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快一年了，在去年的遗体告别仪式上，组织上评价我的父亲王亚文是中国共产党优秀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的革命家，著名的经济学家。这对我们来说，是给我父亲最高的荣誉。
一
父亲1910年出生于湖南醴陵一个山青水秀的乡村，年少时就对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愤愤不平，立下了投身“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走救国救民道路的决心。年仅13岁的他徒步到安源，接受安源煤矿大罢工的革命洗礼；回到醴陵后就与陈觉、蔡升熙、左权、陈恭、宋时轮等30余名进步学生组织了“社会问题研究社“创办《前进》周刊宣传新思想，揭露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罪行在醴陵知识界颇有影响。他们还积极抵制英、日洋货，参加反帝反军阀的学生运动。毛主席的同学、湖南醴陵县委书记罗学瓒十分赞赏父亲的积极勇敢精神，即于1924年介绍父亲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父亲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从进入黄埔军校起就亲眼目睹了周恩来的卓越的领导才能，深深敬佩他的创造性和勇往直前的工作精神。1925年6月初，父亲参加由周恩来主任参与筹划的在张治中率领的团队中开始了第一次东征。东征即将大获全胜时，东征部队中的滇系军阀杨希闵和桂系军阀刘震寰开始调动军队围攻广东省城，他们早与陈炯明暗中勾结，图谋篡权，等到东征军攻破兴宁时，觉得有机可乘，便哗然叛变。于是父亲随东征部队回师讨伐，于6月12日全歼了杨希闵、刘震寰叛军，安定了广州局势。到了10月父亲又参加了第二次东征，攻打惠州城，讨伐陈炯明。父亲回忆两次东征时总是说：“黄埔学生都是敢死队队员，作战非常勇敢。”也就是从那时起，周恩来知道湖南醴陵来的王亚文敢打敢拼。解放后，陈庚大将曾对父亲说：“周总理和邓颖超大姐总是称赞你，你们湖南醴陵的王亚文象一尊小钢炮敢打敢冲。”也就是父亲在黄埔军校时给周恩来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1939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南方局正式成立后不久，父亲就奉命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报到。从那时起，父亲就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王若飞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做国民党党、政、军上层要员的工作。父亲在接受周、董、叶交给的任务前，心有顾虑地说：“我成为一名国民党少将书记员，时间长了党会不信任我，不如上前线扛枪打日寇来得痛快。”周恩来书记语重心长地对父亲说：“你这个工作非常艰巨，是提着脑袋走路，一不小心，什么时候掉脑袋都不知道。你是湖南人，现在国民党党、政、军上层要员湖南人居多，你的舅舅陶广是国民党湘军的重要将领之一，你的堂兄王芃生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蒋介石面前的红人；你的醴陵老乡就有刘斐是国民党军令部次长兼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作战组组长和国防部总参谋部次长；程潜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李明灏是第九十七军军长兼重庆警备司令；关系多，工作局面容易打开。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只要是为劳苦大众，为共产主义事业，就应努力去做好。我们认为你是最合适的人选。”父亲又说：“周书记，留下我有什么用?我这个人平时不会打牌，跳舞，喝花酒……。我没有和他们混在一起的‘一套’。”周恩来说：“我们还不知道你啊!我们相信你!”
