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税法，是唐德宗时代宰相杨炎所创之税法。由征收谷物、布匹等实物为主的租庸调法，改为征收金钱为主，一年两次征税。建元元年年末，就有了1300多万的两税收益，比两税法以前唐王朝的全部财赋收入还 要多出百万，唐王朝的全部财赋收入达到了3000余万贯。
历史背景
唐代初期，由于实行均田制，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每户农民有一块土地。凭借这些土地，可以承担国家的租税和徭役，并维持一家生计。以丁身为本的租、庸、调制便是在这个基础上实行的。但是在唐朝建国以后，土地兼并便在逐步发展，失去土地而逃亡的农民增多。农民逃亡，政府往往责成邻保代纳租庸调，结果迫使更多的农民逃亡，租庸调制的维持已经十分困难。与此同时，按垦田面积征收的地税和按贫富等级征收的户税逐渐重要起来，到天宝年间，户税钱达二百余万贯，地税粟谷达一千二百四十余万石，在政府收入中的比重已经和租、调大约相等。安史之乱以后，国家失去有效地控制户口及田亩籍帐的能力，土地兼并更是剧烈，加以军费急需，各地军政长官都可以任意用各种名目摊派，无须获得中央批准，于是杂税林立，中央不能检查诸使，诸使不能检查诸州，赋税制度非常混乱。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江南地区出现袁晁、方清、陈庄等人的武装起义，苦于赋敛的人民纷纷参加。这就使得赋税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
在建中以前，已有多次试探性的或局部地区的赋税改革。代宗广德二年(764年)诏令：天下户口，由所在刺史、县令据当时实在人户，依贫富评定等级差科(差派徭役和科税)，不准按旧籍帐的虚额(原来户籍上的人丁、田亩、租庸调数字)去摊及邻保。这实际上就是用户税的征收原则去代替租、庸、调的征税原则。不过没有贯彻下去。永泰元年(765年)又命令：其百姓除正租庸外，不得更别有科率。但是在同年五月，京兆尹第五琦奏请夏麦每十亩官税一亩，企图实行古代的十一税制，实际上是加重地税。到大历四年(769年)又先后有几次关于田亩征税的命令，五年三月的规定是京兆府夏税，上田亩税六升，下田亩税四升;秋税，上田亩税五升，下田亩税三升。分夏秋两次并且按亩积和田地质量征税，都是试行的新原则。与此同时，在广德二年到永泰二年已开始征青苗地头钱，按垦田地积，每亩征税十五文，也是按占有土地的面积科税，不过是征钱而不是征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