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下面设立农民部，专事农民事宜，从事农民运动的主要人员是跨党的共产党员。此时期农民运动一大引人注目之处就是农民运动中央特派员出现。十多位中央特派员活跃于广东南路农民运动，他们的杰出代表人物就是黄学增。此十多位中央特派员有力地促进南路农民运动的兴起及壮大，同时也存在着某些局限性。
【关键词】大革命；南路；农民运动；中央特派员
【中图分类号】K26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570（2016）12-0033-06
大革命时期，占全国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被动员起来，进行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农民运动成为大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对此国内外不少专家学者已给予了相应的论述，①但综观这些研究，对于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还是欠缺微观化、细节化的论述，给人以精英化历史的感觉。现笔者根据相关资料，以广东南路②农民运动特派员作为研究对象，浅析这些活动在农民运动一线人员之历史，包括他们的名录、活动轨迹、局限性等等，从另一角度探求这段历史。
一、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对农民及农民运动的认识
从历史上看，中国国民党是由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演变而来的，这些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工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在国民党内部结构中，这几个阶层的人员占优势地位。早期作为一个革命党，国民党长期活动于海外及城市，依靠的力量主要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自然地，对农民阶层不太重视是在所难免的。如在广州国民政府时期，孙中山曾对时任农民部顾问的德国人法朗克说过：“迄今为止我和国民党还没有与农民接触。在国民运动中出现这一大的疏忽主要是由我的拥护者们的社会成分造成的。”“我的大部分拥护者属于大学生的阶层、城市知识分子，有相当一部属于商界。因此，我们没有合适的人去深入农村，在那里扎根。”①可以讲，在国民党一大前，国民党并没有把农民作为革命动员的主要对象。但随着国民党一大的召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提出，农民运动自然也纳入国共合作的范畴。如在1924年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即有如下言词：“中国以农立国，而全国各阶级所受痛苦，以农民为尤甚。”“其要求解放之情至为迫切，则其反抗帝国主义之意亦必至为强烈。故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无可疑者。”②国民党“二大”的“中央党务总报告决议案”中则认为：“工农群众为国民革命主力军，已于过去两年事实中完全证实。本党基于扶植农工之政策，以后应多致力于农工组织，扩大吾党基础的势力。”“各省区党务报告决议案”提及：“惟福建、安徽等地，未开始农民运动。江苏的农民运动仅在丹阳一带。河南的农民运动，其在开封一带亦有相当的成绩。此后尚须努力改进，因农民运动系本党以后要特别努力的工作。只有唤起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国民革命的成功才有把握。”1926年1月19日通过的“农民运动决议案”更是肯定了农民的力量：“中国尚在农业经济时代，农民生产占全生产百分之九十，其人数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故中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是农民革命。吾党为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惟有首先解放农民，无论政治的或经济的运动，均应以农民运动为基础。党之政策，首须着眼于农民本身之利益，政府之行动，亦须根据于农民利益而谋其解放。因农民苟得解放，即国民革命大部分之完成，而为吾党三民主义实现之根据。” 即使在国共即将分裂之际，1927年3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二届第三次中央全会仍然把农民作为动员的主要对象，认为国民革命的成功，是有赖于全国农民之兴起：“在农民方面，几千年来被统治于封建地主政权之下，不推翻封建地主在乡村的政权，则一切经济争斗，如减租减息等等，简直无从说起。”“国民革命的完成，有赖于全国农民之兴起。本党始终站在农民利益方面，代表农民而奋斗；本党始终拥护农民一切合理的斗争，务使一切剥削农民的特殊阶级失去其凭借，减轻其剥削，使每个受压迫的农民都得到切实的解放。这是本党历史的使命，本党当毫不犹豫的执行之。”③正是由于国民党的转变，大革命时期才能产生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
