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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收入的差距，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3.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原则在逐渐弱化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具体阐明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按劳分配原则。这一分配原则的基本内容就是：“每一个生产者，在做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5]（P304）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而在分配方式上只能实现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按照等价交换的基本要求，每个生产要素所有者都可以通过出卖其所拥有的生产要素所有权来获得相应收入，从而保障按生产要素分配的顺利实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由于不同人群所拥有的生产要素性质及其多寡不同，而且呈现出“多者愈多、贫者愈贫”的不均衡发展态势，这就必将导致“按劳分配”逐渐被“按生产要素分配” 所取代，使得当前我国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正在被逐渐边缘化。
4.对“效率优先”的收入分配政策的片面理解
改革初期，为了打破 “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等各种均平现象，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我国提出并长期实行了“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这一政策为经济起飞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培育了市场主体。但在社会上存在着对这一政策的片面理解，缺乏对实现共同富裕非均衡性的科学认识，过于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自身发展，加之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发展不完善，同时我国是在资源和机会分配不均等的基础上实行先富政策的，由此形成了“贫困人口减少”和“贫富差距扩大”两种趋势并存的格局，以及“先富带后富”和“先富汰后富”双重效益同时演进的状态[2]。
5.国家在抑制贫富差距扩大方面作用不力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一方面，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起来的，各种市场要素的发育还不成熟、不完备，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市场的无序竞争和垄断主义的盛行。而另一方面，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大大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不能完全发挥出政治对经济的能动反作用，尤其是到后期，由于受各种强势利益集团的阻挠，各种改革的机会成本加大，改革风险增多，使得改革路径与既定目标发生了偏离，进一步固化了既得利益集团，使得共同富裕的实现出现了“多重波折”。同时，由于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完善，比如还没有适时开征遗产税、房产税以及对各种富人政策的合理限制，导致“先富帮后富”未能很好地落在实处。另外，由于传统的城乡二元分割，国家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方面，对低收入者关注不够且城乡不公。实际上，我国城乡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固定投资额存在很大差距，而且这种差距呈扩大趋势，如图3所示。
三、解决贫富差距的路径初探
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要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就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出发，采取多种措施，有效扭转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为实现“中国梦”创造有利条件。
1.切实提高劳动在收入中所占比重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6]（P45）在资强劳弱的现实境遇下，要切实扭转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就必须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份额。一是要建立健全正常的工资刚性增长机制，保证职工工资性收入和平均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幅度都不能低于企业利润总额的增长幅度。二是要建立健全工资协商制度，通过“三方协议”来解决相应主体缺位的问题，要进一步推进工会阵地建设，完善工会相关法律法规，使工会成为劳工利益表达机制的有效路径。三是要认真落实《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工会法》的相关规定，促使劳动者工资增长机制落到实处，严肃查处企业损害劳动者权益的不良行为。
2.毫不动摇地坚持“两个主体地位”
坚持公有制在所有制结构中的主体地位和按劳分配在分配方式中的主体地位，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7]（P693）。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必须在发展经济过程中，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国企改革、创新国企运行模式、大力发展各种集体经济等手段使公有制经济以更大规模、更快速度发展；必须在加强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提高公有制经济质与量的同时，保证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总量中尤其是在总利润、总就业人数等方面的绝对优势。只有保持这样一种优势，才能为实现按劳分配、共同富裕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
3.始终坚持以共同富裕作为价值导向
早在1986年9月，邓小平就将共同富裕和发展生产一道确立为社会主义的原则：“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8]（P172）可见，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共同富裕。我们不能片面强调“初级阶段”的特殊性让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而把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弄得遥不可及。要通过抓“两极”为重点，带动共同富裕的逐步实现。一是通过税收、法律、反腐倡廉、道德舆论的力量来限制“富”的一极，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还有，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后，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8]（P111）二是要通过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完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优化政府资源配置，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大力实施公共财政，完善社会公共服务；国家要在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家庭就业、失业救济、低收入群体补贴、保障性住房等方面积极作为，从而努力解决贫困问题以缩小穷的一“极”。
4.加强顶层设计提供有力保障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实现共同富裕进行了新探索，要求“紧紧围绕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6]（P4）。在这一总体思想指导下，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改变GDP至上的观念和做法，要求发展要更多地关注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和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问题。这就说明我们不能总是靠牺牲公平来保持经济增长，因为这种增长是竭泽而渔、不可持续，既与中国共产党所提倡的以人为本精神相悖，也与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共同富裕背道而驰。全会还特别强调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应该成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指导思想：“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化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6]（P22）这就突破了促进农业发展就是帮助农民的理论，是对农民主体地位的高度肯定，必将对缩小城乡差距、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共同富裕的早日实现起到重大作用。
[参 考 文 献]
[1]李实，罗楚亮.中国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2]谷亚光.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状态、原因及治理方案[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4）.
[3][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 孙广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