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特色的可能性。在人才组建上呈现出队伍扩大化、被动翻译转主动报道的倾向;在新闻价值探索上表现出时效性增强、内容多样、冷热新闻交替及受众意识觉醒等转向;在新闻业务上展现出语言精练化、表达标准化靠近国际化操作的水准;在其影响力上，能够在全社会范围内组建有效的“新闻矩阵”，不仅是新闻人才（政、商、学生、工人、知识分子、华侨）的凝聚，更是各载体（报纸、期刊、学刊、手册）的融合，通过各种社会力量向国内外传播中国形象、民主与科学及无产阶级党性。回顾百年，这对当下“中国名片”的对外输出有着较为重要的参考意义，研究五四时期的国际新闻报道特征并从中总结抽象出一般的国际传播规律，将能够更好地“以史为镜”，为我国对外传播事业提供借鉴。国际新闻传播包括“一是把发生在外国的新闻事件报道给本国受众;二是对境外传播本国和世界新闻，除此之外它还包括国际性新闻媒体从世界各地采制又向世界各地发送的新闻”[3]。本文将以此为基点和框架，结合五四时期的历史现状，对其在国际新闻报道中呈现出的特征进行梳理。
二、意识崛起：被动报道转主动报道，借力壮大采编队伍
民国前，我国报纸所记西方之事多源于翻译，民国后至五四前，“我国报纸之记载，曩只注重东亚一隅，所译欧洲消息，徒以充篇幅而已”[4]。自五四起，驻外记者的采访活动在我国报界真正勃兴。一方面表现为国际新闻主动报道意识的觉醒，一大批报社将视野从国内转向国外，开启了外派记者采访之路。另一方面业界和学界“齐头并进”，共同培养了一大批有素养的外派记者，扩大了国际新闻报道的采编队伍。
（一）意识觉醒：内外配合，极力争取话语权
20世纪初期，我国报刊已有了外采新闻的意识。1909年，同在英国读书的杨笃生和章士钊就常为国内报刊撰稿，介绍西方政党活动的情况，同年，孙中山流亡至伦敦，杨笃生还建议孙设立欧洲通讯社，孙也大为认可。这一时期，报界虽认识到了主动外采新闻的重要性，但其驻外记者多为杨、章这样的留学生，并未有专门的业界人士担任。1914年左右，通信技术的发展和交通网络的形成及一战所带来的世界格局动荡，加速了信息需求和交换，“新创立的大通讯社派驻通讯员和记者在世界各地追踪着最有震撼力的国际新闻”[5]，民国六年至七年，“国内各大报纸竞相加强国际新闻的报道，派遣驻外的记者与日俱增”[6]，以致“自山东问题起，唤起中国报界对外之舆论;而驻外特派员，乃渐萌芽”[7]。
1918年12月，时任《大公报》主编的胡政之以唯一的中国记者身份被派往法国报道巴黎和会，同时参与巴黎和会的胡霖、梁启超也常将和会消息传至国内，和会期间，梁启超所传出的大量消息被《晨报》和《时事新报》刊登。除此之外，在巴黎设有分社的少年中国学会“第一个将和会关于不直接归还青岛的消息电传给国内各报馆”[8]。消息传至国内，引起一片哗然，最终促成了五四运动的爆发，自此新民主革命兴起。《密勒氏评论报》主笔毕德生评论此次学生运动及全国抵制日货行为皆为报纸活动的结果。1920年梁启超回国，深觉国内报纸向外派驻记者的重要性，在其帮助下，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决定联合出资，选派16名特派记者、通讯员前往欧美各国进行新闻采访。是年，全国报界联合会又议决组织了国际通讯社，选派有经验的特派员赴欧美，同时联合当地留学生共同报道国际新闻。在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中，“凡与华会有关系之公共机关，无不有新闻记者之足迹”[9]，他们向各国代表团索取消息发至国内，使得国人能够及时了解时局，发起一系列群众运动，对于拒签有着不可轻估的作用，同时也向各国证明了中国各团体之间的团结一致。当时，英国的半官方报纸《京津泰晤士报》就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强烈要求废除英日联盟，其中包括“对于日本无理的二十一条的反对”“对于山东问题为中国辩护”[10]等。
从五四运动初期的国人掌握主动采访国际新闻报道权到五四末期國人走出国门向外媒宣传中国革命，这一时期的国际新闻呈现出从“被动的主动”觉醒转向“主动需求”的特征。这样的内外联合不仅生产了一批符合我国读者阅读习惯的作品，延伸了其感官，更使社会各界力量团结在一起共同获取解放的胜利，同时也使海外国家看到了中国力量的强大和进步。
（二）齐头并进：业界学界联动，共同培养人才
五四前期的新文化运动打开了人们对“科学”与“民主”的向往之门，加上此后十月革命的胜利催生的共产主义使得国内政界人士、知识分子及青年开始关心中国的前途与国际局势，一时间，“报纸与杂志均以大篇幅报道国际新闻和近代发展”[11]，国际信息需求不断增长，各大报社也将此看作是商业竞争中的法宝，竞相向外派遣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