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虽然东亚合作的历史非常短暂，但中日韩合作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形成了多元复合治理的区域合作发展态势。在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总统上台以及中日韩关系遇冷等因素的影响下，东亚合作中的不确定因素增加，具体表现为中美竞争加剧、各国双边关系问题增多、地区热点问题升级和各国国内政局不稳等。如果管控失当，东亚合作就会面临停滞和倒退的危险。然而，这些不确定性也具有一定的相对性，也就是说，不确定之中也有一些确定的因素，不确定之中可能蕴含新的机遇。只要东亚各国加强交流，正确处理敏感问题，抓住机遇，就一定能够开辟东亚合作新的前景。
【关键词】东亚 中日韩 区域合作 新向度
【中图分类号】D83/8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07.005
虽然东亚文明源远流长，但东亚合作的历史却非常短暂。近代以来，东亚长期处于分裂状态，这主要是由于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实行“脱亚入欧”的政策和对朝鲜半岛、中国等亚洲邻国实行了长期不断的殖民侵略扩张政策。二战后，在东西方长期冷战的影响下，东亚主要国家和地区被划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不同的阵营，处于严重对峙状态，甚至爆发了朝鲜战争等严重的军事冲突。在冷战结束之后，国际政治中意识形态的冲突才得到缓解，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才认真考虑并积极推动区域合作。其中，东北亚地区的中日韩合作就表现得格外引人瞩目，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形成了多元复合治理的区域合作发展态势。但是，在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总统上台以及中日韩关系遇冷等因素的影响下，东亚合作出现了一系列不确定因素，甚至面临停滞和倒退的危险。本文将在总结东亚合作发展成就的基础上，分析当前东亚合作中存在的不確定因素，并对这些不确定因素的走向和东亚合作的前景进行展望。
发展与成就
东亚地区已经在经济、政治发展和区域合作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显著成就，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东亚地区的多级格局逐步形成。东北亚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的70余年中经历了多种不同的国际格局，总体上呈现出多极化的趋势。从1945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美国单极独霸的时期，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在打败日本军国主义之后乘势进入东北亚，而遭受多年战乱摧残的中国、韩国、日本则极度贫弱，基本上依靠美国的军事与经济援助才能勉强维持生存。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打败了美国扶持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之后建立了新中国，并迅速与当时的社会主义大国苏联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在苏联的支援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经过3年艰苦卓绝的战争，最终迫使美国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因此，20世纪50年代的东北亚地区处于典型的两极对峙冷战格局中。20世纪60年代，中苏矛盾不断加深，甚至爆发了1969年的中苏军事冲突，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关系表现为中美苏的战略大三角。日本和韩国在冷战体制下一直处于美国的保护之下，因而也对美产生了严重的依赖。进入70年代后，日本经济快速发展，1967年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英、法，1968年超过联邦德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于是，日本开始谋求政治大国地位，力图建立对美更加独立自主、均衡平等的关系，有的政治家和企业家甚至公然对美叫嚣：“日本可以说‘不’。”与此同时，中美关系在尼克松访华之后开始走向缓和，中日关系在1972年成功实现邦交正常化。东北亚地区由于日本的崛起开始了四方博弈的时代。韩国在朴正熙统治的20世纪60到70年代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起飞，创造了著名的“汉江奇迹”，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而且随后还跻身“国际富国俱乐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不仅如此，1987年6月29日，卢泰愚发表“民主化宣言”，韩国顺利实现民主化，并于1988年成功举办奥运会。韩国由于迅猛的经济与政治发展一跃成为国际舞台上一颗耀眼的新星。
