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生态的政治维度

个人民大会和一个最高军事统帅组成的政府,可以被看作是“三权并立的政府”。其中,酋长会议的权力在于提出和制定法案,这些法案只有通过人民大会才能发生效力,酋长会议成了一个预先筹商的会议。可见,人民大会与酋长会议形成了相互制约的关系,同时二者共同制约着最高军事统帅的权力。早期社会这种权力结构态势逐渐演变为雅典和罗马城邦国家的政体形式。雅典混合政体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和相互制衡的权力结构基础之上的参与型民主政体形式。在梭伦改革之前,它已经成为希腊最强大的奴隶制城邦国家,为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财政支撑,形成了工商贵族、氏族贵族和平民相互制衡的权力结构,为民主政体的建立和运作提供了政治基础。同时,理智主义精神也为民主政体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文化意识的支持。其改革成果在于,“依靠同意的统治取代了依靠强迫的统治,倒立的金字塔被颠倒了过来。通过使每一个公民都成为其自身利益的看守者,梭伦将民主因素引入了国家。”梭伦执政时期是雅典民主宪政的开创时期,梭伦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和法律方面的改革,为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奠定了宪法基础。亚里士多德指出:“在梭伦的宪法中,最具民主特色的大概有以下三点:第一而且是最重要的是禁止以人身为担保的借贷,第二是任何人都有自愿替被害人要求赔偿的自由,第三是向陪审法庭申诉的权利,这一点据说便是群众力量的主要基础,因为人民有了投票权利,就成为政府的主宰了。”陪审法院作为雅典最高司法机关,其作用在于保障根本法的有效实施。陪审法院原意是“作为法庭的公民大会”,它由行政官于集市日在市场上审理诉案,并由有空暇的若干公民参加。这一制度充分体现了雅典公民参与审判的权利,也是司法权力制约立法和行政权力的制度构造,因而成为雅典民主宪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陪审法庭的方式参与统治,说明了雅典政治制度结构在历史上是一个多层次、相互约束的权力结构的政体。在雅典民主宪政制度中,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公民拥有接受裁判的权利、辩护权利、反诉权利和处分权利等宪法性程序权利,这使得雅典诉讼程序带有深刻的弹劾式特征。接受裁判权又称裁判请求权,是现代社会人们所拥有的宪法性权利。“这项基本权利自俊伦改革时起就已经成为雅典宪法的支配性原理。根据古雅典的法律观念,接受裁判的权利不仅是指当事人将纠纷提交给一位公正的第三人裁判,更主要的是指当事人将纠纷提交由业余法官组成的法院进行审判,因为这种法院代表了全体雅典市民的意志。”此外,雅典还通过规定当事人向法院起诉可以免去任何费用的法律措施来消除不合理的诉讼障碍,以确保当事人接受裁判权的实现。无论是有关公共利益的案件,或是有关私人利益的案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一方当事人启动,并且提出诉讼请求的目的和主张的范围也都由这一方当事人予以明确化。俊伦改革的一个最主要的成果莫过于赋予了任何当事人在遭受不法行为侵害后,享有自愿决定是否起诉的权利。除此以外,俊伦改革的另一个成果就是诉讼程序进程及证据的提出主要受当事人主义的支配。举证方法的选择责任和证明责任完全由具有利害关系的一方当事人承担。当然,程序运作的当事人主义与法院机构的人员组成密切相关,陪审法庭的法官都是业余法官,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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