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欢，80后，湖北某媒体文化记者。关注出版动态，遍访文化名家;喜好阅读，“为了让所有的善意颗粒归仓”;带着谦卑、耐心与好奇心，深入这个世界的细节，观察它的微妙，捕捉丰富的过渡色彩。
诗歌民刊《他们》和“他们文学社”业已诞生三十周年了。所以并不奇怪，作为其主要的编辑者和组织者，韩东会将他今年出版的最新诗集命名为《他们》，还同时推出三十年诗歌合集《韩东的诗》，更想就自己所见证的中国当代诗歌一路走来的挣扎、造就和遗憾写成一部《三十年河东狮吼》。
三十年前，一拨年轻诗人躁动不安，一方面对北岛和“今天”写作群崇拜有加，另一方面又竭力寻找新的出路。他们在文学史上被命名为晚于朦胧诗一代的“第三代诗人”。不过，对于部分诗人而言，诗歌的真正分野或许并不在代代相续的时间流程中，而在空间里，体现在不同的写作和用心，不同的情怀和希求之中。
因反感当时诗歌中盛行一时的苍白的英雄主义和空泛的理想主义，以及那些很繁复的、知识化、书面化的东西，韩东、于坚等人在1985年创办了“他们文学社”，将个人与现实生活所建立的真实联系作为写作的前题，提出“诗到语言为止”，在语言上倾向于口语化，从而推动了朦胧诗之后当代诗歌的“转变”。
正如韩东所说，这个诗歌团体中不会有一种压倒性的美学主张排斥异己，具体的写作者永远大于“他们”这个符号。以韩东为例，自发表《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等诗歌后，他像是穿上了一件“诗歌革命家”的外衣，被公认为口语诗的开拓性代表诗人。此后，他发起“断裂”行动，以民间的立场崭露于诗坛，顽强抵抗着庞然大物般的集体经验，不动声色地描摹着生活中的微妙情境。
总的来说，韩东的诗歌写作多来自他对于日常场景和个人生活的强烈感受与思考，及掠过表象去打探生活本质的独特理解。他追求的是诗歌语言的透明性、透光性、光照性，即使写黑暗也是像流水一样的，是透光的、透气的。
三十年来，韩东从未放弃诗歌，尽管在1990年代以后将主要创作方向放在了小说上，至今已完成了数量可观的中短篇小说和六部长篇小说。在他眼里，小说和诗歌这两块地得轮番耕种，而且迄今所有的作品都归于“习作”一类，“前期不应视为成绩的积累，可能只是为了获得坐标感，获得失败而非成功的经验”。
他在个人极致的开掘上依然野心勃勃。记得2010年我在长篇小说《知青变形记》出版之际采访他时，聊过他当时有何“野心”的话题。彼时，他提笔写起知青题材，希望与其他作家一起朝各自的方向努力，突破对“文革”和“知青”的概念化处理模式，提供给后人的想象更复杂多义一些，更深沉辽阔一些。
如今，诗歌和小说方面的创作，于他都一样，已不介意“好坏”，而注重职业和专注。只有不断深入以触及核心秘密为己任的写作才是他唯一尊重的。还有，他越发对异质的东西感兴趣了，写作上虽然以个人生活启动，但与现在时的现实刻意保持着距离。比如他今年7月在《收获》上发表的最新长篇小说《欢乐而隐秘》，同性恋、堕胎、素食、宗教迷狂等“非常规”因素像空气一样弥漫、贯穿着整个故事，一切细节都是自足自在的，由狂欢式的笔调予以呈现，可谓是给读者带来一场欢乐而隐秘的阅读体验。
在正常之中揭露不正常，在平淡之中寻觅不平淡
卢欢：今年是您收获颇丰的年头：出版了三部个人诗集《韩东的诗》、《你见过大海》和《他们》，还在《收获》杂志上发表了长篇小说《欢乐而隐秘》。这些作品各自经过了多久的酝酿期，在您的创作体系里都占什么样的位置？
韩东：《韩东的诗》是我三十年来诗歌写作的合集，《你见过大海》是三十年来诗歌写作的精选，《他们》是最新的诗歌结集。《欢乐而隐秘》是我的第六部长篇小说。各自的写作时长不等，都碰在今年出版或者刊载纯属偶然。在我的写作生涯里，所有这些作品我都视为习作、练习，总觉得真正的杰作尚未诞生。
卢欢：首先说说《欢乐而隐秘》吧，我刚刚一口气读完了它。简单地说，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现实爱情故事，也有着寓言的味道。您也不止一次写爱情主题了，这次写跟以往的写作有什么不同？它是《中国情人》升级版？