现在中国、日本和韩国均为世界上重要的经济体，中、日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2015年韩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上排名第十一名，中日韩同为二十国集团（G20）的重要成员。中日韩三国不仅在东北亚地区，而且在国际舞台上均有着重要影响。因此，现在的东北亚已经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多极化格局，完全不同于历史上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和受日本支配的“大东亚共荣圈”。
第二，东亚地区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深化。在东亚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中日韩三国之间已经建立了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其中贸易投资关系格外引人注目。中日韩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均为各自排名前五位的出口市场。在此背景下，中国的日资、韩资企业数量巨大，种类繁多。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的统计数字表明，2015年的中日贸易总额为三千多亿美元，虽然在减少，但依然数额巨大。中日贸易在日本贸易总额中所占比例为21.2%（与2014年相比，上升了0.7个百分点）。其中，在出口中的占比为17.5%（减少0.8个百分点），在进口中的占比为24.8%（上升2.5个百分点）。中日贸易在日本贸易总额和进口总额中的占比均创历史新高。2015年日本对华投资的合同件数为26575件，比前一年增加11.8%，两年连续增长。实行基准的投资额为1262.7亿美元，增长5.6%。在华日资企业数量达到22790家（2011年末），占全体外资企业总数（136603家）的比例高达16.1%。
在1992年至2012年的20年间，中国与韩国的双边贸易额增加约34倍，从64亿美元增长到2151亿美元。截至2012年，韩国在华实际投资额总计396亿美元，在华企业2.2万家，在华韩国侨民65万人，中国与韩国每周直航航班800多班次。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日韩的中资企业也大量增长。活跃于中日韩之间各种类型、规模的企业不计其数，它们不仅对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而且为三国之间的社会文化交流提供了大力支持，成为维护地区多元社会秩序的中坚力量。
随着中日韩三国经济、政治方面的联系日趋紧密，三国之间各种非政府组织交流也日趋活跃。三国之间的人员往来总数屡创新高。在1992年至2012年的20年间，中韩人员往来增加53倍，从13万人次增加到691万人次。到2014年，中韩之间的人员往来更是突破了千万大关，达到1030.9万人次。2014年的中日之间人员往来达到512.7万人次，日韩之间达到503.5万人次。①特别是在文化教育领域，中日韩之间的共同研究或者合作交流项目犹如雨后春笋般全面展开。
第三，东亚的区域合作机制不断丰富。随着东亚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相互联系的加强，冷战结束后，特别是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合作进程正式开启。1999年11月，时任中国总理朱镕基、韩国总统金大中、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在菲律宾出席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早餐会，启动了三国在10+3框架内的合作。2000年，三国领导人决定每年在出席10+3等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将定期举行三国领导人会晤。2002年，三国领导人早餐会改为正式会晤。2008年12月，中日韩领导人首次在东盟与中日韩（10+3）框架外在日本福冈举行会议，决定建立面向未来、全方位合作的伙伴关系。三国领导人决定，在保留10+3领导人会议期间会晤的同时，将三国领导人单独举行会议机制化，每年在三国轮流举行。2008年，中日韩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了《三国伙伴关系联合声明》，首次明确了三国伙伴关系定位，确定了三国合作的方向和原则。会议还通过了《国际金融和经济问题的联合声明》《三国灾害管理联合声明》和《推动中日韩三国合作行动计划》。其后，三国领导人会议在三国轮流举办。2015年11月1日，在韩国首尔举行了第六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会议发表了《关于东北亚和平与合作的联合宣言》。