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的转型明显提速。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人类社会开始了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所认为的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的转型。在涂尔干看来，“机械团结”的传统社会，人们共享一种价值观、从事同样的工作；而“有机团结”的现代工业社会，不仅人们的价值观日益多元化，而且由于现代分工的细化，人们在不同的社会位置中开始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社会成员意识到个体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价值，整个社会处于不断的流动和变迁之中。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凸显，传统的由政府扮演的角色已经不能有效的发挥社会整合的作用，传统的社会秩序面临着重组的危机。特别是人类进入20世纪后，政党组织、政府组织、经济组织在推动人类进步的同时，也越来越凸显出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失灵。不断更替的现代政党组织越来越不能满足权益意识日益觉醒的公众诉求。
在这一背景下，西方国家开始产生了越来越多的“非政府”、“非营利”的社会组织。各种社会组织在20世纪后叶迅速兴起，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国家”制度、发展中国家面临一系列发展问题挑战、以及人类所日益面临的全球危机等因素密切相关。不同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在发展带来的社会结构剧烈变化，以及信息化、全球化等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改变了人类的交往方式和行动方式。在已经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国家，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已经确立。政府也日益明确了自己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自己的角色扮演。但仍然有越来越多的问题是政府和市场所无法有效解决的各种问题，于是，独立于政府和经济组织之外的以追求公共目标、提供公共服务的第三部门应运而生。这些社会组织在解决社会危机、缓和社会矛盾、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对自己在现代社会变迁过程中的角色扮演也越来越清晰。
角色本来是戏剧专用名词。指剧中人物及由演员扮演的舞台人物形象，也比喻生活中某种类型的人物在社会分工体现中的不同类别。20世纪20-30年代，美国芝加哥学派将此概念引入社会学研究中。一般认为，“社会角色”是指与社会成员的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它是人们对具有特定身份的社会成员的行为期望，构成社会组织的基础。在转型社会过程中诞生的社会组织，根植于民间社会、公民社会，并对民间社会、公民社会的自我培育和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以自己不同于经济组织、政府组织的行动方式推进着社会公益事业发展。他们不以营利为目的，针对社会上出现的各种问题，采取不同类型的社会运动，日益呈现出自己的力量。这些社会组织的迅速兴起与现代社会分工的高度发达、社会系统在组织结构与组织类型上的高度分化，以及社会的组织化程度提高高度关联。它使个人主义的西方价值由于社会组织的诞生，开始扮演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重要推动者的角色。
特别是在人类进入21世纪后，网络社会的迅速兴起使我们习惯的社会空间从物理空间拓展到网络空间，传统社会人们的交往方式、生活形态已经开始发生了新的深刻变革。由于信息传递的畅通和扁平化，政府靠垄断信息限制公民知情权和参与权的做法越来越难，包括生态环境在内的各种公共问题很容易引发公民的讨论与参与。网络成为公民建立参与社会，表达自己意愿的新的公共空间。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面临的问题往往会得到世界范围的认同。在2011年发生在北非和中东国家的社会运动中，我们也看到了许多社会组织的身影。社会组织在全球事务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凸显出它的存在价值。
二
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中国的剧烈转型更是引起全世界的高度关注。近代以来170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型历史。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同质性极高的组织化社会。这种高度的同质性是与1949年新政权成立后采取的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一面倒”的结果是中国社会“形成了以政党组织为核心的社会建构体系”。“整个国家按照统一计划、集中管理、总体动员的原则被组织起来。”社会上几乎所有成员都被纳入到各种单位组织中。在单位体制下，党和政府组织对社会成员的生活全面监控，个体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几乎完全丧失，并形成了对党和政府组织的高度依赖性和依附性。很难想象，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中，社会组织能够有自由和自主的成长和发挥作用的空间。
改革开放后，自由日益成为中国人的权利和价值追求。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社会结构开始从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变。以产权的多元化和经济运作市场化为基本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统一的利益格局开始分化，一个曾经消失的民间社会重新又开始形成。30多年来，中国初步形成了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社会群体和阶层，尽管这一社会群体今天还面临着断裂的危险，但社会所真实存在的权利主张越来越明晰。个人的经济活动、话语表达、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等空间被逐渐释放出来。传统的全能型政府职能正在发生被迫的转型。建立在自组织基础上，以契约性关系为纽带的商会、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开始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学习扮演自己的角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转型提速。今天，中国社会正进入加速的多重转型期。多重转型包括：从农村向城市的转型；从农业向工业的转型；从农民向市民的转型；从封闭向开放的转型、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从地方社会向全球社会的转型。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和全球化使中国社会开始从传统的身份社会向现代契约社会转型。在中国的历史转型中，社会组织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尽管其在社会发展中的功能还有待形成新的共识。
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剧烈转型，60多年前中国“一面倒”时期所建立的集权型政府控制社会的模式，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已经开始了全面松动。传统的由国家控制的社会开始有了越来越大的行动自由和空间。随着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剧烈转型，随着中国不断明确并坚定走向市场经济的新时代，中国的社会组织也呈现出越来越快速的成长趋势。原来由政府承负的各种社会职能已经开始让渡给发育中的社会组织。在中国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系的过程中，社会组织开始扮演起自己的时代角色。而社会组织能否扮演好转型中国的重要角色，要看它能否发育成真正于独立于政府、企业之外的第三种力量，以及能否真正履行社会公众所期待实现的发展目标。而衡量其发育成熟的重要标志就是社会组织是否有清醒的现代角色意识。