韩东：可以说是《中国情人》的升级版。人物、故事都不同，但都是写男女关系，都有一定程度的喜剧成分，都是现在时的情感故事，目的也都不在于写爱情，而是通过所谓的爱情瞄准这个时代，呈现存在之荒谬。比起《中国情人》来，《欢乐而隐秘》涉及的面向不同，写法上也更集中、怪诞和神秘一些。
卢欢：您说这可能是自己写得最好的小说，“够通俗，但够敏感”，并形容它“几乎没有肌肉，一束束神经缠绕在牢固的骨架之上”。小说里充斥着我们似乎熟悉却也感到离奇的场景和细节，人物的情绪变动常左右着故事的进展，这是不是您所说的“神经”环绕的缘故？
韩东：只能说是这类小说中写得比较自由自在的。我说的“神经”是指写法上的裸露状态，尽量地简单、集中，呈现筋腱的分布和关联。就像没有皮肤的供解剖之用的标本，而且它是“活剥”的。说得有点可怕了，但小说的进行就是这样设计和实施的。成败未知。
卢欢：“欢乐而隐秘”指的是什么？环境、心境还是什么别的？
韩东：一个书名而已。我不想用那种点题的书名，也不想毫无关联。“欢乐而隐秘”可能是某种气氛的形容。并且这个名字比较抽象、不正常，这些都是我喜欢它的原因。
卢欢：您在小说创作谈中交代：“实际上此书的预设是相当明确的，只是在写的过程中偏离了，飘逸出去。”也就是说您在这场写作过程中遇到了一些意外吧？
韩东：所谓意外是题中应有之意，没有意外的写作痛不欲生，也写不好。意外是长篇写作中的常规，不是说具体的偏差、失控。这部小说从起心动念到最后完成，纠缠了我头尾三年。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东西，以及为什么写成了这样一个东西。这么说，并不表示我不满意，情形恰恰相反。我得意于写作的意外，并认为有趣的作品一般来说都是意外之作。没有意外和偏离，写作当真没有乐趣可言。而没有最初的设定，相对而言的意外或偏离就没有可能。这部小说有确定的预设，但也有自由放任的部分，二者都不可或缺。
卢欢：您此次一如既往地用第一人称写作，小说中的“我”秦冬冬是个同性恋倾向的专栏作家，也是女主人公林果儿的“闺蜜”。为何选择以这样一个人的视角来讲述整个故事？
韩东：秦冬冬既担任串场联接的任务，同时也构成故事的组成部分。越往后，他就进入故事越深。选择这样一个人物或角色，一是由于这个特异的故事叙述本身的必要，二是秦冬冬会带来异质，即某种非常规的因素。在正常之中揭露不正常，在平淡之中寻觅不平淡，我是乐见的，故意为之的。
卢欢：小说中多数人都是现实的、庸俗的，唯独林果儿和富豪齐林的爱情观比较纯粹、理想化。虽然林果儿有段时间也脚踏两只船，但个性纯真善良。最后两人好不容易相爱了却又阴阳两隔。您对他们的爱情及结局持什么态度？
韩东：人往往不了解自己，更不了解自己的情感倾向。需要一些契机，我们才能了解自己，或者说了解自己比较深入的、不易察觉的情感层面。死亡或分离就是这样的一些契机。人了解自己和实现自己是两回事，往往，了解的同时就是丧失之际。悲剧由此产生，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果儿和齐林的爱情只能在幻觉中进行下去，这也未尝不好。
卢欢：肯定有人不理解您为什么会写齐林这样一个呆萌痴情的土豪，或者看到他为爱情不顾一切时会觉得这种人物设定有点近似于肥皂剧了。您是怎么想的？
韩东：我们的认识也许需要负负得正。歌颂穷人、贬斥富人在文学中是常规、常态，一般来说，这是没错的。但看法趋于一致就有点不动脑筋了。财富和人性的关系也可能有别样的，也有特例。别样和特例我都喜欢，这不是说我喜欢富人。恰恰相反，在现实生活中，我一向认为财富的积累包含某种程度的原始罪恶。但文学是另一回事。
卢欢：女主人公林果儿开始礼佛、念经、吃斋、做功德行善，还有她相信的因果报应、死生轮回，种种宗教信仰的因素和色彩弥漫在小说之中。这些暗含了您对于宗教哲学的某种探讨么？
