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1月18日是我党早期领导人之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优秀共产党员李立三同志百年华诞纪念。立三同志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可是他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全国解放初期，我在原中共中央西南局工作，随着大区的撤销，1954年9月11日调到北京。当时，中央的设想是在北京设立六个地区工作部作为过渡。但实际工作没有开展，1955年初又决定把六个地区工作部解散，打乱重新组合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四个办公室。我有幸被分配到主管工业和交通的第三办公室。春节(1月24日)刚过，就按新的机构开始办公。
一到“中三办”，就听说“中三办”的主任是李雪峰，副主任是李立三和高扬。虽然当时我是一个刚刚22岁的小干事，但在西南“革大”学习革命史时，也简单地知道一点“立三路线”错误。在未见到李立三之前，只听说他是一个赫赫有名而又犯过严重错误的老革命家，但不知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月14日下午，温暖的阳光照耀着大地，在北京西苑大院三号楼的会议室里，“中三办”召开第一次全体干部大会，李雪峰、李立三、高扬到会与大家见面。正式开会前，会场内窃窃私语，议论纷纷。只见个头高大的李立三，花白的头发，戴着一副玛瑙色框圆形近视眼镜，满面笑容，和蔼可亲地端坐在那里。在李雪峰作简短讲话，向大家介绍了李立三、高扬之后，李立三出人意料地自我介绍道：“我就是那个在党内犯过‘立三路线’严重错误的李立三。我在苏联呆了15年，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比同志们要缺乏一大截。回国以后这一段时间，在全总又犯了新的错误，在劳动部的工作也没有做好，我要向同志们学习，请同志们多给以监督和帮助。”他的态度是那样的诚恳、真挚，对于像我这样参加革命时间不久的年轻干部来说，确实深深地打动着我的心。
1960年底，根据党组织的派遣，我有机会直接到立三同志身边工作，直到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1967年6月22日立三同志遭受迫害含冤离开人世。从我第一次见到李立三开始，特别是在担任他的秘书以后，在十多年时间中，立三同志有功不自居，有过不讳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品质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深刻印象。
据我后来得知，早在少年时代，李立三就曾经在一张与朋友的合影背面写下过这样的题词：“‘天下英雄唯使君与吾耳’。虽不必有此事实，亦不可无此志气：非敢自负，实自勉也。”说明李立三从小就不是一个随波逐流，听从天命的人。他怀着强大抱负，要干出一番伟业来。
李立三1919年跨海求学。年仅20岁的李立三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期，就发动和领导华工和学生开展斗争，被众人称之为“小领袖”；回国后，领导工人运动，功不可没。当时，哪里有困难，党中央就委以重任派他去哪里收拾残局。
在我党成立的第一个十年当中，李立三为党和人民作出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可以说是辉煌的十年。他在白色统治下搞地下斗争，敌人两次出以重金悬赏要取他的人头而未能得逞；在枪林弹雨中没有伤及他一根毛发；在他还活在人世的时候，党组织在五年时间内，就曾先后为他举行过三次追悼会，其中有两次是周恩来主持的。我们曾经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出于好奇心，总希望能够听他讲讲这方面的传奇故事，但不管是故意问他也好，有人向他作调查也好，或是在闲谈中偶然涉及到某个事件某个情节也好，他始终是坚持一条：只讲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一涉及他个人的功绩时，总是笑着把话题岔开。他从不谈及自己的风云往事、峥嵘岁月，从不讲他“过五关、斩六将”的事情。但是，我们从历史档案中看到了李立三1939年10月在苏联的监狱中写的《我的声明》，其中这样写道：“我自从1921年入党直至1927年底的七年内，在中央和地方先后担任党和工会领导职务期间，从未犯过右倾或左倾错误，一直坚持正确的立场，同各种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
他还写道：“中国共产党建党后的10年中，有3个艰苦时期，每逢这样时期，中共中央就委我以重任，派我到最关键的地方去。第一个艰苦时期，指的是京汉铁路工人总罢工失败后，军阀吴佩孚在汉口枪杀工人和共产党员，汉口党组织完全涣散，此时党中央派我去汉口担任汉口市委书记。通过一年多的艰苦的工作，恢复和发展了党和工会组织。第二个时期指的是广州公社失败后，国民党军阀把广州淹没在血泊之中，屠杀了5000多名工人和共产党员。此时，党中央派我去广东担任省委书记。这里，一方面是镇压共产党和工人组织的白色恐怖在猖獗，另一方面是党内干部中产生恐慌、气馁、动摇、开小差等现象。通过五个月的工作，不仅恢复和发展了党和工农组织，而且在广东创建了苏区。第三个时期指的是‘六大’以后，当时中国大革命以失败而告终，白色恐怖十分猖獗，所有工农革命组织均遭破坏，党组织被迫完全转入地下，逃跑、叛变、出卖等事屡见不鲜，中央的盲动主义错误更是火上加油，使局势更加严重。还有一个十分可悲的情况，即党内各种小宗派纷纷抬头，并且联合起来反对中央。这时，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及书记处成员(实际上成为中央主要的政治领导人)。在两年的时间内，中央执行了正确的路线，克服了内部困难，首先是粉碎了托派和右倾集团，使全党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另一方面恢复了党和工农组织，开展了革命斗争，在国内建立了苏区根据地和中国红军。由此可见，在这三次艰苦时期，我一分钟也没有动摇过，一直为完成党交给我的重要任务而努力。”