周恩来还说：“我们是叫你去与他们交朋友，他们的爱国思想浓厚，你要依靠政治，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了解他们对共产党的看法与想法，最后使他们能接受共产党的思想，能够投向共产党”。周恩来接着又说：“两年来的抗战，千万壮士，英勇捐躯。在日军的暴行中，老弱妇孺，惨遭蹂躏。由于日寇的惨无人道，由于中华民族是奋发向上的，全民族是精诚团结的，进步统一的，使日寇进入了心所愿而力所不能及的长期战争中。他们花费了一百万万的战费，近百万的伤亡，经济状况已迫近危机，在国际上孤立无助，厌战反战情绪已在日军中快速蔓延，日寇的国力消竭，危机四伏，所以日寇决定侧重以政治上诱降来灭亡中国，少数的民族败类如汉奸汪精卫之流已公然做了卖国之掮客。政学系的首领杨永泰又向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企图消灭共产党军队。现在(一)有日寇的政治诱降，(二)有中国投降妥协分子猖獗的投降与分裂活动，(三)有国际东方慕尼黑的暗中酝酿，三者汇聚在一起造成今日抗战中最大的危险。你要认清国际、国内的形势与特点。我们是要你去与他们交朋友，依靠他们在爱国的思想基础上，能促使他们敦促蒋介石抗日，不做投降派。”周恩来停了一下，又说：“你的工作十分艰巨，你要充分发挥你的聪明才智。你看，现在我党中央提出的口号是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三民主义，拥护国共合作，精诚团结!抗战到底!反对投降妥协分子的罪恶活动!反对国际反动派的东方慕尼黑阴谋!所以你的工作又是神圣的，是光荣的，更是高尚的。”于是父亲在周、董、叶、王的直接领导下，与王芃生、刘斐、蒋百里(保定军校校长)、杨杰(蒋介石的总参谋长)、林遵(国民党第二舰队司令)、周应聪(1941年中国驻英海军武官，1946年中国驻联合国军事参谋团的首席秘书)、李明灏、张权(国民党炮兵中将、战车防御炮创始人)、符昭骞(国民党九十军副军长)等人互谈国际形势、谈三国、谈水浒，在谈中国古典文学时结合中国的形势一起谈，与他们成为了很好的朋友。以后，父亲又打开了与戴笠(国民党陆军中将)、康泽(国民党陆军中将)、王芸生(《大公报》编辑)的关系。
“八·一三”事变之后，京沪失陷，接着冀、鲁、察、绥、晋五省相继沦于敌手，徐州撤退，国民党政府西迁武汉。国内一时谣言纷起，一些“恐日病者”、“失败主义者”谓我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再战必亡”，主张结城下之盟。蒋百里奉召回国，1938年初夏从欧洲起程，5月间抵香港，又奉召到汉口。父亲闻信往见叶剑英参谋长，周恩来正好也在。叶参谋长指示说：“日寇要下武汉三镇，蒋介石已成惊弓之鸟。德国大使陶德曼往来穿梭于中日和谈，是和是战，蒋介石歧路彷徨，国势岌岌可危。你去找王芃生，请他早些往访蒋百里，一同去见蒋介石，说明只能战，不能和。他们俩人在蒋介石面前有些信用，可以起作用。同时敦促他们俩给《大公报》撰文，唤醒国人，共同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并说，“杨杰邓初民等也在替我《新华日报》写文章哩!”父亲立即将此意见转告王芃生。王芃生会见蒋百里后，知其回国前，留住伦敦时，撰写过一篇《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文章，精辟地分析了日本的历史、民族、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情况，并从敌我双方的实力进行了比较，结论是：“败也罢，胜也罢，就是不能和它(日本)讲和!”他俩当即商定将此文尽快发表。1938年8月《大公报》(汉口版)以显著的位置和醒目的标题刊登了这篇文章，对“恐日病”者、“唯武器论”者犹如投掷了一颗重磅炸弹。接着，蒋百里又连续发表了《抗战一年之前因与后果》、《为国联开会警告英伦人士》、《战时的基本概念》等一系列文章，均为时人所重视。在此同时，王芃生先后也在《大公报》、《中央日报》、《扫荡报》、《益世报》、《时事新报》、《国民日报》上连续发表了《抗战过程应有的基本认识》、《不降必胜的道理》、《看清日本的真相》、《中国抗战对世界大战的贡献》等较有政治影响的文章。
父亲在与国民党高级官员及将领接触之前，都事先向周、董、叶汇报，准备与他们谈些什么，进展到什么程度，周、董、叶听了父亲的汇报，每次都会叮嘱父亲应该注意什么，对方可能怎么讲，可能会提出什么问题。父亲与他们交谈之后，再会向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汇报，看看有什么地方没谈到，以后该注意些什么。有一次汇报完工作，叶剑英总会走到父亲面前，帮父亲整一整衣服说：“穿得整齐、清洁些、衣料好些，外面人都说共产党是穷党，你要显出精神焕发的样子来，缺钱用，尽管与我三人说，要多少，就给你多少。与他们交朋友不要怕花钱。”
