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宏观政策依靠具体的微观行为主体来实施，只有微观主体(包括厂商和居民)采取相应的行动，这些政策才能达到或可能达到其制定的预期目的。我国当前宏观政策的微观反应如何，其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应该追求怎样的政策取向，就这些问题我们请教了福建师范大学黄家骅教授。
摘要：基于我国近年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各种矛盾现象，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绩效性提出了质疑。我国宏观经济中存在不充分就业、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价格、不公平税赋、不均等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不充分的财产权和契约关系。而这些缺陷的存在又都与宏微观经济不一致、宏观经济政策不重视居民主体的动机与行为有关。因此，应落实居民的市场主体地位与作用，宏观经济政策应着眼于对居民行为的规范与激励，这样才能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绩效性。
关键词：宏微观相一致；居民主体；宏观经济政策绩效性
中图分类号：F8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06)03－0034－03
一
宏观经济政策是宏观经济运行的路径设计，宏观经济运行必须服从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合理指向，才能获得预期良好的宏观经济绩效，这是众所周知的。然而，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并没有取得高水准的成就，这就引起人们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绩效的严重关注，众多经济学家竞相对国民收入的增长、物价的涨跌、充分就业的取向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并提出了一系列有的放矢的政策设计方案。问题在于，各种宏观经济政策的讨论往往囿于宏观经济运行路径的优化、框架的修补，并没有跳出宏观经济这个大范围去探讨微观经济问题，更没有从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经济主体相一致的层面上去把握宏观经济运行的方向、动力、速度，甚至往往忽视微观主体的动机与行为倾向来设计宏观经济政策的着眼点，这就必然导致南辕北辙，椽木求鱼，使宏观经济政策的绩效打了折扣。
二
在2005年第5期的《河南社会科学》杂志上，拙作《现代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相一致性》(第25页)曾经强调，宏观经济运行必须立于微观基础之上，必须充分反映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和动机。西方发达国家在追求宏微观相一致的经济运行方面为我们树立了重视微观主体、发挥企业与居民的经济作用、完善微观运行体系、加强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主体的对应性等可借鉴的范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若要取得高预期的绩效，必须重视市场秩序和市场主体，必须重视企业之外的居民主体，居民主体的市场需求、收入愿望、储蓄行为、消费支出、投资预算、财产权益都对宏观经济运行的方向和任务提出了具体而实在的要求，同样也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绩效性提出厂基本的限制。因此，必须深入研究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居民、政府这三大市场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把握好资源配置的公共机制和私人机制的契合、国民经济运行中公共成分和私人成分的整合、社会决策实施过程中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的结合，才能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绩效水平：
事实上，近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虽然可囤可点，对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显著，但也存在不少的失误之处，显现了宏观经济政策这一只看得见的手的屡屡“失效”。(见表1)