韩东：这些也属于我刚才所说的异质，和我在现实中对宗教、哲学的思考不太是一回事。当然，我反对那些倾向明确的说教，尤其在文学作品中。该小说虽然涉及到一些信仰或迷信因素，但并没有给出肯定或否定的答案。如果我这样做了，那将是不可原谅的。对信仰、迷信的一味嘲讽是一种轻狂，和布道的严肃、大言不惭在我看都是一回事，吃相都比较难看。
卢欢：就这部小说而言，它不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而是和现实交流、交往的一种结果？您声称的“我并不喜欢现实主义，但现实的意蕴提供了飞跃助力”跟作家王安忆主张的“让我们乘着现实逻辑的惯性飞起来吧”有相通之处吗？
韩东：我说的和王安忆不是一回事，从作品到言论都是南辕北辙。现实主义的本质就是那个所谓的“逻辑”，这东西我完全不强调。“意蕴”是其他的东西。就像做梦，梦的逻辑和现实的逻辑是相悖的，但它又确有身临其境之感。这个身临其境之感才是“意蕴”层面上的东西。
卢欢：您的每一部长篇的故事和写作的方式都不一样，之前有写下放干部全家下放经历的《扎根》，有写1970年代县城少年生活的《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有写知青经历的《知青变形记》等等。这些小说加上最新的一部，都能“雅俗共赏”，即便是写了诸多荒诞之事，但也力图回避耸人听闻，将之平常化。这也是您一直以来所追求的吧？
韩东：我说过，我只写我自己喜欢读的东西。有人不然，写的东西自己不爱读，却抱怨别人不读。真的以为有什么专家或者权威人士心理构造与常人不同，就好难读这一口？而且你还不在其内？一望而知的深奥往往是一个蒙人的假象，它另有意思，它的意思就停留在深奥这层表面上，实则毫无可探测的深度。
卢欢：我记得您以前谈《知青变形记》的写作时就说过，敢于低贱使小说成为活色生香的存在，别开生面。
韩东：是的。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的分野好像天经地义，事实上它们互相之间是以其对立才真实存在的。就像两个对手，互为存在的条件，看似水火不容，实际上都是为对方而生、而战的。文学写作一旦落入这个陷阱就万劫不复了。我的主张是无视，无视这一人为的、观念性的分别。在我看来，小说本身的魅力和可能性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说既不要避俗，也不要避雅。重要的是小说的叙事方式本身，它是有讲究，有秘密的。只要你的小说真的写得好，一定是雅俗共赏的。我们的时代有俗的文学，也有雅的文学，但真的有雅俗共赏的文学吗？《金瓶梅》和《红楼梦》之所以存在，是因为那个时代雅俗的分别并没有今天这么观念化、制度化。即使是在今天，我认为也可以创造某种无分别的奇迹。比如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他的小说绝对高级，但又绝对的有叫好度，拥有大量的读者，那才叫小说！
卢欢：即便是写作历史题材的小说，您的出发点也不是去代言、去记录历史，而是体现对以人性等为永恒话题的纯文学的追求。您是怎么理解这两种写作目的的？
韩东：写出真相是一个目的，但这一目的并不属于文学。文学永远是创造，或者再创造，历史现实只是材料，是想象力的发动机。求真、反映、现实主义，在文学的范围内我觉得都是等而下之的。文学即使和历史现实发生关系，也是将其作为想象力的引擎的。如果作品成功，有生命，就赋予了历史现实以表情。这就像《三国演义》和《三国志》是不同的。《三国演义》就是以三国历史为材料的文学想象，就是三国历史的文学表情。如果你指责它有违历史事实因而没有价值，那是愚蠢的。问题仅仅在于，我们的现实历史提供了如此丰富可观的材料，但缺少以此为启动的不朽的文艺作品，这就是我说的浪费。
卢欢：您的下一部小说的题目《城与尘》已经通过微博广而告之了，能透露下您选择的题材和构思么？
韩东：八字没一撇，说了心虚，不说了。
三十年来当代诗歌构造了一个传统，保证了延续性的空间