跟国民党不同，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始即看到农民阶层的作用。如党的第一个纲领就明确指出：“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在1922年中国共产党即意识到：“中国三万万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因素”，“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 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是年召开党的“二大”提出：“必须有步骤有计划地在农村中进行鼓动工作。如果工人阶级不能得到哪怕是一部分雇农和贫农的拥护，不能用自己的政策去中立一部分其他农村居民，那就不能巩固自己的胜利。在目前这个时期，共产党在农村中的工作具有头等意义。这项工作主要应当通过同农村有联系的革命的工人共产党员去进行。放弃这项工作，或者把它交给不可靠的半改良主义者，就等于放弃无产阶级革命。”1923年6月召开党的“三大”通过了《农民问题决议案》，这是中国共产党专门就农民问题做出的第一个决议。它指出：“我党第三次大会决议认为有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工以及反抗牵制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打倒军阀及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必要。”④党的三大的文件显示，这时的共产党已经将农民当作革命的主力军对待：“只有能够吸引中国农民基本群众——小农——参加运动，这个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就应力求工农联盟的实现。而达到这一目的之唯一方法，则就只有不倦地宣传和实际上实现土地革命的口号：如没收地主土地，没收寺院庙宇的土地，无代价的交给农民，取消苛租，取消现行税则，取消税卡，取消官僚制度，建立农民自治机关，以处理已被没收之土地等等。”①中共对农民问题认识比较深入，故在农民运动的开展方面是比较早的。如1921年9月27日共产党员沈玄庐即在浙江萧山成立衙前农民协会；1922年彭湃在广东海丰地区发动农民运动，先后成立了六人农会、赤山约农会等。
正是由于国共两党在国共合作过程中对农民阶层有着共同的认识，因而在大革命时期大力开展农民运动也成为必然。南路农民运动特派员也正是在此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同时由于国共两党对农民阶层认识的差异，在大革命时期主持农民运动工作的多是跨党的共产党员。如“专理农民事宜”的农民部第一任部长林祖涵，秘书彭湃，两人皆为跨党的共产党。而在廖仲恺任部长时，秘书为罗绮园，彭湃、阮啸仙为组织，罗、彭、阮亦为跨党的共产党员。自然地，农民部派出农民运动的特派员以共产党人居多，南路农运特派员亦不例外。
二、南路农民运动特派员的概况
在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中，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没有对特派员历史的全面认识，就不可能对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全面认识。综观目前对南路农民运动相关研究，对农民部中央特派员少有论述，或者集中在黄学增一人身上，农民运动特派员的整体情况更是不甚明了。于此我们先来明了南路农民运动中中央农民部派遣特派员的概况。