从表1数据可以分析出，最突出的问题莫过于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出现的偏差，一系列重大指标相互矛盾。突出的悖论在于：1．经济高速增长，但物价却爬升缓慢。从2001年开始，GDP增长指数分5U为7．5％(2001年)、8．3％(2002年)、9．3％(2003年)、9．5％(2004年)，但物价平均上升率一直徘徊在1％的水平，这既有悖于凯恩斯的通货膨胀理论，也与西方国家中经济增长与物价水平并驾齐驱的实际不一致。2．财政税收大幅上升，但就业却不充分。我国连续5年财政盈余，税收总量分别为15301．38亿元(2001年)、17636．45亿元(2002年)、20017．31亿元(2003年)、24165．68亿元(2004年)，但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虽然近年城镇登记失业率都略高于4％这一国际公认的充分就业水平，但许多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失业问题非常严峻。蔡(日方)(2003)根据全国5城市调查数据得出1996年9月以来5城市失业率在8％122上，还推断出从2002年2月开始，失业率已超过14％121。周天勇(2004)根据2002年的统计数据，按照55％的劳动参与率，考虑到城镇新增劳动力、下岗分流人员、退伍军人、毕业的大学生，再加上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就业需求，同时考虑到城乡剩余劳动力所造成的隐性失业，计算出我国2002年的失业率水平令人难以置信地达到12．44％，并且以城市化水平1％的速率假设推断2005年失业率为10％。这种尖锐的现实与西方经济学家把税收当做经济运行的“内在稳定器”的看法极其矛盾，也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实践相悖。3. 收入显著增长与消费倾向不振的悖论，2003年，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首次突破1000美元，超过了原先所设定的小康社会的收入水平。但是，目前国内市场总体上还是需求不足，特别是消费需求滞后，消费信心和消费预期都不乐观，极大地束缚了企业产能和国民收入快速递增，这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也不一致。美国居民的消费支出约占GDP的2/3，2004年11．73万亿美元的GDP中，居民的消费支出占了8．2万亿美元，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推进器。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就开始鼓励消费，但成效不高。4. 居民储蓄规模巨大与居民投资水平下降的悖论。近5年来，中同居民的银行储蓄的人民币存款余额分别为6．43万亿元、7．37万亿元、8．69万亿元、10．36万亿元、11．96万亿元，说明居民手中有钱，但这笔数额巨大的闲钱并没有转化为投资，反而要花费极高的成本每年从同外引进资金，岂不令人困惑?实际上发达国家如美国的居民往往是“挣多储少”，据统计，2004年美国居民税后收入86470亿美元，消费支出85320亿美元，剩下的储蓄只占税后收入的1．3％，远远低于中国居民所保持的30％的高储蓄率，近年，金融市场不景气和居民理财渠道狭窄，特别是银行对于居民投资项目仍然“惜贷”，更加剧了居民储蓄份额的增长。5．实物经济与金融经济、社会财富增长不—致的悖论。一方面，我国经济繁荣主要表现为实物经济的迅速膨胀，金融经济却无法与之并驾齐驱，特别是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场、保险市场、外汇市场都相对发育不足，粗糙幼稚，难以担当金融经济资源乃至实物经济资源优化配置的重任，因此出现实物经济与金融经济成长周期不一致的矛盾；另一方面，我国实物经济的迅速膨胀又主要表现为工业化进程中的工业经济做大做强，与之尖锐对比的是农业经济由于农村中土地、劳力、资金的大量流出而迅速下降的比重，第三产业还比较孱弱，它们所能创造的社会财富与第二产业并不同步。更严重的是，工业化进程特别是重化工业的展开对资源与环境构成比较严重的损
害，特别是对第一产业所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和第三产业所依托的自然环境产生剧烈的冲击，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财富甚至要被它所造成的资源与环境破坏部分地抵消，就使得实物经济与社会财富的增长并不同步。所有这些悖论，都反映了宏观经济政策并不能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实际结果产生有效的激励和约束。原因是多方面的，很重要的是宏观经济政策并没有很好地反映居民这个市场主体的本质动机和要求。
三
居民主体处于市场经济的微观层面，虽然不能像政府主体那样处于宏观经济层面且主导着宏观经济运行的方向和模式，但他们作为全社会生产要素的最终提供者(包括提供储蓄作为企业的资本，提供人力资本参与各个领域的经济发展，拥有土地使用权并转让这种物权，提供技术、管理、信息等要素)，同时又作为全社会同民收入的最大支配者，当之无愧地占据着经济运行的中心地位。虽然居民这个市场主体的整体性不如企业，主动性不如政府，但动机与行为的确定性却要超过任何其他市场主体。也就是说居民是充满理性的，他们绝不干“傻事”。如果在收入水平上处于较低层次，中国居民将“量入而出”，绝少会因为宏观财政政策的“减税”(如个人所得税的“门槛”提高)或货币政策的“减息”而增加消费支出；他们的这种“倾向”似乎电验证了笼统的“平等收入水平”不能说明“边际消费倾向”，不同收入阶层所代表的“边际收入倾向”才能决定“边际消费倾向”。如果“改革”的结果使得社会福利水平降低，社会保障如养老、医疗、失业保险都要由自己来负担，甚至教育和住房“改革”更要居民积攒大笔积蓄，那么居民无论如何不可能有较强的“消费信心”，只能拼命地增加银行储蓄；如果金融市场还是充满了“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居民投资成了企业圈钱的“肉包子”，血本无归定将使居民捂紧自己的钱袋子，那么，托宾的“风险与收益相对称”的定律自然促使“大储蓄、小投资”的尴尬局面出现。如此等等，都说明了居民这个市场主体的“事后决策”相对于政府主体的“事前决策”具有基本性、实质性、归宿性的效果，宏观经济政策只有符合居民的根本利益，才能保证宏观经济运行顺畅，否则，宏观经济运行就会出轨、扭曲、失灵。