但作为我党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的李立三，却从来不在公开场合讲自己在这方面的功劳。1949年8月7日，李立三在工人运动训练班开学典礼上讲话时说：“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一相信了马克思主义就投入到工人运动中去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之一少奇同志一开始也是投身工人运动。长辛店大罢工、安源工运、上海的五卅、武汉的工运都由少奇同志所领导。”
最典型的事例是，1963年电影《燎原》公开放映以前，《北京日报》记者请他写的“影评”，他在文章中都是讲刘少奇、毛主席的伟大功绩，一点也没有触及到他本人的事情。当有人向他调查“南昌起义”时，他也都是只讲周恩来、朱德、贺龙、刘伯承等人的功绩。在“文化大革命”前，史书上的南昌起义，从来不提及李立三。所以长期以来，人们都不知道李立三在这两大事件中的地位和作用。真实的情况，是李立三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安源大罢工；同时李立三又是南昌起义的倡导者和重要领导人之一。安源大罢工和南昌起义，始终是李立三政治生活中的两大禁区。他还是上海“五卅”运动和汉口群众收回英租界的总指挥。这些被扭曲了的历史，至今还未完全恢复本来的面目。
众所周知，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李立三在1930年6月至9月犯过“立三路线”错误，给我党领导的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一件憾事。
在对待错误的问题上，历来有两种态度。一些人犯了错误，总是躲躲闪闪，生怕丢了面子。而李立三则不然，他说：“共产党就是提倡自我批评。一个共产党员究竟有没有党性，就看他能不能对自己的错误进行认真的自我批评。这在旧社会是不能理解的，人们只会自我吹嘘。错了，还硬称英雄好汉，保全自己的面子。共产党人不讲个人的面子，只讲人民的面子。一个人的面子和亿万人的面子哪个大?共产党员当然不可能不犯错误，只要他不搞阴谋，不谋私利，犯了错误，首先想到党的面子，人民的面子，承认错误，他就可以改正错误。不仅如此，还要把自己犯错误的教训告诉大家。好比这墙上有钉子，你碰了一下，扎破了手，就应该记住，别再去碰它。不但自己不再碰，还要不断提醒别人：‘这里有钉子，我就吃了亏，你们千万要注意。’大家都不碰钉子，就会保全了党的面子。”
李立三不只一次地说过：“如果党需要我当‘反面教员’，我就当好这个‘反面教员’。”正因为如此，李立三在他后半生的政治生涯中，始终是把这句话当作他自觉遵守的“座右铭”。一方面，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工作，努力以优异成绩作为补偿；一方面，他又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在各种各样的场合，襟怀坦白、主动地向同志们、甚至向一些素不相识的人讲自己的错误，公开批判“立三路线”的错误和危害，即使在自己的子女面前，也从不隐讳。努力当好“反面教员”，警戒后人。
1949年，李立三第一次见到分别20多年刚从蒋管区历尽艰辛来到北京的儿子李人纪时，一不叙情，二不问事，一见面就问：“我犯过错误，你知道吗?我犯的‘左’倾错误，就是瞎干、蛮干。”他多次告诫他的子女要吸取他的教训。他在给儿子的信中谈到自己少年时期的一件往事时，曾经写道：“我少年时期，狂妄自大的坏习气，使我吃了不少亏，后来犯错误，和这个有直接关系，思之痛心。望你们千万以此为戒。”
不仅如此，他对初到他身边工作的工作人员，总是要主动地说，他是犯过严重错误的，思想上有片面性，要求随时对他以严格的监督和更多的帮助。他鼓励大家对工作中的不同意见，大胆地提出来与他进行讨论、展开争论。像这样的“入门第一课”，长时期以来，可以说已经成为立三同志的一条惯例。
李立三无论是在苏联时期还是在国内一些场所，都曾情绪激昂地公开批判“立三路线”的错误所在。不了解情况的与会者还以为他是在批判别人，只有当他最后点明犯“立三路线”错误的人不是别人而正是他自己时，大家才恍然大悟。这种现身说法的事例屡见不鲜，给听报告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930年，李立三犯了“左”倾冒险错误，在六届三中全会上就主动深刻检查，勇敢地承担起全部责任。他遵照共产国际的召令，迅即赶到莫斯科。共产国际为他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专门听取他的汇报和检查。李立三在各种会议上对于自己所犯的错误给予中国革命事业造成的损失，反复多次进行了全面深刻系统的检查和批判，承认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
李立三十分深刻诚恳的自我批评态度，得到了大多数共产国际执委们的赞许。库西宁当即表示：“立三在这里很勇敢的实行自我批评，这是很好的。……我应当说，立三的自我批评是给我一个很好的感觉，这里确实没有两面派的手段。”
李立三在共产国际检讨结束后，根据共产国际决定化名李明，以研究生的身份进入了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一个周末的下午，列宁学院召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讨论会，李立三被指名发言，他发言的题目是《批判立三路线》。在他的发言里列举了许多惊人的事例，历数“立三路线”给党和红军造成的危害。讲着讲着竟痛哭流涕。台下的听众都深深地被他生动的发言吸引住了，并不时为他精彩的批判发言报以热烈的掌声。听众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的损失更加深恶痛绝。大家纷纷议论说：李立三如果在这里，非得给他点颜色看看。李立三作完长篇发言走下讲台后，人们立刻把他紧紧围了起来。有人问他：“你怎么讲得那么活灵活现!好像亲自经历一样。”李立三难过地垂下了头，面有愧色地说：“我就是李立三。”大家都惊愕了，一时说不出话来。