1924年国共合作背景下的国民党中央在成立农民部后，为促进农民运动的发展，即考虑派遣特派员下达农村从事农民运动。是年7月即通过“农民运动第一步实施方案”，认为“组织农民运动讲习所，以一个月为讲习时间；讲习完毕后，选充为农民运动特派队员。”②而讲习所大致在前三天讨论中已通过（即会议的第六议程）。讲习所的设立，估计是由彭湃提出；1924年7月21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向团中央报告称：“本区同志之在民校任职者，曾在民校提出设立农民运动讲习所一所。”③当其时，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任职者只有彭湃（时任其秘书）。也就是说，举办讲习所、派遣特派员，是在国民党法理程序进行的，是获得国民党的认同与扶助的，但是由共产党人主导及开展的。因而从1924年7月至1925年12月，开办的五届“中国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④中，分别由跨党的共产党人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等任主任，学员也以跨党之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为多（而非全部）。学员毕业后亦主要是从事农民运动，“其中三分之一由中央农民部分派为广东各地特派员，从事工作，三分之二则分遣回籍，从事地方农民运动。”⑤五届学员共计454人，其中就包括不少南路籍、后被派往南路从事农民运动的特派员。如黄学增、黄杰、苏天春、刘坚等。在上述文献中，不难发现，特派员与部分从事农民运动工作人员是分开叙述的，特派员身份与从事地方农民运动的一般农运干部有所区别。大革命时期，南路农民运动中有多少特派员？
在一份档案资料中，1926年3月农民部制作的122名特派员的姓名及出发地点一览表包括南路名单：“黄学增、敖华衮、谭作舟、吴铁民、刘坚、卢宝炫、苏其礼。”①拥有庞大农民群体的南路地区难道仅此7位中央特派员？似乎并非如此。五届“中国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有不少南路籍的学员。如黄学增（第一届）、黄杰（第二届）、陈荣封、陈业遵、刘坚、何青魂（女）、苏天春（皆第四届）等②。其中黄学增是最早一批特派员之一，且能力卓绝：“黄学增勇于任事，才能称职……众人之中，可称佼佼（按：原文为“姣姣”，此处已校正），应予奖励，以为众瞻。”③农民部第一次派出的23名特派员中，获得嘉奖的只有黄学增与侯凤墀两人。
1925年10月，广州国民政府决定南征。南征前中央农民部在致粤军第一师师长李济深函件中言及：“贵师此次出发肃清南路逆氛，敝部现派特派员苏南率同农民讲习所学生苏其礼等十人，随同贵师前往，随军宣传本党主义并组织农民协会，除着该员遵照外，相应函达贵师长查照转饬所属一体知照妥为保护。”并函知苏南“遵照前往妥为宣传组织”，通知学生宣传队苏其礼暨全队队员“即归苏特派员指挥领导，努力工作”。④苏南位列1925年一级特派员名录。
1926年《中国农民》刊登了中央特派员黄学增撰写的《广东南路各县农民政治经济概况》一文，里面提及：“南路在邓本殷盘踞时代，已由农民部派遣特派员黄杰、陈材干、黄广渊等，在雷州方面秘密运动。革命军南下，首先派遣何毅、欧赤等同志，在阳江方面运动；苏其礼、王会东、廖华卓、敖华衮等在钦廉方面运动；次派遣卢宝炫在化县方面运动；刘坚、冯振腾等在雷州方面运动；吴铎民、冯年同志在阳江方面运动；廉江方面受雷州之影响，电白方面受阳江及梅菉南路办事处设立之影响，已由各该县党部自起运动了；信宜方面由梁本荣去做运动农民的工作。”⑤文章是黄学增向农民部写的报告，里面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应该可以确定。
中央农民部致李济深函提到的苏南、苏其礼，黄学增向农民部写的报告中提到的十几位特派员，均名列1925年9月30日一份《农民部通告》列出的特派员名录⑥。综上所述，大革命时期南路农民运动中中央特派员有如下十八名人员是可以确定的：黄学增、苏南、黄杰、黄广渊、敖华衮、何毅、欧赤、谭作舟、冯平（或冯年）、吴铁民（或吴铎民）、刘坚、卢宝炫、苏其礼、陈材干、王会东、廖华卓、冯振腾、梁本荣等。⑦上述人员或是共产党党员，或是社会主义共青团团员。
另外，可能存在着农民协会派遣特派员情况。1925年5月，广东省农民协会成立。1926年1月，广东省农民协会在全省区域设立6个办事处。其中南路办事处设在梅菉，辖15县，主任为黄学增。黄学增应是在此时间以中央特派员身份来到南路全面主持南路农民运动的。任职省农民协会南路办事处期间，黄学增曾委派部分人员以特派员身份去从事农民运动。如1926年3月，中共党员周永杰即受黄学增派遣，到廉江开展农民运动与建党活动。①中共党员陈信材（陈柱）到吴川开展农民运动和建党活动，亦是受黄学增派遣。1926年5月黄学增在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上作的“南路办事处会务报告”中，指出该处拥有特派员十数人：“南路办事处与各处办事处无大差别，设主任一人，书记一人，委员一人，文牍一人，庶务一人，伙夫杂役各一人，另有特派员十多人，到各处指导农民工作。”南路办事处的通令也显示出该处特派员一些情况。②至于引发当时国民党农民部高层震动的农民运动干部程赓，应该不是特派员，只是一般的农运干部。③
