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彩虹/草原文化研究
草原文化高峰期的研究是在草原文化分期问题上提出的一个把草原文化研究推向新的深度的课题。这个思路最早是由吴团英先生在《草原文化研究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一文中提出来的。认为，现阶段应该在草原文化历史分期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草原文化历史发展的高峰期问题。在近些年来对草原文化的重大理论研究中，学界还没有专门针对这个问题提出过类似的或者相关的思路。因此，研究草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是否有高峰期、有哪几个高峰期，无疑是草原文化研究中学术性很强的问题之一。根据以往研究中提出的草原文化的发展具有连续性和阶段性的学术看法，将草原文化划分为几个高峰期并进行学术论证，对于向纵深拓展草原文化基础理论的研究，推进草原文化理论体系的完善具有值得重视的学术价值。
一、划分高峰期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关于草原文化的分期，有学者认为，应当在尊重复杂多变的历史事实的前提下，紧扣作为区域文化的草原文化演变的本质特点对其做出阶段性界定。这个观点对于研究草原文化高峰期有着良好的学术铺垫作用。
研究“分期”与“高峰期”的不同，在于分期注重的是时段，高峰期注重的是一种文化在曲折发展中的影响力，通过高峰和低谷，可以看到一种文化的生命力的起伏过程，进而评价文化的传承性等等。由于文化的不确定性和广泛性，所以在定位草原文化高峰期的问题上，提供一种清晰的、被学界普遍接受的标准有很大的难度，需要学界不断地研究和商榷。目前我们只能根据历史资料和考古资料，试探性地提出划分草原文化高峰期时可供参考某些因素。
（一） “高峰”的概念可以解释为事物在某一阶段内发展的最高点，但如果以高峰“期”来论，则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时间段。因此，文化高峰期也应该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草原文化既是以北方生活的人群为载体不断传承和发展的一种纵向文化，也是在某一个时期不断得到补充和完善的横向文化。其对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广泛和深远影响也都是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循序渐进地完成的。因此，阶段性地定位草原文化的高峰期不失为一种学术选择。
（二）以草原文化的整体发展和整体内涵作为参考因素。草原文化迄今为止还没有提供一种确切的能普遍接受的学科标准，很多人在谈到草原文化时仍然有一些模糊。所以在草原文化研究领域，研究者们可以将草原文化分解成各类详细的要素作具体分析，如一个音乐符号、一种绘画手法等。但是在定位草原文化高峰期的问题上，我们需要参考的是一种综合、整体的文化现象和运动规律，而不仅仅是各种文化元素、要素的组合。
（三）草原文化的基本内涵是重点关注的内容。草原文化是一种区域性的文化，同时具有复合、多元、同质等特点。因此草原文化的高峰时期的主要内涵，在于其主要承载反映了区域内应该有的突出表现，即本土文化应有充分的发展和较高的成就，强调本土文化的主体性和吸融性。
（四）在历史上，草原文化表现出它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和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扩散。这个内容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考虑。首先，我们提出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之一，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的动力源泉，因此在探讨草原文化的高峰期问题时，不能脱离中华文化发展史的大格局。既要体现某一个时期的特点，还要反映在这个时期内草原文化对中华文化发展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其次，草原民族是传播中华文明、引进西方先进文化的生力军，承担着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的伟大历史使命，有着令人振奋的历史功绩。因此，草原文化的文化拓展和影响的深度与广度也应该是需要注意的内容。
（五）以历史的眼光看待问题。文化是社会历史的积淀，我们划分高峰期只能是在已知历史基础上划分，考虑某一阶段文化在其所处的时段中对社会有什么标志性的启示或者是推波助澜的历史贡献，而不是单纯地以某一时期留存后世的显性文化要素来作为衡量的标准。
（六）草原文化的不同高峰期有着不同的特点。如匈奴帝国时期体现高峰的特点，是第一个在较大范围内统一北方草原的游牧政权；契丹政权所达到的高峰期则是大量交融了农耕文化要素，在文化方面所表现出的是多元性的特点。与政治要素类同，在草原文化的各个高峰期中，经济、军事、文化、习俗等要素也都有所不同。
总之，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每个高峰期，以免陷入僵化和教条主义的窠臼，造成课题研究的混乱或停滞不前。
二、草原文化高峰期