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中日韩已经建立了包括约20个部长级机制在内的50多个政府间协商机制，三国政府官员就经济贸易投资、傳统与非传统安全、防灾减灾救灾、环境治理、文化教育交流等议题频繁沟通与协商。2011年9月，根据三国签署的协议，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正式建立，办公地点设于韩国首尔，预算由三国平均分担，为推动中日韩合作建立了首个常设机构。与此同时，三国之间还建立了大量的双边合作与交流机制。例如，中韩议员友好协会与韩中议员亲善协会分别于1992年和1993年成立。以2006年韩国国会与中国全国人大建立定期交流机制为契机，两国议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日益发展。中日、日韩的双边交流也很频繁。一位韩国学者注意到，“与东盟区域合作以政治为主导相比，韩中日区域合作以行政为中心进行”。②虽然中日关系、韩日关系在政治上处于冷淡状态，但三国的政府间合作交流不断得到推进。
传统的政治活动是一种典型的单层治理，即以国家为核心的治理。在国家内部存在一个以垄断暴力为后盾的公共权威，通常就是政府，而在国际政治中则没有一个公认的权威，完全是一种无政府状态。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中，传统的国家权力发生了变化，其中，一方面向上出现了超国家机构，例如各种国际组织和跨国体制；另一方面向下出现了地方和民间组织。由此，开始形成一种权威扩散状态和多维多层的复合治理格局。在这种复合治理体系中，传统的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界限变得不那么清晰，国内政治的国际化和国际政治的国内化现象普遍产生，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景观。东亚地区经济政治的快速发展、相互联系的不断加深和各种区域治理机制的形成正在呈现出一种新的政治景观。秦亚青曾经把这种新的政治景观称之为东亚合作的“多元多重的地区治理体系”。③
问题与挑战
虽然东亚合作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一开始并非一帆风顺。在此过程当中，东亚合作一直遭遇一系列的障碍因素，毫无疑问最核心的是美国和日本两个方面。美国对于东亚地区过快的区域一体化、过快的合作进程是非常警惕的，一旦东亚合作有任何重要的建设性提案，美国都会发出一些声音进行警告，甚至破坏和阻挠，以至于一些东亚合作的提案最终“胎死腹中”。另一方面，由于日本和美国的特殊关系，日本在东亚合作过程中虽然参与，但是一直三心二意，没有认真、积极地推进，有时甚至在美国的唆使下进行阻扰。自从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新一届美国总统以来，他的各种激进大胆甚至冒险离谱的内政外交政策在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引起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他的一些东亚政策主张也引发了不少担忧。在东亚区域内外的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下，东亚合作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增加，甚至存在停滞和倒退的危险。概而言之，东亚合作面临的不确定因素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第一，东亚区域格局方面的不确定因素。虽然东亚区域格局存在多极化的趋向，但是多极之间并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性容易引发矛盾和冲突。在目前的东亚格局中，最有影响的两极就是中国与美国。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自二战结束以来一直在东亚拥有广泛的经济利益和军事存在，并与东亚一些国家维持着军事同盟关系。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国际影响日益扩大，特别是在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中美在亚太特别是东亚地区的竞争开始加剧，引发了东亚很多国家和地区的不安。
在中国与美国的地区影响力方面，中国明显在经济、贸易方面具有优势，而美国则在军事、安全领域更胜一筹。中国不仅维持了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成为带动全球和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而且与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广泛的经济贸易联系。在此过程中，其他东亚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关系不断加深，期待中国发挥一定的地区领导作用。与此同时，美国在军事、安全领域具有绝对优势，成为很多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安全靠山。作为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的国防开支在2010年达到6870亿美元，占到全球军事开支的44.1%。