后来有一次李立三在莫斯科郊外一所为中国培养干部的军事学院讲课，享有副教授职称。在讲授“立三路线”一课时，内容极其丰富具体，批判极其深刻。当时听课的学员并不知道他就是李立三，后来知道了真相，都说李立三对自己的错误有深刻反省，表现了共产党人认真的自我批评精神。
1946年5月中旬，李立三乘军调处的飞机经北平到了延安，他在向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过去15年来的经历和在东北的工作，对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又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以后，主动向毛泽东提出请求：向延安干部和党校学员讲一次话。得到毛泽东同意后，由当时担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师哲同志安排，在延安党校大礼堂对延安的干部和党校学员发表了长篇讲话。他一开头就向大家自我介绍说，我就是李立三，就是那个搞“立三路线”的李立三。然后，他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充满激情地讲述了回国以来4个月的感受。
有一次，东北民主联军某部在辽阳市召开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纪念大会。会场座无虚席。部队负责人请刚从苏联回国的李立三到会上去作报告，李立三欣然同意了。会议开始时，主持人宣布：“请李隆郅同志作报告。”当时，大家都不知道李隆郅是谁。只见一位瘦高个的中年人走到讲台上就讲开了。他首先讲了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经过和成功的经验意义，接着用了两个多小时讲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在讲过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给党和革命事业带来损失后，又讲到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时，他提高了嗓门说：李立三错误地估计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认为革命高潮已经到来，1930年6月11日，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一个错误的决议案(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随后，又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错误计划，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先后命令红军攻打南昌、长沙、武汉、九江、柳州，幻想能够“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并提出了“来一次暴动，取得一次成功，一口吃掉一个大将军”等“左”倾冒险主义。当这个命令和决议下达和执行过程中，毛泽东等同志曾经提出不同的意见，但“左”倾冒险主义者不但不听，反而指责这些正确意见是右倾，对党内持不同意见的人进行打击和惩罚。结果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后来，在瞿秋白、周恩来同志主持下，我们党在上海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指出了李立三的错误，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会场鸦雀无声，个个听得入神。报告人突然大声向听众发问：“你们都认识李立三吗?”台下齐声回答：“不认识。”这时，报告人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就是李立三!”顿时，会场喧腾开了，随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大家无不为李立三这种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所感动。这时，李立三招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然后接着说：“同志们，希望你们从我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发展和巩固解放区，扩充部队，努力完成战斗任务。并祝同志们身体健康，多打胜仗。”
1949年2月，李立三经北平到党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这是他近二十年来第一次参加党中央的会议。他主动要求发言，又一次深刻地检讨了自己历史上所犯的错误，受到与会者一致好评。而王明却拒不作检讨，恰成鲜明对照。因此，刘少奇在会议上表扬了李立三，说他有自我批评精神。
1949年5月初，全国总工会在天津召开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李立三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希望天津的领导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放开手足，大胆工作。与此同时，他还以惊人的坦率在上千人的大会上，公开检讨了过去犯的“立三路线”错误，令与会人员无不钦佩。
