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旅游扶贫是扶助贫困地区脱贫的重要手段。甘南藏族自治州是甘肃省的主要贫困地区之一，是中央扶贫会议工作确定的国家新一轮扶贫重点开发片区。由于甘南州旅游扶贫交织着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等因素，呈现出反贫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本文在分析甘南州旅游扶贫现状基础上，探讨了甘南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实践困境，并提出相应的解决路径。
[关键词]甘南藏族自治州；旅游扶贫；旅游开发
[中图分类号]F5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7）24-0039-03
一、旅游扶贫相关概念
旅游扶贫指利用贫困地区充足的旅游资源，建设旅游经济实体，使旅游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从而实现地方财政以及农民双脱贫，其核心是以旅游资源为基础，以扶贫开发为目标，以贫困农民的参与为手段，促进全区的全面发展。其中，旅游业是促进当地旅游扶贫发展的基础，手段是“扶”，对象是“贫”困人口。
旅游扶贫主要针对经济落后、比较贫困的地区，包括绝对贫困地区，即国家规定的贫困区域；也包括相对贫困地区，即已实现脱贫但经济依旧落后的地区。旅游扶贫不仅是物质扶贫，更重要的是理念扶贫。扶“贫”与扶“人”、扶“业”、扶“环境”共同进行，全面落实旅游业与其他相关产业的整合发展，实现以旅游业为增长极带动整体经济发展的目标。
二、甘南州旅游扶贫成效及存在问题
（一）甘南州旅游扶贫的成效
自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甘南州旅游全面进入开放发展阶段，政府近几年发布了一系列促进旅游扶贫的发展政策。甘南通过落实“旅游兴州”政策，坚持以“旅游甘南”为战略目标，以资源为发展基础、市场为导向的原则，大力促使旅游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旅游业取得了较为明显的综合效益，但也对生活、环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甘南州旅游收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牧民人均收入、每年脱贫人数五年来逐年递增。甘南全州生产总值2015年底达到125亿元，五年内增长57.7%，年均增长9.5%；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五年增加8844元，达到19620元；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五年增加2894元，达到5870元。截止2016年12月，甘南州农家乐总数超过970家，其中星级农家乐85户，可容纳团体住宿农家乐493户；餐饮、民俗活动等文化体育产业初具规模；旅游基础设施逐年改善，旅游业发展迅速。游客人数和综合收入连续六年两位数增长。尽管居民的收入来自于农业、畜牧业、旅游业，但居民直接或间接的参与旅游，已成为甘南州群众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旅游扶贫政策的落实，旅游业的发展增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扩宽了居民的就业渠道，提高了当地农民的收入。
（二）甘南州旅游扶贫存在的问题
尽管旅游扶贫使甘南州群众经济收益增加，但也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随着旅游的发展，甘南贫困地区出现了以下几种情况：第一，贫富差距拉大。旅游业的发展促使部分人口先富起来，但贫困的人口因经济基础薄弱、自我发展能力差等原因依然贫困，导致贫富差距拉大，出现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马太效应”。第二，物价疯狂上涨。旅游业使当地的GDP收益增加，但居民的生活状况并没有实质性改变。第三，据调查，居民的幸福感丢失，甚至有很多居民出现了排他效应，不希望过多的游客来打扰原有的生活。