转型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正在发生着剧烈的重构，政府、市场、社会的三元结构已显现出来。转型中国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迁，无论是市场经济的发育、社会结构的调整，还是政府职能的转变都为社会组织的成长和发育提供了重要的契机。而转型中国的社会组织如何才能在社会变迁中扮演好自主治理的现代角色，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并深入讨论的重要议题。
三
在自由经济改变人们命运的同时，在更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随着社会流动加剧和常态化，个人的价值也找到了新的实现方式。自由价值传播的过程，也是曾经被挤占的私人空间开始重又拓展的过程。伴随这一过程的是，无数发育于民间的草根组织从发现日常生活中组织的价值出发，不断拓展自己的活动空间，在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同时，也体会到个体的社会价值。可以说，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就是中国民间社会重新发育和成长的历史。尽管这一来自民间的力量今天仍然显得十分弱小，但她在满足社会不同群体的多元的需求中的价值已经日益呈现。这些草根性社会组织因为自组织，并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价值开始得到尊重和不可忽视。
特别是中国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以后，社会组织发展的势头进一步加快。社会组织发展的标志性事件是1994年经国家民政部门批准注册的，中国最早的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成立。其后，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开始在夹缝中生存和成长。据统计，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组织呈迅速上升的势头。截至2007年底，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已经超过38169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1116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713万个，基金会1340个，较之1988年增长了87倍。目前，仍以每年10% —15%的速度在发展。
这种在转型中国大量涌现出的，以非营利性特征的新型社会组织，在提供公共服务、缓和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等方面开始显示出不同于经济和政治组织的独特优势。特别是在中国出现大的社会危机事件中，我们到处可见社会组织的身影。2003年北京SARS和2008年“5·12”震灾救援与灾后重建过程中，专业化的社会组织所扮演的社会救助、志愿者服务角色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别是2008年汶川地震中出现的志愿者组织，以其杰出的表现一度使乐观者认为中国的公益时代已经到来。但不可回避的是，由于观念、制度和体制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中国的社会组织的公信力仍然需要有较大的提升。无论是影响很大的红十字会、慈善基金会这些全国性的社会组织，还是刚刚显示出发展潜力的草根性民间组织，他们都需要在服务社会中更好的成长，在成长过程中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所有的社会组织都需要在转型中国的历史性变迁中，尽快学习扮演某种社会角色。而在社会组织学习的过程中，仍然经常会出现角色不清、角色紧张和角色冲突等角色失调问题。如传统的妇联、共青团、工会等党团社会组织，还不能在转型中国中扮演自己应该扮演的社会角色。所有的社会组织仍然需要在社会服务中，学习如何扮演“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角色，并在专业化社会服务中提升自己的公信力。如果他们不能对社会组织自治的重要原则有深刻的思考和理解，他们就不能与政府展开平等的对话，也就不能做到真正的组织自治。
社会组织如果把利益最大化作为自己追求的组织目标，社会组织就会在沦为营利性组织的同时，失去其存在的必要性和独特价值。今天中国的社会组织，特别要改变自己定位不清，行政化倾向过分严重的先天缺陷问题。解决这一问题最有效的方法是尽快为社会组织立法，使社会组织获得合法性身份是其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诞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显然已经严重滞后于转型中国的发展需求。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目标要求中国的社会组织的得到迅速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承担起政府职能转变后留下的巨大社会空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和十七大日益明确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中共十八大则更加明确要使社会组织扮演起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建立健全法治保障是关键。如果没有现代国家的法治保障，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就会受到诸多现实因素的种种制约。如何为中国社会组织的培育、管理、发展创造新的制度性条件，中国仍然有漫长的路要走。在这方面，我们既要在实践中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组织发展模式，同时也要借鉴和吸收西方先进国家在公民社会建构、推进社会慈善、社会福利等方面的经验，尽快完善社会组织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和健全规范社会组织运行的法律和法规，运用政策引导、法律约束、民众监督的多种方式，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组织的健康成长。因为只有社会组织的有效参与社会建设，才能为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前所未有的力量支持。
在中国追求和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历史进程中，在中国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发生巨大变化的当下，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应该在社会组织的发育中高瞻远瞩，充分认识到社会组织的真正价值，并担当起自己推动社会组织发育、成长的责任。也只有这样，中国的社会组织才能在历史变革中积极、主动参与到推进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历程中。我们应该坚信，既然在欧美国家的成长过程中，社会组织曾经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也一定能够在转型中国的历史变迁中扮演起独特的，应有的角色，其发展也一定能够为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提供良好的，不可忽视的微观社会基础。2012年12月11日，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主任迟福林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当下，社会公众对人道主义援助的需求越来越强烈，红十字会的转型改革同需求仍不相适应。”不仅是红十字会面临转型的挑战，中国所有的社会组织都面临转型，以及重塑公信力的挑战。中共“十八大”能否成为推进中国社会组织改革成长的重要契机，人们仍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