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延安时期红色文献为普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党的方针政策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党和人民群众留下了丰厚的思想遗产，是我们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思想依托。收集、整理和利用好红色文献是深化延安精神研究的基础，又是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前提。
[关键词] 延安时期 红色文献 整理利用
延安时期红色文献记载了党在延安十三年（1935—1948）的艰辛历史，从不同的角度真实地记录了党和人民群众追求自由和真理的风雨历程，它所展现的精神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的产物，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和强大的生命力。因此，延安时期红色文献，既是我们深化延安时期研究的基础，又是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依托。科学收集和整理这些文献，对于存史、资政和育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各类史料
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党出版或下发了很多领袖著作、报刊杂志、党组织各类文件及根据地出版的各种书籍，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主要包括图书与印件类别图书与印件名称领袖著作，例如《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论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纲领》，例如《列宁主义问题》中译本、《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毛泽东的《中日问题和西安事变》《反对自由主义》《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组织起来》《论联合政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将革命进行到底》《关于时局的声明》，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刘少奇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抗日游击战争之理论与实践》等。延安时期出版的报刊有《新中华报》《解放日报》《解放》周刊、《共产党人》《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工人》《中国妇女》《中国青年》《中国文化》《边区群众报》《群众日报》《关中报》《抗敌报》等。党史专题文献有《建党论文集》（1940），《陕甘宁边区实录》（1939），《陕甘宁边区政策条令汇集》（1944），《晋冀鲁豫边区法令汇编》（1945）。党建专题文献有《土改与整党的三个典型经验》《党建论文集》《陕甘宁边区的中国共产党》《党建概要》《共产主义常识》《支部课本》《国民党与共产党》《党团怎样工作》等。文学作品与文艺著作有《游击战术唱词》《唱词英雄会》《小放牛》《干一场》《救中国》《抗战进行曲》等歌曲；《民歌小调》《秧歌小调》《儿歌》《新秧歌集》《歌唱南泥湾》《刘志丹》等秧歌运动中的出版物；《李有才板话》《白毛女》《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吕梁英雄传》《建设槐树庄的英雄胡青山》《植棉英雄郭秉仁》《高仲和、李文焕创造了打盐奇迹》《张庆丰运盐奇迹》《磨房起家的王科》《边区工人的奇迹赵占魁》《青年劳动英雄李长青》《难民劳动英雄陈长安》《气死牛英雄郝树才》等讴歌边区的英雄的文章。当时国内外人士的见闻著作有（美）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1937）、（英）彼得·弗来敏等著的《红色的延安》（1939）、黄炎培的《延安归来》（1945）、（美）根室·史坦因的《跨进了延安的大门》（1946）、刘白羽的《延安生活》（1946）、齐文编的《外国记者眼中的延安及解放区》（1946）、金东平的《延安见闻录》（1946）等。各种教材和讲义有《妇女运动与国民革命》《日本革命运动史话》《美国工人运动》《中国政治思想史》《社会进化简史》《中国近代史讲话》《中国苏维埃运动史》《近代世界革命史》《第一次世界大战简史》《苏维埃建设讲义》《中国东北民主联军十四年苦斗史》等。《民众课本》第一册（现存陕西省档案馆）中有《九一八事变》《东三省》等，高小适用教材《历史课本》第三册（现存陕西省档案馆）中有《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中共的产生和工人运动》《苏维埃运动》《卢沟桥事变和全面抗战》等。这些著作对于研究延安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比如《解放日报》，作为当时延安报刊中办报时间最长、影响最深的一份报纸，成为研究延安十三年的重要原始史料之一。在延安时期，党的建设不仅取得巨大成就，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同时也留下了丰富的资料；文学作品与文艺著作是当时延安时期文学运动的主要精神产品；特别是当时大批知名人士，包括外国记者在延安访问或者生活留下的相关著作；一些教材和讲义反映了党对当代史研究成果运用于历史教学中的良好体现。除了以上这些文献资料，公开出版物还有布告、命令、指示、文电、宣传品等。