对于这几种现象的产生，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政府对旅游扶贫认识的偏差，错把旅游扶贫当成旅游开发。在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没有引导贫困人口的参与，主要重视经济收益的增长，旅游扶贫精准度不高是其根源所在。第二，居民内部贫富差距大。甘南地区贫困人口由于其自身素质，能力以及信息资源等的不足，导致了参与旅游业的机会的不均等，从而导致旅游收益不平衡。第三，旅游发展增加了当地居民之间的矛盾。据当地居民反应，由于旅游收益差距的拉大，居民之间的矛盾也在逐日增加，原本淳朴和谐的邻里关系出现了危机，甚至演化成恶性竞争。有些旅游经营户为了使更多的游客入住自家旅馆，恶意降低价格，与当地飞速增长的物价极不匹配等情况出现。
三、甘南地区旅游扶贫的实践困境
（一）贫困人口基数大
国家新的扶贫以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标准，甘南州在此标准下对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共统计到2016年底共有贫困人口5.55万人口。甘南州的贫困特征：一是贫困面大。甘南州是甘肃省主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贫困人口占甘肃省贫困人口基数较大，是主要的贫困区之一。二是返贫率高。当地大多数贫困人口生活在较偏远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生产条件落后，交通不便利，生产生活成本相对较高，由此导致贫困农牧民难以获得有效收入，整体收入水平低。同时，加上自然灾害，返贫率居高不下。三是产业基础薄弱。甘南州农林牧产业开发水平低，农业生产粗放，缺乏深加工龙头企业，产业规模小，未形成产业链，竞争力弱。四是贫困群众的自我发展能力低。绝大多数贫困群众受教育程度低，农牧科技、旅游服务意识淡薄，自我发展意识不强。
（二） “旅游飞地”现象严重
“旅游飞地”现象是国内旅游扶贫过程中面临的严重问题和挑战，严重影响了乡村旅游对地方相关产业的拉动作用以及旅游收入占地方经济总量的比重，从而制约了旅游扶贫的绩效。所谓“飞地化”，Ceballos Lascurain（1996）从生态旅游的视角可以看作是生态旅游的相对面，旅游的飞地性（enclavity）会使本地居民在经济等各方面的利益边际化， 在失去对自然资源开发使用权的同时，也丧失了对其管理和保护的权力，而生态旅游是一种环境友好型的开发方式，能够使本地居民参与到旅游中来，满足了当地居民的需求和愿望。由于甘南州处于偏远贫困地区，旅游资源脆弱，旅游开发较晚，当地的生产水平跟不上需求现状。乡村旅游与当地农业之间缺乏有效的联系和融合，造成了餐饮、住宿、旅游、购买、娱乐的非本地化供应，“旅农”无法实现互利共赢的局面，乡村旅游开发偏离旅游扶贫轨道，社区参与度不高，景区与社区关系失调，“旅游飞地”問题十分突出，旅游乘数效应和旅游扶贫综合效益差。
（三）信息化建设落后
信息贫困的本质是与现代化社会分离，由于对外开放以及经济全球化程度低，当地居民没有机会和能力获取最新知识和信息，与以知识为主的社会文明成果隔离，基本失去参与创造分享社会文明成果的机会，由此成为信息时代的边缘化人群或地区。主要原因之一是落后的信息化建设无法满足旅游发展的需求，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方面，受地理区位、资金的限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另一方面，受宗教信仰、教育观念、历史文化影响，大多数居民文化素质低，对信息技术产品的接受程度和消费能力低下，导致信息贫困。信息化建设需要全方面的平衡，例如资金、专业人才、技术等。甘南州这样的贫困地区难以跟上信息技术的发展步伐，对信息获取能力较弱，导致对旅游市场的供求关系变化反应迟钝，造成了市场竞争中的劣势地位，致使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四）空间、资源、环境约束较多