虽然中国的军费开支仅次于美国，名列世界第二，但是军费开支总额在2012年只是美国的24%。如今，特朗普就任总统后极力增加军事预算，而中国则把军费预算涨幅从原来的两位数降低到了7%。2016年中国国防支出预算为9543.54亿元（相当于1382亿美元），比2015年只增长了7.6%。2017年预算约为10211亿元（相当于1479亿美元）。按照新华社公布的中国2016年GDP为744127亿元来计算，中国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1.28%，2017年军费预算则为1.37%。而美国从1988年到2015年，国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平均为3.95%，远远高于中国。
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在过去的40多年中不断深化，合作领域逐渐拓展，共同利益日益扩大。特别是在习近平主席上任后，中国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并不断取得成果。因此，中美关系确实存在“协调、合作与妥协（coordination， cooperation， compromise）”的积极一面。与此同时，中美关系也存在不稳定、不确定的一面，一旦管控失当就会出现“竞争、冲突与对抗（competition， conflict， confrontation）”的消极和危险局面。④在中美竞争过程中，美国为了抑制中国影响力的持续上升，近年来不断加强与一些东亚国家的军事同盟关系，迫使一些国家在中美之间选择立场，增加他们的对华疑虑，造成地区局势的动荡，妨碍东亚合作的顺利进行。特朗普上台后扬言要开展对华贸易战，并在货币汇率问题上对华施压，引发很多国家的担忧。
第二，东亚双边关系的不确定因素。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东盟+3”之间和中日韩之间，有合作的愿望和潜力，在过去的20年中也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这些国家之间差异很大，一直存在许多历史与现实问题，诸如历史认识问题、领土纠纷问题、权益冲突问题等。这些问题经常导致一些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出现变数，甚至发生严重的矛盾和冲突。
在东北亚地区，中日韩之间的双边关系就一再影响三国合作进程。三国首脑会议曾经明确提出中日韩首脑会议每年一次，三国轮流举办。但是，2012年9月11日，日本的野田内阁正式宣布完成“购买”钓鱼岛的手续，并对其实施“国有化”。日本的这一非法措施导致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怒，并使正值“不惑之年”的中日关系迅速跌入冰点，在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反制的同时，中国民间也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日游行示威。在此严峻情况下，中日韩的首脑会谈被迫延期，一些合作计划无法实施。2015年11月1日，在韩国首尔举行了第六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重启了东亚合作进程。但是，2016年以来中日韩关系再次遇冷，三国合作氛围明显受到影响，中日韩第七次首脑会议至今仍然遥遥无期。
具体来看，中日关系在近两年虽然保持了总体平稳态势，但是一直处于低位发展，有时还暗流涌动。自从安倍晋三再度就任首相以来，他基于保守政治立场在国内以修改和平宪法为重要目标，努力摆脱战后体制，而在外交上则一直强调巩固和加强日美军事同盟，并拉拢部分东盟国家，力图在东海和南海形成对中国的围堵，使得中日之间的战略互信完全丧失。在这种情况下，中日关系何去何从，安倍政权在东海南海、台湾问题等方面究竟还有什么动作实在难以预料，在安倍政权之下中日关系似乎也难以有大的改善。中韩关系在朴槿惠时期呈现典型的虎头蛇尾、前后矛盾。最初两年，中韩之间基于建交以来的多年积累，战略合作稳定发展，双方领导人互信加深；可是，后来韩国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决定与美国合作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不仅导致韩国国内政局不稳，也引发中韩关系的“地震”，使得中韩战略互信受到严重损害，中韩关系前景堪忧。日韩之间在改善双边关系上一度有所突破，不仅就从军慰安妇问题达成政府间协议，而且签订了互换军事情报协定，但是在朴槿惠总统遭受弹劾并最终被罢免的过程中，韩国国内对朴槿惠的对日政策提出了严重质疑，特别是在慰安妇问题上，由于韩国国内的严重反弹，日韩关系迅速恶化，甚至一度因为釜山的慰安妇少女像问题发生了召回大使的严重事态。⑤中日韩之间如果能够和平相处、通力合作，必将潜力无限，成为世界上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重要一极。如果不能，必将导致持续冲突的恶性循环，并严重影响地区和全球局势。因此，有的学者曾经警告说，“东北亚中日韩三角关系的未来对美国乃至全球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不确定因素”。⑥