在周恩来、董老、叶剑英的长期工作下，王芃生、蒋百里、杨杰、刘斐、程潜、林遵、周应聪、张权、李明灏、符昭骞等人都前后接受了我党的主张，我党的思想。虽然他们后来有的患病早逝，有的被敌人暗杀，有的壮烈牺牲，但他们都为新中国的建立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父亲不但与国民党党、政、军上层要员交朋友，还与章士钊、覃里鸣等社会名士交上朋友，常常是他们的座上客。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和覃里鸣的会见，就是父亲奉周、董、叶的命令安排妥当的。
二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了，多少年来的耻辱与压迫终于结束了。但蒋介石想夺取胜利果实，阴谋发动内战，妄图想通过谈判得到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就在日本投降的第二天——8月14日，蒋介石向延安发出第一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同志赴渝共商国是。父亲立即奉了周、董、叶的命令，去了王世杰(国民党外交部长)、张治中(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张群(四川省主席)、程潜、戴季陶(国民党考试院院长)、康泽等人处，与他们谈国际形势，谈抗日战争胜利的种种喜悦，然后谈起了蒋介石邀请毛泽东来渝商国是之事。他们的态度都表示为：“抗日战争胜利了，国内问题仍然危机四伏，一触即发，国共两党谈判早陷入了停顿状态。为避免陷入内战的旋涡，希望中国不能内战，需要国共两党团结，希望毛泽东来渝商谈国是。”他们都表示：“愿意与全国同胞共负建国重任，一起完成建国大业。”周恩来、董老、叶剑英听了父亲的汇报说：“中央社已译《纽约时报》本月十七日题为《中国共产党》的社论，给我们中国共产党横加污蔑，说是毛泽东同志不愿参加与国民党的合作，将拒绝蒋介石之邀请。虽然我们的《新华日报》会写抗议文章，但是蒋介石仍然一面积极准备内战，一面邀请毛主席赴重庆，我们要提高警惕，防止蒋介石耍阴谋诡计，危害毛主席的生命安全。你一定努力摸清蒋介石的真正意图，是否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今天(二十日)蒋介石向延安发出第二封电报，再次邀请毛主席赴重庆商谈国是，你得抓紧时间多走些地方，尽快弄清情况，知已知彼，百战不殆。”周恩来停顿一下又说：“我们过去的口号是团结、抗战、进步。现在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蒋介石很可能立即发动内战，对此我们一定要严阵以待。不可掉以轻心。现在党中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是毛主席不能去。因为蒋介石居心叵测，等毛主席一到重庆就会不准主席回延安，这是送肉上砧。蒋介石杀了邓演达，把李济深(国民党第四军军长)骗到南京关进汤山，张学良好心送他回南京，一直囚禁，至今无自由。你看陶希圣(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说：“如果共产党拒绝谈判，我们更有好文章好做”。如果毛主席不来重庆，蒋介石以此为借口，转移全国人民的愤怒，推卸一切责任，把内战嫁祸于共产党。但我们又不能打无准备之仗。你这几天可以坐阵于刘戡家，尽快弄清楚蒋介石真正面目。“果然父亲一天在刘戡家听到蒋介石打电话给刘戡(那时的电话，旁人听得很清楚)。只听蒋介石对刘戡说：“毛泽东还没来重庆，你与唐纵商量一下，要保护他的生命安全，如出差错，定拿你们是问。”父亲一听，立即离开刘戡家，马上向周、董、叶汇报。过了几天，8月28日也就是蒋介石出发第三次电报邀请毛主席赴渝之后第五天，毛主席到达了重庆。担任毛主席住桂园的警卫工作全是由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所安排的国民党宪兵担任，汽车司机也是由国民党安排人员充任。毛主席平安地在重庆进行了43天的谈判，顺利地返回延安。父亲和母亲既为周、董、叶对他们的极其信任感到莫大欣慰，也对顺利地完成了周、董、叶交给的任务感到骄傲。
父亲在毛主席逗留重庆期间，始终没有放松警惕，忠诚地、密切地观察周围一切动静。周恩来还要父亲安排一下毛主席与覃里鸣副院长会见的一切事宜。父亲又一次出色地让覃里鸣、章士钊等人与毛主席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三