二、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有关史料
新中国成立后出版延安时期的史料分为六类：
（一）档案资料。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档案馆成立，集中了原中央文库的所有档案，地方档案馆收集了当地的相关档案；到上世纪90年代，前苏联、共产国际有关档案大量公布，为整理和研究延安十三年档案文献提供了便利。
主要文献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辑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中央档案馆编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十八册）；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的《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全三册）；中华全国总工会编的《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全三册）；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所编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等重要文献资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针对延安十三年的，对研究延安十三年是非常重要的。
前苏联、共产国际公布的档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的三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收录了1918年至1943年共产国际有关文献，绝大多数是关于中国革命的。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的《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包括了青年共产国际的整个历程。另外还有，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和四川省中共党史研究会编译的三辑《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2卷）、（英）珍妮·德格拉斯选编的《共产国际文件（1929—1943）》、薛衔天等编著《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共三十四卷三十六册），等等。
（二）中共党史回忆录。回忆录既带有原始史料性质，又带有撰述史料性质，是参与中国共产党活动的人们留下的回忆资料，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回忆，也包括参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结识中国共产党人的非中共人士留下的对中共党史事件和人物的回忆著述。
对人物的回忆：自述类回忆录有《彭德怀自述》《聂荣臻回忆录》《萧劲光回忆录》《周纯麟回忆录》《黄克诚回忆录》《刘伯承回忆录》《杨尚昆回忆录》《许世友上将回忆录》《郭洪涛回忆录》《薛暮桥回忆录》《胡风回忆录》，徐向前的《历史的回顾》、伍修权的《回忆与怀念》、粟裕的《战争回忆录》、张秀山的《我的八十五年》、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吴江的《政治沧桑六十年—冷室斋忆旧》、韦君宜的《思痛录》，师哲口述、师秋朗笔录的《我的一生——师哲自述》等。他述类回忆录有廖其康的《随卫敬爱的周副主席》，杨尚昆、陈丕显等著的《一代名将——回忆粟裕同志》、李普著的《记刘帅》、刘英著的《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革命史研究室编的《回忆贺龙》《萦思录——怀念叶剑英》，师哲口述、师秋朗整理的《毛泽东的翻译——师哲眼中的高层人物》等。
对事件的回忆：国人对延安历史回忆有温济泽、李言、金紫光、翟定一编《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刘大年著的《我亲历的抗日战争与研究》，余湛邦著、余永燕修订的《我所亲历的三次国共谈判》、张军锋主编《八路军老战士口述实录》、陕西日报内部编辑的《延安时期新闻出版工作者回忆录》，丁济沧、苏若望编的《我们同党报一起成长——回忆延安岁月》、吴介民编的《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等。港台、海外出版的党史回忆录有张国焘的《我的回忆》、王凡西的《双山回忆录》、王明的《中共五十年》，龚楚的《我与红军》和《龚楚将军回忆录》，司马璐在香港出版的《斗争十八年》、杨子烈的《张国焘夫人回忆录》等。共产国际、苏联代表亲历中共党史回忆录有（德）奥托·布劳恩的《中国纪事》（1932—1939），（苏）克里莫夫等著、何智涛等译的《在中国土地上——苏联顾问回忆录（1925—1945年）》等。西方人士关于中共党史的回忆录有埃德加·斯诺的《红色中华散记》、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福尔曼的《中国解放区见闻》、（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联邦德国）王安娜的《中国：我的第二故乡》、（加）加里·尤恩的《在中国当护士的岁月：1933—1939》、（英）林迈可的《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见闻录：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的记述》、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忆录》、托马斯·毕森的《抗日战争前夜的延安之行》、金诗伯的《我在中国的六十年》、詹姆斯·贝特兰的《在中国的岁月：贝特兰回忆录》、（美）包瑞德著《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美）约翰·佩顿·戴维斯的《抓住龙尾：戴维斯在华回忆录》等。日本人对延安历史的回忆有（日）小林清的《在中国的土地上：一个“日本八路”的自述》，（日）水野靖夫著、巩长金译《反战士兵手记》，（日）香川孝志、前田光繁的《八路军内日本兵》，日本反战同盟回忆录编辑委员会编的《从帝国军人到反战勇士》等。
