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乡是革命老区，早在1933年就建立了中共地下组织，领导全县人民开展了反帝反封建斗争。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总司令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等机关长期在这里驻扎，武乡成为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枢。在漫长的对敌斗争岁月中，武乡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抗日武装和抗日民主政权，坚持敌后抗战和反顽斗争，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伟大胜利，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本文就武乡抗日根据地的主要特征及其作用作一论述。
一、农民“五抗”运动的深入开展，奠定了根据地创建的基础
由于阎锡山推行所谓“新政”，在山西各县成立了“公道团”，武乡也不例外地成立了“公道团”、“国货实践团”，从政治上巩固了地主阶级的统治；同时还设立了“官盐店”、“土货商店”等，在经济上加紧了对农民的掠夺。阎锡山规定：凡家资不到500元银洋者，不能当村长。这样，从县衙到村政权，从政治领域到经济领域，形成了封建势力一统天下的局面，人民被压迫得喘不过气来。据1935年统计，当时武乡约有13万人口，地主、富农占人口总数的5%，却拥有耕地总面积的54%，并且大部分是上等地；而占农村人口76%的广大贫苦农民，占地却不到30%，还是远地、薄地。土地的高度集中，高租重利的残酷压榨，以及苛捐杂税的层层盘剥，导致农村经济急剧破产，贫苦农民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
受剥削、受压迫愈深，其斗争性也愈强。人民群众一旦得到正确的组织和引导，就会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和不屈不挠的斗志，投入到反抗封建压迫的行列中去。
早在1925—1927年大革命时期，武乡人民就开始了多种形式的革命活动。武乡县在太原和北平上学的进步学生也曾回乡组织民众，进行了驱逐贪官污吏、清算财务账目、整理田赋、反对“官盐店”等一系列斗争活动。1933年5月，武乡早期革命活动家、1927年参加革命的李逸三，通过深入调查了解，结合大革命时期苏区的经验，在筹建党组织的同时，即与武乡进步人士史怀璧、高沐鸿等，组织、发动贫苦农民和小学教员成立农民“抗债团”，作为党的外围组织展开斗争。
1933年初秋，武乡县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据中共山西特委指示，武乡农民“抗债团”在县城（今故县村）“流通图书馆”秘密成立。“抗债团”成立后，印发了《晋东南抗债团宣言》。中共武乡县委下设的东区、中区、西区3个中心支部，都加强了对各个乡村“抗债团”的领导，组织发动了以抗债、抗租、抗粮、抗税、抗丁为中心的农民“五抗”运动。经过秘密发展，抗债团员很快增加到200余人。“抗债团”最初的活动，主要是散发传单、制造舆论，以此来发动群众，扩大影响，进而动摇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
1933年冬，随着斗争的深入开展，“抗债团”进一步组织群众，展开了多种形式的斗争。他们从团员中选拔出一批忠实勇敢、身强力壮的人员组成“硬抗队”，专门对付那些反动透顶的劣绅土豪。
为便于活动，县委还决定，利用社会上原有社团的公开合法形式，掩护党领导下的“抗债团”活动。据当时统计，在“抗债团”的领导下，武乡全县抗住了80%的各种租税，逐渐出现了“地主不敢要账，穷人拒不还债”的局面。“五抗”运动取得了革命斗争的初步胜利。
武乡农民“五抗”运动，是在山西党组织直接领导下，学习与借鉴苏区农民运动经验与武乡农村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山西早期农民革命运动的典范。运动抓住了农村中存在的主要矛盾，代表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根本利益，沉重地打击了地主豪绅和贪官污吏的气焰，大大鼓舞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意志，为在山西全省范围内摧毁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为山西党组织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在农村开展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等农民革命运动，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为创建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二、依靠八路军，开辟与巩固抗日根据地
