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与湖湘文化的关系，主要体现于湖湘文化中的变化观念对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发展的影响；湖湘士人的“独立根性”对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中独立自主的中心地位的影响；湖湘文化突出的政治伦理色彩对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政治伦理性的价值取向的影响；湖湘“劲悍决裂”的民风对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上的挑战性的影响。
毛泽东是世界公认的国际战略大师。他的国际战略思想不仅决定了中国外交的基本走向，也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格局的变动。而学术界对其国际战略智慧的源泉问题的研究尚嫌不足。有学者指出，“战略的底蕴和根基是思想文化”①，毛泽东生于湖南，长于湖南，与湖湘文化有割不断的亲情。本文从探讨湖湘文化对其国际战略思想的影响出发，以期有助于推动上述问题的研究。
一、湖湘文化中的变化观念与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发展。事物永远处于运动变化中，这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之一。湖湘学派在这方面的论述尤为精湛。湖湘文化的重要奠基者胡宏指出，事物都有阴阳对立两方面，“阳中有阴，阴中有阳，阳一阴，阴一阳，此太和所以为道也。”②这阴阳既对立又统一的“太和之道”，使宇宙万物“成则极，极则变。物盈则倾，倾则革”③，整个世界“雷动风行，千变万化”④。王夫之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博大的辩证法思想。他认为，“太虚者，本动者也。动以入动，不息不滞。”⑤世界处于永恒运动之中。虽然“‘立天下之大本’，则须兼动静而致功”⑥，而“天地之气恒生于动而不生于静”⑦，“以动为造化之权舆”⑧。运动是绝对的、永恒的，静止是相对的、暂时的。毛泽东的运动观直接吸收了王夫之的思想，早年在《体育之研究》中说：“人者，动物也，则动尚矣。……动以营生也。此浅言之也；动以卫国也，此大言之也；皆非本义。动也者，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愚拙之见，天地盖惟有动而已。”⑨在《矛盾论》中，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继承和发展了王夫之的运动观。他说：“人的认识物质，就是认识物质的运动形式，因为除了运动的物质以外，世界上什么也没有。”⑩这一观点体现在国际战略的设计中，就是他非常注重考察国际形势和战略格局的变化，据此提出不同的国际战略思想。战后，冷战理论成为西方国家主导的战略理论。毛泽东注意到，在美苏冷战格局下，实际上国际战略态势在发展、变动，独立于美苏两极的力量在不断发展、壮大。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他先后提出了“中间地带”理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三个世界”理论。他能敏锐地观察和把握国际战略态势的变化，从本国利益出发，对美苏在不同时期实施不同的战略。建国初的“一边倒”，对新生的中国的巩固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50年代末开始，苏联明显表现出企图控制中国的倾向，“一边倒”已经失效，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及时脱离了苏联阵营，进入既反美也反苏时期。60年代末，苏联成为中国的主要威胁，毛泽东及时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如陈毅所说：“主席下了这着棋，全局都活了。”(11)晚年的毛泽东在谈到国际问题时曾说，环境逼人，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只有依环境，依大势，跟着跑(12)。
二、湖湘士人的“独立根性”与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中独立自主的中心地位。杨毓麟说一代代湘人敢为天下先是“独立之根性使然也”(13)，钱基博认为湘人“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14)。“独立根性”成为湖南精英敢于冲决各种束缚的文化底蕴。王夫之主张对孔盂儒学、老庄道学、魏晋玄学、佛理禅学都应“入其垒，袭其辐，暴其恃，而见其瑕。”(15)他自成一派，曾国藩称他为“命世独立之君子”。魏源、郭嵩焘、谭嗣同等亦深谙古学而又能“自辟蹊径”。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给毛泽东等学生拟的修身课测验题中有“王船山重个人之独立，能举其说与？”一题(16)。他说：“寻常人多雷同性，无独立心，此其所以为寻常人也。”毛泽东在《讲堂录》中记上了杨老师的话：“有雷同性，无独立性”，而后加以发挥：“有独立心，是谓豪杰。”(17)19世纪中期后，资本主义列强先后侵略中国。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主权丧失殆尽。从晚清政府到国民党政府，实行的都是所谓“以夷制夷”的国际战略，依附于某个列强，乞求在列强的夹缝中生存，然而在多数情况下，中国不仅没有“制夷”，反而总是被夷所制，成为列强分赃的牺牲品，各路太上皇在中国轮流坐庄。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把独立自主作为国际战略的出发点，如周恩来所说：“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18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作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决策，即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外交关系，要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主权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的残余势力。这个战略决策使新中国一开始便在中外关系上立于独立地位，体现了中国人民实现国家完全独立自主的愿望，为以后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中外关系奠定了基础。毛泽东时代，中国先后实行过联苏抗美的“一边倒”战略和联美抗苏的“一条线”、“一大片”战略，但这都不意味着中国会牺牲自我的独立与自主，归根到底还是为了维护中国的独立。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毛泽东从来立场坚定。中国也决不做其它国家战略交易的牺牲品。50年代末，苏联要求中国服从它的“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战略意图。中国毅然冒同时与美苏两大国对抗的危险，放弃了“一边倒”。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彻底摆脱了旧中国的依附地位，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树立起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并发展成为一支独立于美苏之外的重要国际和平力量，奠定了在世界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三、湖湘文化突出的政治伦理色彩和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政治伦理性的价值取向。湖湘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员，本质上与中国主导的儒家文化一脉相承。儒家文化是一种政治伦理取向的文化。在儒家文化中，道德是最高的范畴。韦政通指出，道德意识“侵犯到其他文化领域(如文学、政治、经济)，去做它们的主人，而强迫其他文化领域的本性，降于次要又次要的地位；最终极的目的是要把各种文化的表现，统变为服役于道德，和表达道德的工具。”(19)儒家强调的是事物的道德判断而不是利害的判断。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20)，“义”重于“利”，“义”是一种绝对的最高的道德律令。董仲舒概括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21)历代统治者追求的是确立自我在政治、伦理上的合法性来巩固和发展统治的权威。儒家设计了“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路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是修己身，要求人们涵养德行，形成高尚的人格。而修己身是为了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终极指向社会政治舞台。在中国各地域性文化中，湖湘文化的政治伦理特色表现得更为突出，对经济问题，特别是商品经济很少去关注。湖湘文化强调的经世致用，走的是“修齐治平”的路子，集中于自我道德修养和治国安邦的政治活动。湖湘大地出现了众多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而很少出现在经济事业中叱咤风云的杰出人才。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同样具有浓重的政治伦理性的特色。