甘南州的旅游扶贫正面临着空间、资源、环境约束的困境。由于甘南州90%以上的区域属于国家主体功能区的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各类保护区数量多、划定范围大，功能区调整任务重、难度大，已严重影响到全州重大项目建设进程。如何在全国旅游全域化发展的大背景下，以旅游为甘南州发展的新引擎，全面优化经济社会结构和生态资源分配，实现甘南州转型发展与当地居民脱贫，是现在建设的重点和难点。甘南州的旅游扶贫，无论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推动，最终的受益者都要归于当地居民个体层面的经济利益上。甘南区生态脆弱，是中西部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优先，在发展旅游业的基础上，严禁破坏自然资源以及民俗传统文化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如何守住生态底线，又盘活本地的旅游资源；如何在维持原真性的同时又确保经济效益和扶贫价值，是当前需要突破的瓶颈，是实现旅游扶贫的战略思考所在。
四、甘南地区旅游扶贫解决路径选择
（一）运用全域旅游理念，构建全州旅游扶贫体系
全域视角下进行旅游扶贫有助于减少贫困人口数量，加快整体脱贫的步伐，实现旅游扶贫效率的全面提升。全域旅游扶贫指的是用全域旅游的理念加上旅游扶贫的方式在整体区域内进行的全方位旅游扶贫。在甘南州全域范围进行旅游扶贫意味着把全州看作一个功能完整的旅游目的地实施全面脱贫。可将甘南州旅游产业作为主打产业，通过对公共服务、农牧业、生态环境、素质文明、教育体制、政策机制等进行系统的升级，构建政府、社会、群众、市场共同发展的旅游扶贫大环境，形成跨区县、跨单位全州共同参与的旅游扶贫体系，实现全州共同发展一体化，做到人人是旅游形象，处处是旅游环境，完成全面脱贫致富的总目标。对于甘南州全域旅游扶贫的发展，首先，主打旅游文化产业带以及民族旅游文化示范区。其次，对少数民族居民进行旅游知识培训，掌握基本旅游服务礼仪和旅游知识，全范围落实教育培训工作，除了基本知识，指导居民对使用手机移动设备掌握信息的能力等。最后，打造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全面落实扶贫项目、资金，早日实现甘南州脱贫致富。
（二）促使旅游产业链本地化，提高全州旅游扶贫成效
甘南藏族自治州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在旅游扶贫开发中要充分挖掘贫困地区旅游资源以及独特的民俗文化优势，着重发展乡村旅游。合理延伸乡村旅游产业链，利用乡村旅游的辐射力广、连带性强的优势，将民宿、养殖业、农产品深加工、物流业，甚至文化产业、建材建筑等相关联产业有步骤的融入到乡村旅游扶贫中，使乡村旅游经营者与当地的农产品、家养牲畜、工艺品、传统民俗歌舞等融合发展，最大限度地利用当地资源和劳动力，使“旅游+农业”双赢，实现旅游扶贫的最大绩效，充分发挥旅游新引擎的作用，促进旅游产业集群发展，打破纳克斯的“贫困的恶性循环”，消除“旅游飞地”现象，提高旅游扶贫的综合效益。在甘南州贫困地区形成以资源、游客、经济收入为主的良性循环，增加脱贫致富的动力提高旅游扶贫的能力。积极组建由政府管控的外地投资者和本地居民之间的利益共生机制，处理好两者的旅游扶贫利益分配关系，依照共生理论以及市场定位，建立合作共赢的关系。外地投资者和当地居民按照自身优势提供不同层次的旅游服务和旅游产品，两者互补，各取所需，达成和谐相处模式。
（三）利用“互联网+”智慧体系，打破信息闭塞屏障
“互联网+”是互联网发展的又一个新的创新形式，利用“互联网+”辐射广、连接性强的优势打开甘南地区与外界的信息沟通，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通过互联网、电子商务、移动设备等与甘南州旅游扶贫的结合，将甘南州原生态的资源推向全国，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前来旅游。借助互联网，经营者和消费者可以面对面的沟通，减少中间交易环节，提高效率减少成本，实现旅游信息扶贫。例如发展“互联网+农业”，就是在农业中渗透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型信息技术，打破农业传统的销售经营模式，为农业的推广和发展提供新平台，全面推进地方生态农业和精细农业的发展，提高甘南贫困地区的生产力和创造力。“互联网+农业”精准扶贫的关键问题是要解决网络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因此，建议甘南州先从农村信息化建设抓起，实现信息技术、“三农”信息网络、信息产业等之间的良性互动，打造速度快、内存大、全智能的信息传输网络，全面提升甘南地区的信息化水平。此外，还有“互联网+乡村旅游”模式，利用“互联网+”，在甘南地区建立智慧化乡村旅游信息系统，实现游客网上预订、在线支付、电子认证等统一管理。利用物联网等技术，实现乡村旅游与交通、安保、医疗等机构的互联互动；利用互联网在网上建立甘南乡村旅游主页，将甘南特色民俗文化、旅游景区、旅游产品进行展示；推出甘南乡村旅游一体化服务体系，融入集乡村观光、餐饮、住宿等于一体的优惠折扣等服务。通过虚拟与现实的结合，实现传统乡村旅游向乡村旅游智慧化的转变。
