海里,从容作导师。真理寻求得,平生能坚持。……”朱德的这首五言诗,也是对刘少奇早年留苏俄学习生涯的精辟总结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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