三、南路农民运动特派员的作用及其局限性分析
西方学者小安格斯·W.麦克唐纳通过对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考察发现，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的农民运动干部是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者，这些地方精英往往是农民运动发生的关键。美国学者韦慕庭认同这种观点，认为无论是农讲所，抑或是派遣农运特派员，都是有效地促进农民运动的开展及取得巨大成绩的其中主要因素。④南路农民运动的事实也确实说明此点。
虽然长期以来深受地主军阀的压迫，但南路农民却一直处于忍受之下，不敢起来反抗，直到黄学增、黄杰等人的到来。“南路方面农民，平素虽无组织，但到革命军抵琼州时便很热烈的与革命军合作，供给革命军粮食，做引路、侦探、运输种种工作，使革命军能于短期内把南路反动派肃清。”⑤农运特派员的到来有效地改变当地农民的生活态势。如在组织方面，1924年11月中央特派员黄杰即奉命来到南路海康县，秘密号召农民，经过发动，即在当地41乡里组织农会。后为县长知觉，声言要拘押运动农民者。⑥又如广州国民政府南征前，除了黄杰等人在雷州外，在阳江有敖华衮、谭作舟，在雷州三属地区还有苏南、苏其礼等人，在南路地区秘密宣传发动群众，建立农会、组织农民自卫军，设法扰乱南征讨伐对象邓本殷集团。⑦促使“南征之役，未发动前，雷州、海康、遂溪行等处农民，已秘密起来组织，准备响应国民革命军；琼州、万宁、澄迈等处农民，也秘密起来组织，此为南征胜利之起点。”①据统计，经过中央特派员等人的努力，至1926年10月止，南路地区农民组织总计9县，13区，144乡，共有会员10093人。②如此成绩，使偏远、经济不发达的南路农民农会组织在全省农会中据占一席之地。更主要的，如此大量的、有组织的农民协会，在农民思想觉悟觉醒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唤醒了农民群众长期以来的不满，为后来的反抗、起义、大暴动奠定了基础。“革命的发生并非总是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③以共产党人为主的南路农民运动中央特派员在帮助国民政府统一广东、巩固革命基础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当然，南路农民运动中央特派员作为大革命时期国共第一次合作的产物，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如能力有限，南路军阀与地主劣绅武装势力根深蒂固，力量比较强大，特派员无法领导农民破除腐败的力量。如1925年9月共产主义青年团雷州支部给团中央报告中提及：“雷州之青年学生，因为受宗法社会的影响，思想简单，拜偶像观念非常深重。因为我们要做平教运动学生运动甚感困难”。④军阀与地方官僚、劣绅的结合，若加上过于盲目相信农民、相信国民政府的威权，不做武装发动，只做民众运动。一旦双方关系紧张，农民运动的暂时失败就在所难免了。
产生于国共合作基础上的大革命能取得较大的成绩，重点在于农民阶层的觉醒与发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努力是一个不应忽视的因素。由于特殊的背景，农民部主要责任人为跨党共产党党员，如林祖涵、彭湃、罗绮园、阮啸仙等；它后来所派遣的中央农运特派员也是以跨党党员为主，也就是说农会的快速发展可以归因于共产党人的宣传策略。农民部虽组织精简，人员不多，往往就是三五人而已。但农民部通过设立农民运动讲习所、派遣中央特派员等模式，向基层乡村派出农运特派员，指导和参与当地农民运动，组织农会，积极发动农民，将农民群众所蕴含的伟大力量发挥出来，这大大有利于革命的成功。南路农民的发动、组织就是一个佐证。国民政府南征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成功，是非常得益于南路农民群众的发动起来。在战争中，觉醒起来的农民们为南征军带路、送信、慰劳、救护、充实军力等等，从而为南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而南路群众之所以能够发动起来，很大的一个条件就是中央特派员的到来。当然，由于当时社会背景，以及特派员自身的素养问题，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也一度从高潮走向低谷。
（陈国威系史学博士，岭南师范学院地方文化研究院副教授；何杰系湛江日报社主任编辑，《湛江晚报》新闻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