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主要目的是清算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在党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路线及其表现形式——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1943年4月开始，整风运动转入全党性的审查干部、清理队伍阶段。尤其是专门负责审干工作的中央总学委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审干的动员报告后，开展了“抢救失足运动”之后，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在延安仅半个月就挖出了所谓特嫌分子一千四百多人。许多干部惶惶不可终日。有一天，一位同志通知父亲去延安参加审查。当父亲去向周、董、叶辞行时，周、董、叶找来这同志当面说“亚文同志不必去延安。亚文同志13岁就参加了安源煤矿大罢工。那时他是与刘少奇同志在一起。在黄埔军校时期参加了军校的革命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积极地与当时校内反动派展开激烈斗争。以后又参加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协助滕代远同志的秋收起义，秋收起义失败后被国民党通缉(悬赏五百大洋)，远离他乡后，又参加了码头工运，兵运、学生运动。在任何危险，恶劣的情况下，亚文同志从没脱过党，对党一直是忠心耿耿。“七七”事变后，亚文同志奉党命与任卓民同志(任弼时的哥哥)回湖南着手湖南省委、市委、省军委的恢复工作，任省军委总干事。那时湖南大学内没有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他逐步打开湖大的局面并建立了党支部。自从1939年在南方局工作以来，表现一直很好。由于亚文同志现在的工作特殊，与我们又是直接联系与党内的其他同志不接触，我们三人能做他的证明人。如叫亚文到延安去的话，必然要把他所做的秘密统战工作全盘托出。如果不理解他所处的地位与处境的话，一不小心就会把党的机密泄漏出去，对他本人也会产生误解，将我们多年来所做的统战工作前功尽弃，现在他的工作特别重要，别人无法代替，我们请你考虑一下，是否不叫亚文同志去延安。他的历史我们三人经过多次考察，值得信赖。”那位同志马上同意了。
周恩来不但在政治上关心父亲，而且对父亲的生命安全也特别关心。一天，父亲忽接董老化名陈恕谷(先定好的)寄至程公馆(父亲奉命住在重庆上清寺聚兴新村7号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程潜公馆)转交来的信，要父亲去他处，这时正是周恩来与国民党“针锋相对”进行谈判过程中。接信后，父亲即去曾家岩50号，但此时董老有事已去化龙桥八路军办事处，父亲见到周恩来书记，周书记给父亲分析当时形势说：“国民党假抗日，真投降，假和谈，真反共，当前形势吃紧，我和董老、叶参谋长(叶剑英)都已作好随时遭受反动派危害的准备，但估计他们还不敢这样做。即使我们遇害，也只能暴露出他们反共反人民的凶恶面目，只能更加激起全国革命人民的义愤，加速他们的灭亡，你也要随时警惕，注意安全。你下次宜在傍晚刚开灯时进来。”在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紧张时刻，周恩来为了革命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而对父亲又是如此关怀爱护，父亲每当回忆起当时周恩来的亲切关怀，总是久久不能忘怀。
1947年，董老写信叫父亲急赴上海，着手展开对国民党海、陆、空军做策反工作。这时，国共谈判破裂，董老在父亲到达上海前三天飞返延安了。董老委托上海局宣传部长沙文汉与父亲联系，同时交给父亲两个统战的关系：一位是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处处长吴石，另一位是与吴石同在陆军大学毕业的何燧做国民党海、陆、空军策反工作。并宣布父亲为上海海、陆、空军策反工作组长，上海，海、陆、空军起义军军政委。这两年里父亲没有与周、董、叶联系。新中国一成立，父亲也没有马上与他们联系。没想到，周、董、叶到处打听父亲的下落。1949年董老来上海时，父亲去见他，董老见面第一句话就说：“你在上海，我们还以为你又潜伏在胡宗南部队到西北去了，我们怕你由于胡宗南(国民党陆军上将)的完全失败，把你也搞入了我们的俘虏营。我和恩来、邓颖超同志商量后，用和我邓颖超同志的名义，打了电报给西北最高领导彭德怀同志，要他去俘虏营中寻找你，担心误伤了你!”总理、董老虽日理万机，但始终没有忘记父亲，可见周恩来对父亲的爱护是用语言和笔墨无法描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