这集中表现于它具有浓重的意识形态性。它以意识形态和阶级分野来判别国际社会的是非，划分世界力量，确认敌友我。建国前夕，他坚定地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中国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后，帝国主义趁机掀起反共浪潮，中国努力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毛泽东希望各国共产党拥护苏联共产党作为国际共运的首领(22)。当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集团已经走上修正主义道路时，中国当仁不让地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与苏联进行意识形态的论战。毛泽东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家间的关系。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积极主持正义，获得了世界人民的尊重。但是，在处理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关系问题上，毛泽东明显存在某些偏差。因为意识形态的矛盾和争论，中国长期与一些大国对抗，加剧了中国遭受的外来压力。在对外援助上，只考虑政治利益，忽视经济利益，甚至超出本国的承受能力。中国—度奉行“革命外交”，“支左反修”，力争世界革命的到来。
四、湖湘“劲悍决裂”的民风与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上的挑战性。《史记·货殖列传》说：西楚“俗剽轻，易发怒”，“衡山、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隋书·地理志》云：“其人率多劲悍决烈”。湖南各地的方志中都有类似的语言记载，如乾隆《长沙府志》卷十四云“劲直任气，好文尚义”；嘉庆《岳阳府志》卷七云“人性悍直，士尚义好文，有屈原遗风……民多劲悍”；道光《永州府志》卷五云“俗刚武而好竞”；民国《醴陵县志》卷四云“颇尚气、轻生、喜斗、好讼”等。毛泽东评价“湖南人素来有一点倔强性、反抗性和破坏性”(23)，认为自己身上既有虎气，也有猴气，但虎气为主(24)。1910年4月长沙发生了抢米风潮，毛泽东回忆说：“我觉得造反的人也是些象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老百姓，对于他们受到冤屈，我深感不平。”他说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25)青年时代，毛泽东就写下了“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豪言。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同样体现了他喜欢挑战的性格。战后不久，美苏即形成冷战对峙的局面。在中国问题上，美苏在雅尔塔会议上达成协议，两家在中国划分了势力范围。这样，战后不仅美国企图扑灭中国革命的力量，苏联也不准中国革命。如果囿于美苏设定的格局，中国还是不能获得完全的独立、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勇敢向大国体系发起挑战。1946年毛泽东指出：美苏之间的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国内的妥协(26)；美苏中间隔着辽阔的地带，中间地带的国家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走狗的进攻(27)。“中间地带”战略思想的提出，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革命运动与美苏争斗及其与苏联对外战略的关系问题，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不再受制于任何大国的操纵而独立发展，中国最终突破了雅尔塔体制获得了完全独立。60年代，毛泽东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思想，因为“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28)70年代苏联和美国一样成为霸权主义超级大国。它们的争霸斗争是新的世界战争的根源，西欧国家、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与它们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如何使所有的反战力量汇合起来，组成广泛的反霸统一战线，成为毛泽东思考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团结第三世界，联合第二世界，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和民族独立。毛泽东时代中国对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发起的挑战，不仅为中国赢得了独立的地位，迫使国际社会最终不得不接纳中国，并为世界的多极化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挑战性的过度膨胀，“斗字当头”，在某些时候也有损于中国对外关系和国家利益。
湖湘文化与毛泽东外交思想与实践的关系的问题，似乎没有得到研究者们的足够重视。有学者指出：“中国外交的特色，其根源只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去找，而不能主要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来解释。”(29)毛泽东是湖湘巨子，他的人格、学识、思想、情感无不深受湖湘文化的熏陶，这一切又饱含于其外交思想与活动中。这一问题的研究，无论对于拓宽湖湘文化的砚究还是对于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文化渊源的研究，都是必要的。
（作者分别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博士生，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
注释:
①李际均:《论战略文化》,见《中国军事科学》1997年第1期,第9页｡
②③④《胡宏集》,吴仁华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2､7､277页｡
⑤王夫之:《周易外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19页｡
⑥⑦工夫之:《读四书大全说》,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52､682页｡
⑧王夫之:《张子正蒙注》,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63页｡
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69､581､483～484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8页｡
(11)熊向晖:《历史的注脚——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及四老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页｡
(12)张化:《毛泽东与70年代中国外交的新局面》,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1期,第45页｡
(13)钱基博:《湖南近代百年学风》,岳麓书杜1985年版,第1页｡
(14)饶怀民编:《杨毓麟集》,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35页｡
(15)《船山全书》（第13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5页｡
(16)王兴国编:《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123～124页｡
(18)《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1页｡
(19)韦政通:《儒家与现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8页｡
(20)杨伯峻:《论语泽注》,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2页｡
(21)班固:《汉书·董仲舒传》,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918页｡
(22)《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
(24)陈登才主编:《毛译东的领导艺术》,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页｡
(25)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10～111页｡
(26)(27)《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5､1193～1194页｡
(28)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08页｡
(29)王缉思:《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研究》,见资中筠主编《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