当然，这并不是说居民这个微观主体要故意地处于宏观主体的对立面，而是由于微观主体的本质、构成、倾向处于一个“次优”的经济运行环境中，它不可能按照宏观主体“事前决策”所规划好的轨道行进，必然出现宏微观不一致的结果。现今，由于经济转型不到位，真正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尚未建立，我国宏观经济还存在着至少五大缺陷，即：不充分就业、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价格、不公平税赋、不均等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不充分的财产权和契约关系，这五大缺陷直接形成宏观经济运行的“梗阻”。因此，要探讨宏观经济政策绩效不到位的原因，必须确定居民微观主体与政府宏观主体之间究竟在何处产生“错位”，才能对症下药。
四
笔者认为，宏微观的一致性取决于它们双方都必须“理性地”适应对方，而先决条件是微观主体必须符合“经济人”的行为标准。宏观经济运行必须处于一个相对健全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才能发挥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效。为此，从居民的角度，优化宏观经济政策的绩效，主要着力点有这么几个方面：1. 以充分就业为目标，把居民主体全部“暴露”在宏观经济政策的“辐射”之下。居民只有进入就业岗位，才有稳定的收入。随之而来是稳定的消费、投资、社会保障，以及分期付款购买住房、通过教育增强人力资本等——就业人口不仅具有理性的经济行为，而且充分地笼罩在宏观经济政策之下，居民对宏观经济政策的适应力、附着力也就增强了。反之，一旦失业，各种收入、消费、交易行为都失衡了，哪里还能跟随宏观经济政策的指挥棒行走?失业人口是社会的边缘人群，一个失业率过高的社会是无法有“理性”的成就的，这是宏观经济政策制订者必须谨慎对待的首要问题。2. 以均衡价格为着力点，逐步消除垄断价格对居民的压迫。目前，石油、天然气、民航、铁路、电信、电力等垄断部门还占据着强势地位，医疗、教育、房产等部门也利用其垄断地位对居民需求说一不二，这些市场垄断不仅扭曲了市场机制，同时也扭曲了居民的消费预期和消费行为。因此，政府应当下力气治理垄断行为，消除垄断价格，正本清源，给居民消费者一个理性的消费环境，这样，宏观经济政策鼓励消费才能落到实处。3. 累进税为杠杆，实施全社会公平的税赋，进而增强宏观经济效率。目前有些人认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这种说法有点似是而非，公平和效率是密切相关的对应范畴，离开公平的效率是不可能长久的，譬如，美国南北战争前，奴隶制的实际效率很高，但不得人心；反之，否定效率的公平也是空洞的，平均主义使中国历史上多次农民革命陷于泥潭而不能自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初次分配就贯穿着公平与效率，居民提供的生产要素必须获得公平收入，否则，就会挫伤要素提供者的积极性；再次分配既要注意公平，运用累进税等税收工具使高收入阶层多交税，同时还要向低收入阶层转移支付，营造更多的中等收入人群，使社会边际收入与社会边际效用趋于一致，以此提高整个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效率。4. 福利社会再造为宗旨，提高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社会保障体系可以免除居民的养老、医疗、失业忧虑，公共福利可以支持低收入阶层获得住房、教育和众多的公共品消费，这不仅有利于全社会居民保持“理性”的心态，而且还起到鼓励就业、刺激消费、推进投资的作用，与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不谋而合。因此，在我国居民人均年收入1000美元，并且朝着人均年收入3000美元的门坎迈进时，社会公共品的供给要有一个大幅度的提高，在促进收入均等化的同时促进福利均等化、社保均等化，这不仅是宏观经济政策优化之本，同时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5. 财产权落实为契机，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水平。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之所以经常陷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困境而扭曲经济运行机制，除了体制方面的原因之外，市场主体缺乏自律也是其中的主要因素。在一个财产权不充分的社会，是无法建立契约关系的，也无法建立经济主体之间的诚信，更无法降低交易费用。因此，今后要以物权法的实施为契机，理顺居民与企业、居民与政府之间的产权关系，真正落实包括投资权、收益权在内的各种居民产权，把社会意志转化为个人意志，明确政府就是财产权的“守夜人”，进而提升宏观经济政策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总之，增强宏微观主体的一致性，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绩效性，政府必须转变宏观经济的管理方式，更多地发挥居民主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政府出台的各项政策必须更多地照顾到居民的利益，保障居民的合法权益；政府管理必须更多地向社会管理转变，发挥由居民主体所组成的各种社会团体的作用，通过分权自治而培养市民阶层，通过契约规范而培养诚信自律，从而达到政府意志与居民意志的吻合、政府行为与居民行为的理性对接。这样，就不难使微观主体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坚实基础了。
责任编辑 姚佐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