（三）文集与年谱。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年谱的编纂，大量运用未刊档案，故史料价值甚高。另一方面，其在文献使用上具有鲜明的特点，其发表的内容和时机出于各种考虑也会有一定的选择。
文集有《毛泽东文集》《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军事文集》《周恩来选集》《周恩来军事文选》《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周恩来政论选》《刘少奇选集》《张闻天选集》《陈云文选（一九二六—九四九年）》《王稼祥选集》《王明言论集》《陆定一文集》《胡乔木文集》《邓颖超文集》《彭德怀军事文选》等。还有一些国内翻译出版的与中共党史相关的外国友人文集，如《斯诺文集》《史沫特莱文集》《爱泼斯坦新闻作品选》《斯特朗文集》《费正清集》《希伯文集》等，由于这些作者在中国的特殊经历，其中一些观点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参考价值也不可忽略。
年谱有《毛泽东年谱》《周恩来年谱》《邓小平年谱》《陈独秀年谱》《刘少奇年谱：1898—1969）》《张闻天在1935—1938》《王明年谱》《博古文选·年谱》《彭德怀年谱》《彭雪枫年谱》《贺龙年谱》《孙毅将军年谱：1904—1995》《丁玲年谱》《粟裕年谱》《恽代英年谱》《雪峰年谱》《张国焘年谱及言论》《张国焘传记和年谱》等。
（四）书信与日记。书信和日记都属具有私密性的第一手资料，其文献价值十分独特。战争年代特殊的条件，书信和日记保存下来的不多，出版者更少。在中共党史发展中，也有一些外国人介入其中，他们亲历中共党史并留下了日记，这些日记和中国共产党人自身的日记不同，带着全新的视角和不同的立场来观察，或许他们对中国文化、中国人的行为方式理解不深，但有助于完整全面地研究中共党史。
比较典型的日记和书信有：《毛泽东书信选集》《左权将军家书》《周恩来邓颖超通信选集》《周恩来书信选集》《邓颖超书信选集》《陈独秀书信集》《吴玉章往来书信集》《胡乔木书信集》《胡风书信集》《杨尚昆日记》《谢觉哉日记》，肖锋的《长征日记》《“战略骑兵”的足迹》，童小鹏的《军中日记（1935—1936）》《陈伯钧日记（1933—1937）》《独臂上将彭绍辉日记》《陈赓日记》《邵式平日记》《皮定均日记》《战争年代的日记》《佩剑将军张克侠军中日记》《王恩茂日记》（共五册），（苏）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美）托马斯·阿瑟·毕森的《抗日战争前夜的延安之行》。
（五）纪实性文学作品集。这主要包括党史人物传记、文学史诗性作品，特别是一些纪实性的作品，多是革命经历感怀或重大事件记述，具有很强的历史资料价值。比如有《毛泽东传》《张闻天传》《王明评传》《陈毅诗词全集》，李石涵的《怀安诗选》和《怀安诗社诗选》《延安文艺丛书》《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延安文萃》等。
（六）其他文献资料。比如一些国内当前未公开的、但可以查阅并部分转抄的档案，散存于国内民间的文献，流散于境外海外的文献，国民党文献中涉及延安时期的文件资料，等等。
三、老革命老干部的口述历史
口述历史是借助音像手段，让历史参与者直接对历史说话，在复原历史方面，有其他档案、文献资料无法替代的价值，可以使历史更加鲜活、生动，对丰富历史内容、弄清历史真相、总结历史经验具有重要意义。延安历史的当事人越来越少，大多已年老体衰，他们留给人们进行访谈的时间可以说是很有限的。如果对这项工作有所拖延，将会造成历史性的遗憾和难以弥补的损失。所以要有“抢救”意识，应当在发现和确定访问主题后尽快付诸实施。抓紧访谈、抢救历史资料，已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由于各口述者视角不一样，观察事件的重点有差别，乃至接触同一个人的时间、环境差异，留下的印象都不一样，同时延安十三年距离今天已有60多年，口述者年高体弱、记忆力衰退，有的甚至产生了记忆障碍或紊乱，或者其他种种原因，所谈内容可能会有讹误不实之处。因此，存于他们记忆中的活的历史，需要我们花时间和精力来挖掘、抢救，同时，收集口述历史资料时，最好参照被访者的记录、笔记，或公诸报刊文章的亲历、亲闻。被访者的记录、笔记中也不乏独家发布的珍闻秘事，生动活泼的细节记载，以及入木三分的真知灼见。所以，将口述资料与文字资料、实物资料进行对照，加以甄别，会大大提高文献资料的可靠性。
主要代表书籍有：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持的《浦江之畔忆延安》，对居住在上海、经历过延安时期的健在的老革命、老干部进行了抢救性采访，留下了大量宝贵的音像资料和文字史料，对研究延安时期党史具有独特价值。目前，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启动了《口述历史——延安的红色岁月》采访和制作项目，该项目利用现代传媒手段，通过采访健在的延安时期老革命、老干部，收集散落于他们手中的革命文物、文献和图片，力求以鲜活生动的历史细节，再现党在延安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大决策，从另一个视角反映我们党在延安时期的光辉历程及其培育形成的伟大延安精神的实质和特征。○
责任编辑 冷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