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早期活动家杨明斋的传奇人生

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共产国际和所属各国共产党的组织纪律。张国焘说：“中共中央为说服这些反对意见，真是煞费气力。譬如一向以崇拜陈独秀先生著称的杨明斋，就曾指斥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无异是将共产党出卖给国民党，为此与陈独秀大闹一场，并声称不愿再与陈见面。”对此，陈独秀到没有拿他怎么样，但工作总得做吧。张国焘回忆说：“这个性情耿直的山东人，自请调往甘肃工作，因为那里国共两党均无组织，自然不发生合作问题。中央无法说服他，只有允许他的要求。”

由于甘肃根本没有党组织，所以，党中央交给他一项任务，让他护送第二批去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同志。这批学生中有几位后来在中共党史上都不是一般人物，如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杨尚昆、伍修权、孙冶方。之后，杨明斋就留在中山大学总务处工作。

当年的中山大学学生盛岳（即盛忠亮）说：“1925年，当中山大学还在筹备阶段时，杨（明斋）就在上海负责接待和安排中国学生赴莫斯科的工作。1925年11月，他亲自带领第二批学生去中山大学，到莫斯科之后，他就开始在学校的总务部门工作。1927年夏，当我们全部在莫斯科郊外一个很大的避暑地特拉索夫时，杨明斋到了这个地方，向学友们告别。”他说，他就要启程回国了。

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将陈独秀扣上了“反革命” 的帽子，杨明斋接受不了对陈独秀这样严厉的处分，他认为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在将所有的错误都一股脑儿栽在陈独秀身上，是不公平的，这是共产国际在找“替罪羊”。可在当时的条件下，他的这些理哪有地方去说？于是，性格耿直的杨明斋索性在1930年春，只身一人偷越国境到了苏联，想直接找共产国际反映情况。然而到了苏联不久，他就被逮捕，流放到托木斯克。但他为陈独秀鸣冤叫屈、批评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路线政策失误的长达80页的报告倒是被层层上传到了共产国际。敢于批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指导的错误，虽说反映了他的政治勇气和理论认识的高度，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无疑将自己置于危险境地。

倒在了“大清洗”的枪口之下

私自越境进入苏联并遭逮捕后，失去了自由的杨明斋无奈之下写信给在莫斯科的王明、康生求救，但王明、康生都不予理睬。于是，1932年10月21日，他又给张国焘写了封信，讲述了自己这次赴苏的经过、被关押与“充军”的情况，希望张国焘到共产国际问一问，“究竟为什么把我充军，我的报告犯了什么错误？得知后请给我一封信才好”。可张国焘没有见到这封信。

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日子里，杨明斋开始一心一意地写他的第三本书《社会生存本义》。在日常生活中，杨明斋仍旧保留着中国北方农民的生活方式和习惯，自己砌灶、劈柴、生火做饭。因为情绪的关系，他对居室不屑打理，以至于居住的室内脏乱不堪：满屋生烟，遍地柴火，墙壁、玻璃窗户由于烟熏火燎早已失去昔日的光泽，变得乌黑不透阳光。不整理床铺，不洗衣服，不讲卫生，整日蓬头垢面。当时在苏联西伯利亚保卫部门工作的师哲知道他的事后，曾两次去探视，并劝他再给王明写封信。师哲对他说：“我们在莫斯科时，称王明为小鬼，可是他现在担任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团长。还是依靠组织解决问题为宜。”杨明斋却愤慨地表示，他绝不为五斗米折腰，再向王明一伙求助。师哲又劝了杨明斋几句，可杨明斋就是不肯。

1938年，苏联肃反运动进入高潮，2月7日，杨明斋被莫斯科内务部以捏造的“日本间谍、托派恐怖分子”的罪名再次逮捕，在没有经过任何审讯的情况下，5月26日倒在了“大清洗”的枪口之下。直到1989年1月，苏共中央为所有未经审判就惨遭镇压的人恢复名誉，杨明斋才获得了平反。7个月后，中国政府公布杨明斋为革命烈士。如今，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中有了杨明斋的陈列，中共党史教科书、《辞海》等工具书中也有了他的记载，他的家乡故居亦成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也算是对杨明斋这位中共早期活动家的一丝告慰。

（责任编辑：徐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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