卢欢：湖北诗人张执浩中途写了百万字的小说，后来放弃了，还是捡起了诗歌，因为“通过它找到了打通自己与世界的唯一的情感通道”。而您写了二十年小说后，又重新回归诗歌，是出于何种需要？
韩东：我是写诗的出身，后来写小说，同时也写诗，也写点别的东西，比如剧本。无论写什么我都视其为专业，也就是说是需要投入精力甚至经年累月才能了解和把握的，才能做得比较好。我给自己一段时间回来写诗，不是增加其数量，而是，觉得此事尚未进行到位，有努力的余地。小说亦然。再回过头去写，也是觉得有继续深入的空间。我就像有两块地的农民，得轮番耕种。某一块地的休耕不仅是自然要求，也是人手不够造成的结果。
卢欢：我注意到您多次表态说诗人身份是首位的，尤其是在诗人动不动被调侃揶揄、名声不好听的时代，更愿意是一个诗人。这么说，您心目中的诗人形象与被大众所注目、消费的诗人形象很不一样？
韩东：不必浪漫化诗人，也不必漫画他们，他们的形象实在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专业要求，是自觉意识，作品的确非同凡响，并且有持续工作的余地和目标。而这一切只有置身于这个专业内部才可能真正感受到。大众对诗人的了解是外在的、标记性的，诗人的自我阐释往往也是对外的引导宣说，针对性较强。我认为都不可以当真。
卢欢：在1980年代创作诗歌之初，您在语言和技巧方面与上一代诗人就有着明显差别。当时美学范式亟待突破，您提出“诗到语言为止”的诗学主张影响很大。如今这句名言不再被提及了，您自认为仍然是一个“诗到语言为止”的诗人，还在强调语言之于诗歌的重要性？
韩东：语言之于诗歌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但这里面仍然问题多多，比如，什么是语言？什么是诗歌？因此，就此进入观念探讨和理论构造上的自圆其说，我认为是相当危险的。写诗是一种实践，在写的过程中，所有有关语言的问题才为真，所有的思考作为一种集中注意力的方式才有意义。而且诗歌还不单有语言问题，它的问题几乎无所不包。在写的进行中，在具体的作品里，体会到的“万法归一”才是真实的整合和单纯。写作解决问题，非解决问题而后才有杰出的作品。
卢欢：您写于三十二年前的《有关大雁塔》被誉为您的诗歌代表作。我最早是在语文课本里读过，当时心中还没有一部文学史，不太能理解其“反文化、反英雄、反崇高”的意义。后来听说，写这首诗歌的时候，您正担任高校的马列哲学教员。这在外人看来似乎存在一种反差，您怎么看？
韩东：写这首诗和我当时谋生的职业没太大的关系。当马列教员属于个人命运的偶然，写《有关大雁塔》也是偶然，但从中提取的文学史的意义也许是有“进化”价值的。即使有，也非我个人的事，是评论家看待诗歌方式变化的一种角度吧。
卢欢：其实这首诗的未删节版本中并不都是反英雄趣味的东西，在经历不断的校正和纯化之后才成为新生代诗歌最具标志性的作品之一？
韩东：修改和删节都出于直觉，成为标志性作品不干我事。
卢欢：自1996年回到与自己血缘有更密切联系的南京后，您逐渐成为主流文学界必须关注的诗人。您觉得这个时间节点前后的自己有什么变化？两年后您发起了“断裂”行为，后来回忆说这“在当年是一个集体行为，今天已成为我个人的一种宿命”，直到今天您依然是一个“断裂”的作家？
韩东：我的人生应该有一些“节点”，但我不太善于总结，就这么稀里糊涂过来了。至于“断裂作家”，我认这个账，今天仍然是，以后亦然。但我看清了一个问题，和当年所决裂的东西之间的冲突并非全是观念上的，没有那么高级。中国文坛和其他领域一样，腐败是压倒性的危害。我当尽力不成为文学腐败的一分子。所谓的文学腐败当然不仅是贪污受贿、捞物质好处，是争取名誉地位不朽声名时的不择手段。官方、民间都有各种的混，唯独凝神写作遭到贬抑。这很可怕。
卢欢：您当初反对文学写作的霸权，认为霸权、垄断、以正宗自居，是对写作事业的伤害，是对一代人甚至几代人文学创造力的伤害。事实上，文学界无论是编辑还是作家、评论家，关于什么是好的文学，都会有稳固的看法。而这些共识如何形成，深究起来是不是挺有意义？