（四）注重保护民族遗产，提升全州旅游扶贫持续性
甘南州的旅游开发和扶贫，要避免其他地方“先反贫穷，再保遗产”的旅游开发模式。在策略制定上，要有反贫穷和保遗产的战略双重性，要将反贫困和保遗产置于相同的重要地位。在甘南州建立现代化旅游产业体系，依靠丰富的旅游资源和巨大的产业发展潜力，体现出旅游业在实现当地经济发展和脱贫致富的主导效应和关联效应。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城市群建设模式。如甘南州合作市属于旅游产业盈利性比较强、居民生活环境比较好的区域，可以建设具有当地风情的现代城市建筑群，吸引游客，辐射周边。此外，建设公益旅游与扶贫搬迁相结合的模式。这种模式比较适合旅游资源丰富，但是限制性开发的地方。对于甘南州限制开发的地区，可以实行此种模式。对于缺乏直接的产业化收益问题，可以从公益性建设、中央转移支付、生态补偿中得到相应资金，并为当地居民提供相应的就业机会、经济收入或者补偿资金等。同时，政府主导与自发的勞动力转移相结合，解决居民异地安置与扶贫搬迁的问题。
（五）扶贫政策融入性别视角，提高全州旅游扶贫效率
甘南州未来的旅游扶贫政策的制定建议考虑到性别因素，深刻的分析女性和男性在旅游工作中的不同作用，更多的关注女性和男性的性别差异，使政策的实施能够保证男女获得平等的收益，为女性地位的提高提供一定的保障。关于妇女参与到旅游扶贫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政策引導。一方面，政府在制定旅游扶贫政策时，考虑到女性视角，对其进行旅游技能的培训；另一方面，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加强对旅游地居民的规范化管理，使女性参与旅游活动的方式规范化，最重要的是，政府将成为女性参与旅游活动的保障，为弱势群体提供了一定的机会。二是社区参与。社区参与是指妇女几家几户联合一起，亲手制造民族服饰、工艺品之类，进行交易，集体参与也保障了少数民族地区女性的权益，集体脱贫。三是个体参与。把妇女看成独立的经营个体，其根据自身素质、技能掌握情况以及家庭经济实力等，开展属于自己的旅游参与活动，可以开农家乐、家庭旅馆、旅游纪念品店等，充分发挥自己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提高自身地位，享受到旅游带来的经济收益。
[参考文献]
[1]丁焕峰.国内旅游扶贫研究述评[J].旅游学刊，2004，（3）.
[2]张鹏顺.区域理论视野下的旅游扶贫[J].理论探讨，2011，（2）.
[3]邓小海，曾亮，罗明义.精准扶贫背景下旅游扶贫精准识别研究[J].生态经济，2015，（4）.
[4]杨建春，肖小虹. 贵州旅游扶贫效应动态分析[J].商业研究，2011，（7）.
[5]Ceballos-Lascurain，H. Tourism，ecotourism and protected areas[M].Gland： IUCN Publication，1996.
[6]余吉玲，甘肃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反贫困问题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6，（3）.
[7]高飞.少数民族地区连片开发扶贫模式的实践与反思——以帕森斯AJIL功能分析模型为工具[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2）.
[8]杨德进，白长虹.我国旅游扶贫生态效率的提升路径[J].旅游学刊，2016，（9）.
[9]王雪. 内蒙古旅游业发展战略措施思考[J].生产力研究，2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