1949年9月7日，李立三在中央燃料工业处华北电业工作会议上讲话中曾经讲道：“知识分子好面子，为了保存面子有缺点不肯承认，不肯改变，越搞越糟。爱面子的结果是根本丢掉整个面子。我们要帮助这些同志认识到面子是小事，否则丢掉的更多。我们不要怕承认错误，我们共产党员是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的，个人算什么?面子更算什么?我过去曾犯过严重错误，大家知道历史上的李立三路线，我公开批判过我的错误。如以旧思想来看就了不得了，这不是面子上不好看吗?其实对我公开批评之后，可以帮助别人不再犯(类似的错误)。我们要帮助旧人员丢掉包袱，要他们知道面子是小问题，有什么错误必须向群众公开坦白，并保证不再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气度是宏大的，群众懂得技术知识是很重要的，所以能原谅他们。”
1949年11月16日至12月1日，世界工联在北京召开亚澳工会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国、苏联、蒙古、朝鲜等14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会代表117人。亚澳各国代表交流了工人阶级斗争的经验。李立三以东道国工会负责人的身份作了《关于中国工人运动》的报告。一些外国工会的代表，从欧洲资本主义的工运经验出发，单纯强调工会的权力、工人的民主权利和经济要求，忽视民族解放的根本任务而不同意中国工会报告的观点，使会议发生原则争论。斯大林来电表示同意中国工会的观点，会议的认识才得以统一。会议促进了亚澳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和两个地区工人运动的团结和统一。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李立三在向各国工会工作者介绍我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取得胜利的斗争经验时，还以自己过去的错误为例，讲了我国革命历史的教训。在中国革命刚刚获得伟大胜利，一些人作为“开国功臣”正在享受人们的赞誉时，李立三却公开向外国朋友批评自己所犯过的错误。这种风格与品德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1956年，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李立三相对地集中了一些时间，认真准备他在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材料。发言稿起草出来，先是送党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征询意见，争得帮助。毛泽东极为仔细地审阅了这个发言稿，并对标点符号和个别文字作了改正，给予了明确的肯定。8月30日毛泽东亲笔批示：“退李立三同志：看了一遍，觉得可用。只作了一些完全文字的修改，请加酌定。”周恩来批：李立三在总工会受了批评之后，不气馁、不消极，继续积极工作，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应有品质。9月23日，李立三在大会发言后，《人民日报》在9月24日发表时，题为《对“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体会》。
李立三在发言中重新讲了自己在20多年前发生的、早已纠正了的错误事实后说道：“我从自己犯错误的教训中得到了一点起码的认识，就是如果不老实检查自己的错误，便会成为思想包袱，便有可能陷入到更大更深的错误中去。同时，我在犯过了错误之后，还没有丧失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信心———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心，因而还能够保持为党工作的积极性，这也许可以说是我在犯了几次严重错误之后，还没有垂头丧气，悲观失望，还能不讳疾忌医，切实检讨自己的错误并且力求改正错误的原因之一吧。”这的确是立三同志一生的最好写照。他的坦率态度与责己精神使与会者（下转第29页）（上接第21页）深受教育，受到党内外一致好评。据说参加这次大会的郭沫若同志，听了他的发言，竟激动得热泪盈眶。
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这种检讨，有的时候，要有若干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满意，再来第二次：还不满意，再来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没有意见了，才不再作检讨。”李立三正是这样，为了保全党的面子，尽管他是在党的幼年时期，他也只有30岁，犯错误的时间只有三个多月，却坦率地检讨了三十多年。他这种对自己的错误采取的坦率态度，正是他无私的高尚品质、坚强党性的表现，也是他对党的事业的特殊贡献。
即使如此，在十年动乱中，他仍然没有免遭厄运。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之流，给他编织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使他和他的亲属都遭到严重迫害。就是在如此情况下，他仍然坚持党的原则，宁可自己吃苦受罪，决不损害党和同志的名誉，更不向林彪、江青一伙低头。他的这种爱恨鲜明的立场和态度，自然更加触怒了那帮家伙。在遭到连续的批斗和禁闭折磨之后，他不堪忍受，不得不含冤离去。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才决定推翻强加给李立三的诬蔑不实之词，为他平反昭雪，肯定他是“我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
宋平同志写道：“无论在革命高潮还是低潮，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立三同志对革命事业始终充满必胜的信念。他既不居功自傲，也不讳疾忌医，既敢于坚持真理，又勇于修正错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淡泊名利，无私无畏。这正是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应有的高尚品格，也是立三同志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