韩东：可以有偏执的看法，偏执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我欣赏这个。但应理解当今的文学实践是多元的，多元不仅是一个理想的文学政治局面，某种意义上说它即是文学现代性的标志。一统天下的努力不仅不可能，也是土牛木马的思维和观照方式。个人对他的写作负责，和他人的他种写作方式多元共生，给出了今天我们写作相对而言的价值意义。至于写作的绝对意义那是私人的一个幻象，对营造它的主人有意义，推而广之不免失之偏颇。
卢欢：人到中年后，会不会多了一些对人生和自我的感叹和抒怀？从前是典型的悔其少作甚至“毁其少作”类型的人，现在会不会觉得自己越写越好了？
韩东：只能说有进步，但以前写得不够好和以后会写得好得不得了，是两股前拉后推的力量。是否是实情不知道，但我已习惯在这二者之间汲取动力，至少感觉上是在前进的。
卢欢：有人评价说您在写作姿态上保持了诚实与卑微。您始终还是不喜欢史诗和长诗，和那种好大喜功的功利主义写作？
韩东：长诗和史诗也有写得好的，只是我个人目前还写不长。以后不知道。好大喜功也并非坏事，关键是能力所及。诗歌这玩意儿不是论个头的，我的意思是，鸿篇巨制也未必不好，当然也未必就好。
卢欢：您擅长从生命的细枝末节处发现的“赤裸裸的真实”和日常生活、庸常生存的“神圣性”，这方面您有什么经验之谈，可以给诗歌爱好者借鉴的？
韩东：我注意细节，注意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和他周边的关系，爱琢磨这些事，不是因为文学。这可能是我观看世界的特点，对这些事比较敏感。每个人都从自己的特殊性中汲取写作的营养。有人好读书，有人好幻想，有人喜欢沉思，都可能成为营养。向自己学习尤为重要。你有哪些异于常人之处？有哪些挥之不去的地方？固执、癖好、非标准化，甚至毛病，这些都是我们的天然财富。一开始体现在我们喜欢一类作家和诗人而不喜欢另一类作家和诗人那里，然后，它们就落实在你自己的写作中了。每一个有出息的诗人都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和特别性重塑了适合于他们自己的形式、方式，才成就杰出的。
卢欢：“诗歌是剩余智力的产物。它的完全无利可图保证了它的纯洁。这就是它为什么比小说之类的要‘先锋’的原因。”您怎么理解当下的诗歌的先锋性？
韩东：真正的先锋性亦蕴藏在一个人的固执里，比如说周亚平。真正的先锋性不是一种先锋的样式或者姿势，而是创造了一种只适合于他自己的样式和姿势。某种东西我们一闻它就是“先锋”的，这不算，这是对先锋性的模仿，已经居后了。像周亚平的诗歌，一闻就是他的味道，而且如此陌生，几乎从未有过。因此，他不仅是一位具有个人性的诗人，也是一位全新的诗人。再比如杨键，确乎杨键的味道，但这味道不够特异（不以此胜出）。所以说，杨键是一位传统性的天才诗人，而不是所谓的先锋诗人。
卢欢：相比只看诗坛热闹的读者来说，您更熟悉的是诗歌内部发生的一切。看到您在微博上连载了《三十年河东狮吼》中的几篇样章，以历史的亲历者和实践者的角度解读三十年当代诗歌创作史，意义不言而喻。您觉得现在是时候来总结一下三十年来中国诗坛发生了什么？
韩东：写这本书的计划已经放弃了，时候不到，也计划不周。至于三十年来中国当代诗歌发生了什么，一言以蔽之，就是从无到有，经过两代人的努力，我们终于有了一个连续性的新诗传统。这和我们开始写诗的时候不一样。我们开始之际，古典传统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存在，不起任何实际作用。新诗传统，由于1949年以来三十多年的中断，也衔接不上了。而现在，中国当代诗歌好歹有了一个传统，虽然短暂，但相当可观，几乎每一种写法和方式都能从中找到过来人的努力，有其线索或踩踏出来的路径。
卢欢：所谓当局者迷，您在梳理总结中又会有什么样的困惑？比如说在认识这三十年的诗歌写作造就的传统的面貌及走向等方面。
