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1898年创办之日起，萍乡煤矿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萍乡煤矿的工人队伍也随之不断壮大。由于煤矿工人生产和生活环境的恶劣，加之会党势力的控制，萍乡煤矿工人在二十世纪初期就进行了一些罢工等斗争，但规模和影响都不大。最终归于失败。
[关键词]萍乡煤矿；工人运动；会党
[中图分类号]F426.1 [文献标识码]A
1898年，为了解决汉阳铁厂的燃料短缺问题，盛宣怀在萍乡创办了萍乡煤矿。此后经过不断的扩充，萍乡煤矿成为了清末民初时期江南地区最大的煤矿企业。与此同时，萍乡煤矿的工人队伍也随之不断壮大。为了改善自身的生存条件，萍乡煤矿的工人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
1.萍乡煤矿的发展及其工人队伍的壮大
萍乡煤矿的创办使得萍乡的传统社会状态开始被打破。西方各种先进的机器与技术开始陆续引入萍乡，这使得萍乡开始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化。随着萍乡煤矿、萍株铁路的建成，大量的人口开始涌人萍乡，萍乡的各种近代设施也相继出现，萍乡的城市化过程开始起步，萍乡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新兴工矿业城市。与此同时，萍乡煤矿的工人数量也是增长迅速，1898年3月，萍乡煤矿正式创办时，大概有工人数千，多数为临时工人。1907年，萍乡煤矿基本建设工程完成，生产规模迅速扩大，矿局陆续从外地招募大批工人。1908年后，工人成倍增加。工人为六七千人（不包括临时工），分布在井下开采、支撑，开凿、修理等主要工种。地面洗煤、炼焦中装运工为包工。矿井内外机械、运输等为点工。萍乡煤矿建矿时，员工多来自江西、湖南、湖北三省。据1906年的一项调查，萍乡煤矿的工人中本地人占了多数约占50%，此外多为湖南人和湖北人，分别占30%和20%。盛宣怀在开办萍乡煤矿的过程中所使用的高级职员多为外地人，萍乡地方上曾有“湘乡铁路，湖北矿”之称。萍株铁路多为湘乡籍高级职员所把持，萍乡煤矿则为王殿丞、王鸿卿等一批湖北籍职员所把持。而普通工人的来源大都为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
2.萍乡煤矿工人的生存状况
建矿初期，萍乡煤矿窿内采矿、支柱、搬运三项工作全部采用包工制。东西平巷与直井等生产单位，由大包工头包揽工程任务；若干采掘与工程地点，由大包工头雇佣小包工头，小包工头雇佣工人。小包工头的雇佣由监工核准。包工分工头、管班、大工、小工。工作时间分为8小时、10小时、12小时。萍乡煤矿将包工头列入TA范畴，又名工佐。工人统由包工头直接管理，管班带领工人组成一班生产工作。各处段代表矿局指挥生产工程的职员与总监工、监工，皆有监督管理工人。在包工制下，包工头包揽某项生产工程，一般都具有垄断的特点：一是排除其他包工头的揽人，二是排除工人直接与矿局发生雇佣关系。在這一包工制下，采煤工人采用包箱发计算工资。每箱给价1至4角。凿石采用包尺法，每方给价6至30元不等，视石的硬度而定。
煤炭生产是一个高危行业，尤其是在井下作业的窿工更是随时面临着生命危险。萍乡煤矿当时在地面设有德雷格式矿井救护练习室。室内建有巷道模型，救火者可模拟演练坑内作业。此种设施及救护作业，为当时全国煤矿最早。1906年，室内购有救活机6具，为防救活时瓦斯及有害气体伤害，救护者佩戴救命机。救命机由头面罩、气囊及背负的酸素瓶等组成。在照明方面，矿井主要巷道每隔20m安装电灯一盏。井下工人普遍使用铁质手提茶油裸等照明，职员使用灯壶或安全灯。凡遇新开煤层及有瓦斯之处，均使用从德国购进的安全灯。1900年一次购进带铅锁安全灯500盏，燃用煤油。安全灯由灯罩（细铁丝网卷成）、灯座、盖圈三部分组成。灯火在罩内，煤气虽入网燃烧，火焰不出网罩，网罩散热极快，不致达到瓦斯爆炸发火点，起安全防爆作用。因为萍乡煤矿矿井沼气过重，通风设备差。虽然采取了一些防护措施，萍乡煤矿还是时常发生瓦斯事故。由于除职员、监工等使用安全灯外，工人均使用明火油灯因而瓦斯火灾事故多，夺去了不少矿工的生命。