第三，东亚地区热点方面的不确定因素。虽然冷战终结已经20多年了，但是东亚依然是冷战结构残存最为明显的地区，主要表现在朝鲜半岛的分裂和美国与日韩军事同盟的不断强化。在这种冷战格局和思维的影响下，影响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的热点问题很多，诸如朝鲜半岛的南北局势紧张与冲突、中日在东海问题上的斗争、日美高调介入南海和南海问题的复杂化、台独势力的发展以及相关的大国博弈。所有这些地区热点问题随时都有可能激化，升级和转变为地区冲突，影响东亚地区合作。
最近东亚地区的最大热点问题毫无疑问就是朝鲜发展核武器和发射导弹问题。虽然朝核问题已经存在了20多年，但是2016年以来朝鲜进行了密集的核试验和导弹发射，并声称核技术已经发展到更高的阶段，核打击能力已经得到明显提升，使得朝核问题再次成为地区热点，引起广泛關注。显然，现在朝鲜已经成为有核国家，不可能放弃核武器回到无核化状态，这与地区各国的基本立场相去甚远，从而引发了地区紧张局势的升级。
首先，朝鲜发展核武器是否会导致美国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和所谓“斩首行动”，是地区内一大不确定因素。特朗普上台之后组建的国家安全团队似乎认为奥巴马时期对朝鲜的“战略忍耐”已经完全失败，并开始研讨各种应对朝鲜半岛局势的方案，其中包括军事打击方案。如果考虑到美国会对朝鲜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朝鲜是否会运用其获得的核打击能力先发制人发动军事攻击，这成为人们忧虑的重大问题。其次，朝鲜发展核武器已经促使美韩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打破了地区战略平衡，引发中俄的抗议和反制。目前“萨德”部署虽然已经开始，但是由于韩国政局动荡和马上面临的总统选举，仍然存在一些变数。如果新当选的总统同样一意孤行坚持推进“萨德”系统的部署，中俄势必采取相应的对抗措施，新冷战似乎在所难免，更遑论地区合作。第三，朝鲜发展核武器不仅违背中国一贯坚持的半岛无核化主张，而且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形成新的威胁。朝鲜发展核武器对中国安全威胁极大，一是核武器本身，二是由朝核问题引发的复杂局势。⑦“萨德”部署与中韩关系的变化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如果朝鲜执意在发展核武器的道路上不肯回头，中国必然要重新检讨对朝政策，并进行重大战略调整。
第四，东亚国内政局方面的不确定因素。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体制不仅存在明显的差异，而且均不够健全和完善，因而时常引发政局动荡。目前，东亚地区国内政治方面的不确定因素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民族主义思潮比较强劲，有时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民族主义思潮虽然对内具有增强国民的凝聚力、巩固执政当局的合法性的作用，但是民族主义高涨也会影响对外关系和国际合作。二是各国内部的党派斗争，这些斗争不仅会导致国内政局的不稳，而且有时会波及到对外政策和外交关系。一些党派领导人经常借助国内的民族主义思潮对外宣示强硬立场以赢得民众的支持和选举的胜利。三是政治领导人的腐败行为以及其他政治丑闻。东亚各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采取了政府推动的出口导向战略，并形成了非常特殊的政商关系。这种关系经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使一些政治领导人卷入到权钱交易之中，一旦败露必然引起民众的抗议，甚至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
最近的韩国政局动荡就与上述三大方面有直接关系，不仅导致韩国国内的政治混乱，也引发了双边关系的紧张，并严重影响了东亚合作進程。随着韩国总统朴槿惠的闺蜜崔顺实“干政门”事件的暴露，韩国民众连续多周举行集会游行，要求对朴槿惠进行调查和弹劾。由于查出了朴槿惠放任闺蜜干政、在重大人事任用方面滥用权力、与一些大企业存在权钱交易等问题，韩国宪法法院最终宣布弹劾成立，朴槿惠的总统职务被罢免。在此过程中，韩国的内政外交受到重大影响，并直接波及到东亚合作。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被迫延期，2015年在首尔举行了三国首脑峰会之后，2016年的峰会由轮值主席国日本召集，但是由于韩国政局混乱，朴槿惠前途未卜，迟迟不能确认与会，使得会期一拖再拖。现在朴槿惠被罢免，中日韩关系问题重重，即便韩国选出新的总统，2017年年内能否举行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仍然还是一个未知数。
机遇与前景
以上着重分析了东亚合作面临的一系列不确定因素，其中有些是长期存在的，有些是近年出现的。从东亚合作的进程来看，不确定因素一直都有，只是最近世界和地区局势的变化，特别是美国特朗普总统的上台和韩国朴槿惠总统的下台，为东亚的和平与发展增添了更大的变数，不确定性有上升的趋势。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不确定性也具有一定的相对性，也就是说，不确定之中也有一些确定的因素。例如，中国维护东亚稳定、推动东亚发展和积极参与东亚合作的基本政策就很确定，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变。与此同时，不确定性并非绝对消极和负面的东西，不确定之中可能蕴含新的机遇，如果运筹得当，不确定也可以转化为确定。因此，东亚各国只要加强交流与沟通，就一定能够发现新的合作领域，拓展新的合作渠道，开辟新的合作前景。