韩东：经典是由后来者造就的，经典作家或诗人活在后来者的写作中。我们被未来规定的意思并非是说被未来的读者接受（像通常的理解那样），而是被未来的写作者认可。如果，他不能从你的作品中汲取营养、受到启迪，再造属于自己的作品，你的写作在经典的意义上就是失效的，就进入不了所谓的传统。三十年来当代诗歌构造了一个传统，说的就是它提供了多种的样式和方法，多种的观念和写作实践，可让后来者自由选择。它保证了延续性的空间，优胜劣汰，诸如此类。
把握创造性工作的心理，犹如武功秘笈一样重要
卢欢：看您新近的文章中说您一向对原始事物着迷，小时候就爱读“从猿到人”之类的书，醉心于古人的质朴和率真，对《诗经》的喜好和评价远胜于唐诗宋词，到西安最想去的地方是半坡古人类遗址，为此写了《半坡的雨季》和《大地上》。历史源头或者前文明吸引您的地方是什么？通过回溯，您想找寻到什么？
韩东：我也就是一说，并无太多的深意。说到源头，那肯定是令人神往的。大到一种文明是有源头发轫的，小到一种具体的诗歌形式和方式也是有其起源的。此外，作为以创造为己任的作家或者诗人，他本身就是他那一套写法的源头。在这件事上刨根问底我认为是有益的。况且，在一个相对而言变化和再造的草创时期，我们这代人的处境甚为特殊，对文化脉络的演进需要了解，更重要的是要理解它如何出现以及怎样出现。个人如何凭借一己之力扭转乾坤，在这一点上创造者与古圣先贤的心是相合的。
卢欢：您很早就有“触电”经历，近期是给电影《公路美人》做编剧，之前还为贾樟柯写了《在清朝》的电影剧本;甚至十年前还当演员，参演过《天注定》和独立电影《好多大米》、《下午狗叫》等。是什么驱动您跨界做这些事情？从文字描写一个人物，到用语言、表情、动作演绎一个人物，好玩么？
韩东：当演员只是好玩，给朋友帮忙，我并没有当回事。和导演合作我比较当真的是写剧本，那仍然是通过文字。当然，剧本写作也是专业，需要经验和一系列的学习领悟。
卢欢：与各种艺术方式合作的这种尝试让您得到了什么？
韩东：我从经验中学习，不独是从和艺术家合作的经验中。了解一种工作如何开始，如何完成对我来说是难得的机会。任何工作，只要做得好，其中就有道，而这个道是相通的。我的确喜欢看人干活，了解工艺和程序，但更重要的是心理。创造性工作的心理是一个话题，虽然各有各的特殊性，但心理过程仍然有它的一致性。对它的把握在我这里犹如武功秘笈一样重要。天才人人皆有，匠人的务实和苦干却是需要通过学习和训练的。
卢欢：能说说您的网络生活么？发微博微信晒诗歌、评论文章时更注重一般网友、读者的评论还是文学圈内评价？
韩东：在网络上我很笨拙。按我的理解，它就是一个窗口，可以和读者直接沟通，及时得到鼓励。但它越来越成为一种和点击率有关的虚假战报了，说好说坏越来越不能当真。甚至，大多数情况下也没有人会认真看你的东西，就像我自己也不能在网上沉下心来仔细阅读。网上的繁荣是虚假繁荣，是某种自我中心的自欺欺人。每个人都希望别人关注我甚于我关注别人，没错，他也得到了这种印象，印象而已。每个人都假装关注别人，以此作为吸引，让对方切实地关注自己。这又怎么可能呢？最后这件事会发展成一种礼节或者礼仪，人生在世需要这个，但和文学阅读渐行渐远。当然了，它的广告作用毋庸置疑，这是我至今还以文学写作的名义留在网上的原因。
卢欢：有种说法是，当代诗歌是最早进入“自媒体”时代的文学形式。进入微博、微信时代，进入了视听时代，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创作和传播会遭遇一些机遇和挑战。作为写作者，您如何自处？
韩东：万变不离其宗，得有好的作品。否则，传播来传播去，耸人听闻，目不暇接，终是梦幻一场。可以这么说，网上越是喧闹不已，我越是心虚，得写出真正过硬的东西这才是究竟。否则不就成一个混子了？一个有头有脸名声远播的大混子终究还是一个混子。与其相比，不如被褐而怀玉。
责任编辑 向 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