煤矿工人的医疗卫生条件也不是很好。建矿初期，矿局淡水供应不足，排水设施也没有，饮用水卫生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1918年2月15日，世界人类疾病的万国卫生部所派医师颜福庆至萍乡煤矿调查后，向汉冶萍公司报告说：“在矿详查，各项工匠，有钩虫病者足有六百名以上之多，窿内矿工为甚，约每百人有九十名患此病，即工程师常至窿内者亦均患此症。”其原因为：“窿内无公厕，任意便溺，钩虫种子即由人粪传染”，“又全矿所用之水均由矿内抽出，此又系传染病之大原因。”
3.萍乡煤矿工人的早期斗争
萍乡煤矿创办以来就面临着严重的资金匮乏等困难，为此盛宣怀打算裁员以降低开支。当时的萍乡煤矿总办张赞宸因病在上海就医，解茂承暂时主持煤矿事务。接到盛宣怀的电文后，解茂承便与煤矿总矿师赖伦“商同整顿”“机窿”，此后赖伦还赶到上海与张赞宸“商停土窿、土焦等要事”。在此番整顿后，萍乡煤矿工人却发动了一场罢工与袭击德国工师的事件，在盛宣怀的要求下，萍乡煤矿更改了公司的管理制度。可主持工作的德国工师洛克司却是经验不足并且操之过急，这就使得萍乡煤矿的工人工作强度大增，而工资却还是低下。不满的工人也就发动了这场罢工事件，其目的也是为了提高工资待遇。因为当时煤矿窿工采取的是包工制，各工作段的包工头的收入也就各有差异。煤矿方面在四月十五日先是答应“查明窿工亏歇太重者，发洋资补（每名三元）”，可“发至大半”，工人“忽然聚哄抢洋，殴伤监工”；当日晚上“高寿林开导众工，允半亏者照三元之数算补”，可四月十六日早晨，工人们又提出“无论盈亏，均要各给三元”，矿局不得已，只得“办亏及盈余之窿工头，各提数名，由县开导”，当时的萍乡知县彭继昆应矿局之邀前往安源调停劳资关系，并断定“半亏者各给二元；盈余者各给八角”，工人们接受了此一方案，第二天停止了罢工，照常“进窿开工”。此次罢工事件虽小，可因牵涉到德国人却是影响不小。
盛宣怀随即让薛鸿年带醴陵防营前往安源弹压。在萍乡知县彭继昆调停完工潮后，因“恐大起刁风”，盛宣怀还表示“必须责成”彭继昆，“事定后查实为首，禀请严办，方是恩威并济”。可因当时煤矿工人众多，人员混杂，难以查出为首之人。在经过与萍乡知县彭继昆和江西驻萍乡防营管带胡跃臣的一番密谋后，赖伦等加大了查访力度，在六月先后拿获矿工湘潭人段桂山、祁阳人伍锡林送往县监。
4.工人运动失败的原因分析
晚清的萍乡可以说是动乱不断的，1854年湘军进入萍乡，在此与太平军有过厮杀。太平军平定后，萍乡因是湘赣重要通道而成为湘军散勇的重要聚集地，这些散勇生活无着于是秘密结社，开展秘密活动，成为了会党哥老会的重要来源。萍乡、醴陵等湘赣边界的会党势力也因之大增。
萍乡煤矿的开办以及萍乡对外铁路的修建，更是使得湘赣边界的会党大量向萍乡聚集。湘赣边境著名的会党大头目马福益、肖克昌等相继在安源发展势力，他们还有意识地向萍乡煤矿进行渗透。例如，“卢玉成向在萍乡县属安源煤矿充当工头”，后被会党招揽，“在马幅益处升为老三，复在肖克昌名下称为大爷”。1901年，傅美球在湖南加入会党，后来“至萍乡安源一带地方，煽诱路矿佣工之人，分领飘布，希图纠结起事”。当时哥老会在安源的“总头目系萧克昌，湘潭人，住安源小冲，又有头目三人在安源，一王玉林，湘阴人，开烟馆；王宝华，浏阳人，开王春华饭店，是矿山头目；熊大业，浏阳人，开堂放飘”。最后，萍乡煤矿的工人几乎人人加入了会党。
会党在控制了工人后，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会领导工人与资方进行经济斗争。但一方面会党自身组织比较涣散，不能够进行长时间的艰苦斗争。另一方面，他们也容易被收买。萍乡煤矿当局后来就通过聘请会党首领担任“顾问”等职务，以达到控制工人群众、破坏工人运动、镇压罢工斗争的目的。因而，萍乡煤矿的工人虽然在二十世纪初期就进行了一些罢工等斗争，但规模和影响都不大，最终归于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