现在，东亚合作的形势可能因为特朗普的上台而发生一些变化。从积极的一面来看，特朗普比较强调“美国利益”“美国第一”，反对以前美国政府在世界各地指手画脚、横加干涉，把整个世界搞得乌烟瘴气。在东亚地区，特朗普可能会对奥巴马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政策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如果特朗普把执政的政策重点放在美国国内，力图重振美国经济，那么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东亚区域内的国家对于东亚合作的讨论应该会有更多的可能和更大的空间。
具体来说，在经济贸易领域，亚太或东亚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可能会有新的进展。特朗普一直对美国参与自由贸易体制耿耿于怀，并在就任美国总统后马上宣布退出了目前亚太众多国家已经完成谈判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现在TPP陷入僵局、濒临绝境，日本一方面力图说服各方推进TPP的建设进程，同时可能回归东亚，共同推动东亚自由贸易体制谈判与建设。跟进TPP进展的同时，日本多方下注，在东亚地区，日本也参加了区域全面伙伴关系（RCEP）协定的谈判，同时还参与了中日韩自由贸易的谈判。在2016年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期间，亚太地区自由贸易谈判成为热议的话题。这样的话，在亚太地区就有很多的选择，就有多条自由贸易之路可走，这也等于给东亚各国提供了众多的选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的局势会为日本校正其自由贸易的航向提供一些刺激和一定的促进作用。日本可能会更多地关注东亚地区的自由贸易谈判问题，使谈判尽快有实质性进展。区域全面伙伴关系协定最早由东盟提出，后来邀请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参加，其中中国发挥了重要的积极推动作用。2016年12月10日，为期5天的RCEP第16轮谈判在印度尼西亚唐格朗闭幕，来自中、日、韩、东盟等16个RCEP参与国的代表完成了中小企业章节的谈判，并同意维持当前RCEP谈判的良好势头，争取在2017年完成谈判。由此可见，特朗普上台和他对TPP的态度确实有可能预示着东亚地区自由贸易体制的加快发展。
如果特朗普上台之后实行的新政策能够使中国的安全环境有所缓和，笔者认为，中国在推动东亚合作过程当中可能就会有更大的主动性。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认真考虑在哪些方面可以出台一些实质性的举措来推动东亚的合作进程。比如，是否可以提出这样几个重要的问题，一是关于“一带一路”的建设问题。“一带一路”从提出到现在为止，没有很认真地考虑过韩国和日本，韩国和日本很多学者反复地提及这个事情，我们是否要重新考虑“一带一路”可以以什么方式把日本和韩国也纳入到总体框架之内，这样可以加强中日韩的友好合作与交流。二是亚投行（AIIB）问题，过去日本和美国态度一直很不积极，甚至暗中抵制，现在似乎有所转变。在特朗普上台之后，我们应该尝试通过谈判，邀请美国和日本加入亚投行。特朗普对于加强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兴趣，我们可以开展相关谈判，推动中美在基础设施建设和亚投行发展方面的合作。
东亚合作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必将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安全、环境等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层次展开。东亚各国差异很大，但各有特色，这种状况应该被看作是东亚合作的资源，而不是负担，是优势而不是问题。在此基础上，应根据多元合作治理的理念创设多层多维的地区治理体系，引导所有国家各尽其能，共同为东亚合作与地区治理作出贡献。多元合作治理必须建立在区域认同和各国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东亚各国区域认同度不仅普遍偏低，而且参差不齐。因此，应推动建立密集的民间与半民间、官方与半官方的交流网络，积累地区社会资本不仅是解决当下地区合作缺乏原动力、前景不确定问题的需要，更是建设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一项基础工程和战略任务。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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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编∕戴雨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