武乡位于太行、太岳两山之间，雄关险塞，地处要冲，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而争夺地盘，备兵设防，战事十分频繁。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此处战略地位重要，有一定的物质资源，建党较早，人民素有反抗外来侵略的传统，所以早在1937年就被开辟为太行中心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总司令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一二九师司令部、太行第三军分区等党政军重要机关曾长期驻扎在这里，武乡成为指挥华北抗日游击战争和政治斗争的中心。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中国军民从此开始了伟大的抗日战争。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随即开赴山西前线作战。11月，八路军谢家庆、张国传来到武乡，配合牺盟会决死队恢复地方党组织，开展抗战工作。根据中共北方局关于在华北发动群众、开展抗战工作的指示，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派出共产党员韩洪宾和工作员姚伯功任武乡县牺盟特派员，以合法身份进行抗战动员。同年10月，中共冀豫晋省委派徐子荣、王玉堂、高沐鸿等人到武乡，建立了中共武乡县临时工作委员会。该工作委员会建立后，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游击队、自卫队等地方武装，改造了各级旧政权，组织起工、农、青、妇各救会和抗日儿童团等群众团体，开展游击战争，打开了抗日工作的新局面。
1938年4月16日，八路军主力在武乡长乐滩歼敌2200余人，粉碎了日军对晋东南地区的“九路围攻”，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奠定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基础，同时也使武乡人民受到了“不抗日，活不成，要生存，必斗争”的现实教育。到年底，全县48个大编村，在八路军的帮助下，都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党员发展到2500多人，成为抗日斗争的一支骨干力量。1939年7月，日军占领了白晋沿线武乡所辖的南关、分水岭、权店、南沟、故城等地，建立了维持会等汉奸组织。1940年夏，日军占领了武乡中部的段村镇，把武乡分割为武乡（东）武西两个县，武西多数村庄变为敌占区和游击区，段村敌伪也把“维持区”扩大到长乐、上司一线，日伪势力十分猖獗。在军分区的支持下，武乡县委开展了全面的反“蚕食”、打“维持”斗争。到1942年，“维持区”被压缩到5公里以内，初建的抗日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1939年至1943年间，日军以占领地为“扫荡”之依托，在“扫荡”中大肆施行“三光”政策，妄图加速对根据地的“蚕食”。而对险恶的斗争局面，武乡县广大民兵、自卫队配合转战当地的主力部队，机动灵活地和敌人开展了反“扫荡”、反“蚕食”、反“清剿”的斗争，建立了“男人挑一担，女人提一篮”的野外生活，组织了“一手拿枪，一手拿锄”的游击生活，创造了麻雀战、地雷战、窑洞战、围困战和攻心战等各种巧妙打法。
1943年6月，日军小林大队指挥伪剿共军赵瑞、段炳昌部约3000兵力侵占了武东重镇蟠龙。武乡县委遵照太行三分区提出的“坚持劳武结合，围困蟠龙敌寇”的战斗口号，在蟠武线上开展了游击生产，建立了野外生活，经过八个半月的围困斗争，终于把敌人挤出了武东根据地。在除奸防特方面，民兵除配合反特除奸活动巡逻放哨外，还镇压了许多罪大恶极的汉奸头子，打击了敌伪的嚣张气焰，保护了群众的利益。1944年，随着局部反攻的开始，各地在组织起来、开展大生产的前提下，继续深入进行减租减息，开展拥军优属和大练兵运动。武东、武西两县人民群众积极参战支前，配合太行西进部队，于1945年8月26日一举攻克段村大据点，武乡全境获得解放。
武乡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的实践证明：只有依靠八路军开展游击战争，在坚持抗日战争的同时进行反顽斗争，才能巩固和发展根据地，才能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三、发挥统一战线作用，动员开明士绅支持抗日