（一）开启文明的曙光——红山文化时期。红山文化属于考古学文化，且红山时期还没有出现作为草原文化主导性特质的游牧文化。尽管存在某些疑虑，我们仍然将红山文化看作是草原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主要有如下几点理由。
首先，红山文化产生在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文化区域内，是作为区域文化始创阶段的标志性文化，在草原文化中具有不可否认的重要性。在阐述红山文化为高峰期的问题上，我们强调的是文化表现出来的显著的“文明”的表征。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文化”与“文明”的差异。文化随着人类的产生而出现，文明则是相对于野蛮而言的，文明的诞生意味着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次质的飞跃。如果红山文化可以看作是中华文明的曙光，那它作为草原文化的第一个高峰期就是可以成说的。
学者们认为，由于地区的差异性，进入文明的标志不会是整齐划一的。红山文化被看作中华文明曙光的说法最早由中国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提出，并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同。根据考古学提供的材料，我们现在可知红山文化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红山玉器群在造型、工艺、功能、技术等各方面均达到历史的高峰，与南方的良渚文化并列成为中国史前两大玉器雕琢和使用中心，其中红山玉龙更具有非凡的意义。在红山文化中，玉器与祭祀礼仪、图腾崇拜有密切的关系，作为一种思想和信念而存在，是红山先民的审美观念和原始崇拜的一种载体；红山文化石雕女神像有“中华老祖母”的称誉；红山文化晚期还出现了大型宗教利益积石建筑。这都进一步表明，这一地区曾经出现过辉煌灿烂的人类文明。因此，苏秉琦先生评价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史上“先走一步”是有据可依的。
其次，蒙古草原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开始进入了复合型的生产方式阶段。红山文化是北方草原早期新石器文化的代表，其反映的生产方式是早期农耕文明的初始阶段，即农业与渔猎业相结合的经济支撑下的文化。草原文化作为一种复合型文化，游牧生产方式是其主导性特质。但是在草原文化形成过程中，首先是经历了“前游牧文化时代”。这一时期文化的基本特点是以采集、狩猎、畜牧、农耕等相继出现并处于交互作用的状态，反映的是原始农业的繁荣状态。我们强调，划分草原文化的高峰期应以阶段性的高峰来衡量。如果这个逻辑可以成立的话，那么红山文化作为“前游牧文化”时期的高峰期也是可以的。
再次，红山文化虽然为史前文化，但并不是封闭式的文化，其与周边地区甚至更远区域的相互影响已经被很多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论证过。
（二）创建国家形态、奠定“游牧时代”的文明模式——匈奴帝国时期。匈奴民族将草原社会统一和联合成为了一个相对集中、统一的政权，第一次建立了国家形态——匈奴帝国，开启了草原社会新的纪元，为整个北方草原区域内的社会、文化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发展空间，奠定了草原文化在政治、精神和物质方面的发展模式，但却不是固定模式。除此之外，草原文化作为一种整体的综合的文化在与其他区域文化的接触中，“胡”文化成规模形式暂露头角，从此也形成了可以与之分庭抗礼的力量，文化之间的交流由此开始经历了从简单的对抗到逐渐走向丰富并典型化的发展模式。
匈奴民族对草原文明的先驱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统一了历代分散、互不相统的草原各部落，在草原上建立了第一个庞大的奴隶制国家政权，打破了北方草原内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壁垒，使北方草原区域内有共同特质的民族在共同的活动地域内形成了同质的文化，草原文化鲜明的区域特色和以游牧为主导特质的内涵由此凸显。二是匈奴帝国在政治制度方面实行左右翼制度、军事十进制和土地封分制。此后，乌桓、鲜卑、柔然、突厥、蒙古等历代草原游牧民族的政治制度皆以此为范式。三是匈奴人的生产方式、衣食住行、社会习俗等各领域都开启了北方草原游牧文明的先河。四是匈奴族是北方草原社会进入铁器时代的最重要的民族载体。铁器的应用极大地促进了草原社会的发展。畜牧业方面，匈奴人掌握了动物的驯养、改良、杂交等生产技术；国家开始统一掌控重要的手工业部门。五是匈奴在建国的过程中，与西域和中亚等地有密切贸易往来，同时又与中原展开了围绕经济目的的战争或和平交往。匈奴西迁以后，在整个欧亚大陆引发了民族大迁徙，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和扩散了草原文化，草原文化作为中西文化沟通桥梁，匈奴亦有首开之功。
在广阔的亚欧草原上，没有哪个主要的游牧民族与匈奴游牧文明没有关系。将匈奴帝国时期看作是草原文化的高峰期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三）草原文化取得突破性成就——开拓进取的契丹·辽时期。将契丹·辽时期定位为游牧文明时期建立统一草原帝国与建立全国性大一统政权之间草原文化的一次过渡性小高峰也有充分的理由。
