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技能为基础，无法大批量的复制。一名律师完成一份遗嘱服务，需要经过洽谈、协商、签约、收集资料、起草、见汪、制作见证文书等过程，至少要几天时间。一名公证员完成一份遗嘱服务，也需要一到两天时间。因此，这种服务只是个别的发生，很难对整个社会需求形成支持。中国公证员仅有1.3万余名，而中国老年人口已经达到2.2亿人，且每年以超过一千万的速度增长。随着理念的变化，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会产生遗嘱服务的需要，这种需求将是天文数字。如果有10%的老年人要立遗嘱，即使全中国所有公汪员停止其他公证业务，夜以继日地工作，也永远无法满足这些需求。如果不能通过可以复制的公共服务来解决，这种基础性的社会需求将长期得不到满足。中华遗嘱库则通过可以复制的严谨流程，大批量地向社会提供遗嘱服务，而不是个别性地提供服务。
律师或公证处无法提供统一的服务。律师或公证员均隶属于不同的机构，学习培训不统一，没有统一的系统，其服务质量高度依赖个人素质而不是体系支持，其公共性并不突出。中华遗嘱库则以统一流程、统一服务标准、统一培训、统一管理来保证服务质量，在标准化中尽量消除个人色彩。
律师或公证处以订立遗嘱为服务内容，无法提供体系化服务。体系化服务非常重要，因为订立遗嘱只是遗嘱服务的开始，而不是遗嘱服务的结束，如果没有体系化的服务，遗嘱很难真正起到防范隐患和促进和谐的作用。中华遗嘱库在提供遗嘱订立服务的同时，又提供精神评估、遗嘱登记、遗嘱保管、遗嘱传递、继承调解、出具证明等体系化服务。
因此，中华遗嘱库作为公共服务，目标是解决全社会普遍存在的基础性需求，向老年人群体提供公益性遗嘱服务，协助广大家庭做到“解后顾之忧，传和谐家风”，这里所说的“广大家庭”，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真正为全社会家庭的幸福提供社会保障。
与社会治理有关
一方面，当家庭因为继承问题产生争议的时候，需要做各种大量的纠纷排解工作，需要大量的社会资源投入。即便如此，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这种工作的效果也很难令人满意。与其在事后投入大量资源做低效率的努力，不如事前投入少量资源产生更加积极的效果，这就是遗嘱的意义，也是社会治理中的“源头治理”思想的体现。
另一方面，中华遗嘱库并不仅仅提供遗嘱订立服务，其体系化的服务也对相关的社会治理主体形成有效的支撑。例如在诉讼中，向法院出具遗嘱登记证明，大大缩短诉讼程序，简化诉讼流程，有力地促成和解，得到了案件审理法官的普遍欢迎，这正是“系统治理”思想的体现。
对经济发展和服务创新产生积极促进作用
遗嘱服务虽然是一种具有法律属性的服务，但它与财产安排直接关联，因此也与金融服务、财富管理服务、法律会计服务、税收问题、企业管理问题等产生交叉联系。中华遗嘱库这种公共服务的特殊性在于，它可以为各种市场化的服务提供基础性支撑。
例如，某些子女年幼或者残疾的家庭中，父母虽然留有巨额财产，但由于子女没有管理能力，在父母去世后，这些财产必须由相关的机构代为管理并用于子女的生活所需。各类金融和法律服务机构可以提供相应的服务，但如果没有形成制约机制，一旦发生道德风险或管理失误，则后果不堪没想。因此，必须由具有公信力的机构提供监督和协调，才能真正令父母放心，真正保障安全。
中华遗嘱库专注于遗嘱公共服务，很容易和各类机构形成合力，有力支撑各类机构开展服务创新，提供市场需要的解决方案。
对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产生积极影响
中华遗嘱库作为公共服务，也具有普及遗嘱理念的积极意义。遗嘱理念的普及并不仅仅提升社会对老年权益的关注，更在提升人们对财富的正确认识、推广慈善理念、建立正确生死观念、提升个人信仰、尊重他人合法权益、处理家庭内部关系、重视家风建没等各个领域产生积极影响。
可能成为一项人类遗产
每一份遗嘱都是一个家庭真实情况的反映，每一份遗嘱背后都有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有一个人的酸甜苦辣。这些资料不但真實，也可能涉及许多关键人物和关键事件，随着时间的积淀，很可能形成一个不可复制的精神财富和数据宝库，成为人类的共同遗产。
正如《民主与法制》周刊总编辑刘桂明所说，中华遗嘱库是一项有温度、有长度的事业。笔者认为，它的存在和发展超越了当下的意义，值得我们为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能为它的建设出一份力尽一份心，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