契丹·辽时期，草原文化的突破性成就主要表现在：一是草原文化的地域空间在契丹·辽时期进一步扩展到山西、陕西、河北北部，并建立了适应新区域的草原政治和经济的协调体制，极大地丰富了草原文化。与魏晋南北朝时期草原文化在地域拓展及其与中原文化的融合方面有所差异，契丹族在唐代就进入了河北地区，在吸收汉族文化的基础上，契丹族的本土文化仍然保持了独立、鲜明的文化特色。唐末五代时期，为躲避战乱，中原地区的很多汉人或流亡或被俘虏到了长城以北，进入了契丹人的活动区域，他们在与契丹人长期的杂居交往中，普遍契丹化。因此契丹·辽时期草原文化则成为文化吸融中主导性的一方，很好地将中原汉文化纳入了契丹文化的范畴内，形成了举世公认的契丹文化。二是契丹·辽时期创造了留存于世的辉煌灿烂的政治文明和物质文明。政治制度建设方面，契丹族以宽容的形态建立“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因俗而治”的国策，为后世乃至今天在处理民族关系的问题上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经济管理上开创了农牧互补的管理模式，游牧文明和农业文明在契丹·辽控制区域内有效结合，为各经济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城市建设方面，契丹族实行的五京制度为草原城市文明注入了活力。在风俗习惯上，“四时捺钵”制度保留了游牧社会行国的统治方式和特点。契丹族还创造了文字，并极大地影响了西夏和女真文字。契丹族的手工业生产领域分工更加多元和丰富，制作水平也出现了跨越性的发展；在绘画、文学、音乐、宗教、服饰、医药等诸多领域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三是契丹族时期草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有很大的影响力。辽政权时期先后两次西征西域，控制丝绸之路上的回鹘诸政权。与西域、中亚、西亚的阿拉伯国家保持了频繁贸易往来。契丹灭亡后，耶律大石越过葱岭到达中亚建立西辽政权，统治中亚近百年时间，因此有学者认为“在古代的西亚和欧洲，契丹曾长期代表着中国文化的主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四）建立大一统政权、草原文化的全面发展时期——蒙元时期。蒙古民族为草原文化树立了不朽的丰碑，也为中华文化发展做出了显著的贡献。蒙元时期作为草原文化发展的巅峰期应该是没有异议的。
一是蒙元王朝是草原民族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的大一统政权。蒙古族兴起后，首先完成了统一蒙古高原的历史任务，并于1271年先后灭掉了中国境内的其他割据政权，建立了完全统一的全国性政权，奠定了中国版图的基础，开创了中国国土面积最大的历史时期。二是统一政权推进了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进程，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蒙古族进入中原后，将北方游牧民族的草原文化带入了内地，与汉族形成一种主体的交融趋势。政府将大量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口迁徙到北疆地区，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民族杂居、民族融合的大趋势，为中华多元一体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历史贡献。三是推动了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相互沟通、吸纳与共同繁荣，为全国范围内多民族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造就中华文化前所未有的壮阔与强盛。思想文化方面，元朝时期一方面大力提倡儒家文化，同时又设置“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允许多种宗教发展，为文化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环境。在经济方面，在中原地区支持农业发展，引进新的品种，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普及农学知识，大大提高了农业的发展水平。在北方草原地区，继续加强畜牧业的发展，不断创新畜牧业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蒙古族创制了民族文字，并一直沿用至今。此外，元朝在科技方面注重务实，在很多领域内有了文字性的理论总结，反映了元朝农学、医学、天文、数学、地理学方面的卓越成就。四是蒙元时期草原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堪称高峰。蒙古四大汗国的建立使中国与欧亚之间的道路畅通无阻，中西文化、经济交流空前繁荣。蒙元帝国建立后，实行对外开放，开通了草原丝路和海上丝路，以兼容形态吸纳各国的技术文化，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科技文化，同时也将中国的各种文化要素传入中东和西方。□
（作者单位：内蒙古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张燕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