抗战时期，武乡各级党组织始终正确坚持和运用统一战线的政策，团结社会各界人士，有力地推动了各项事业的发展。在我党的团结和领导下，武乡开明士绅表现出了崇高的民族气节，捐款筹粮，积极为抗战工作献计献力，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早在1939年八路军总部及直属部队进驻武乡之时，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为解决驻军及参战民众的粮食供应问题，9月19日，武乡县抗日政府以牺盟会的名义在土河村召开了盛大的榆（社）、武（乡）士绅座谈会，朱、彭总、副司令应邀参加了会议。朱德总司令在会上发表演说，阐明了士绅在抗战中的地位及其作用，倡导各阶层精诚团结，共同抗战。参加座谈会的开明士绅纷纷慷慨献粮，武乡士绅裴玉澍、郝培兰等50人，当场自报捐粮190石，捐款（银洋）220元。其中，杜青史将家中的土地、钱财除生活费外全部捐出。朱总司令对武乡士绅毁家纾难、捐款献粮的爱国行动倍加赞赏，并为与会士绅躬授奖旗。这次座谈会，推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建设，许多士绅由中间派变为进步力量，抗战力量得到增强。接着，县政府又在姚庄召开了士绅大会，座谈《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和政府的屯粮法令，并发起了在全县屯积6万石公粮的运动。在实行合理负担、征收公粮公款的基础上，本着有粮出粮、无粮不出的原则，制订了具体的屯粮办法。全县士绅热烈响应号召，积极捐献粮款，5天即完成6万石公粮的屯积任务，解决了当时的军用急需，对粉碎敌人的军事“扫荡”和经济封锁提供了根本保证。
1941年，为了实现共产党的统一领导，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实行统一的方针政策，集中力量进行对敌斗争和建设根据地，中共中央北方局提出“晋冀豫边区目前十五项主张”，其主要内容之一是实行民主政治，充实健全“三三制”政权。这是团结各阶层抗日力量的新的政权形式，也是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在根据地的体现。武乡县委按照有关部署进行了宣传发动，并在活庄村召开了由各阶层人士参加的座谈会，提出成立“三三制”政权的构想，得到开明士绅和同情革命的地主的广泛拥护。县委在广泛宣传发动的基础上，陆续在全县开展了村政选举。经过村选运动建立的新政权，具有广泛性，成为群众利益的真正代表和对敌斗争的坚强支柱。开明地主和士绅参加政权，大大协调了各阶级的关系，维护了各阶层的政治地位，使各阶层的团结更加趋于巩固，许多问题均能够得到圆满解决。在新政权的感召下，武乡全县在抗战初期逃亡的地主与国民党员48人中，有28人陆续回到家乡，努力生产，用实际行动支援抗日。
在实行“三三制”政权的基础上，武乡县委遵照上级党委的指示，于1939年至1942年开展了减租减息、清债反霸运动。而减租减息也有个政策和原则问题，既要保护广大贫农的切身利益，又必须维护统一战线的稳定性。因此，我党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一方面发动贫苦农民，向顽固地主发起斗争；另一方面注重团结开明士绅。随着减租减息的深入开展，封建土地制度逐步削弱，贫苦农民群众的生活得到保障，进一步调动了广大农民参加抗战的积极性。这场运动一方面是党领导人民群众斗争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有开明士绅深明大义，主动执行党的政策，配合我党开展工作的因素。不可否认，在减租减息中，开明士绅同样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四、武乡革命根据地的经验与伟大贡献
从武乡党组织的创建到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武乡人民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和巨大的牺牲，同时也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革命经验。
（一）坚持党的领导，认真贯彻上级党组织的方针政策。在抗日战争中，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司令部、太行第三军分区司令部重要机关在武乡长期驻扎，不仅领导和指挥了整个华北的抗日战争，也具体指导了武乡的各项工作。武乡抗日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及早创建与巩固，正是在上级党、政、军机关的直接指导下发展壮大的，因而避免和减少了许多失误和挫折，战胜了困难，保证了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二）解决农民的切身利益，动员农民进行了人民战争。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武乡党组织从创建之日起，就领导和发动农民成立“抗债团”，开展了抗租、抗债、抗粮、抗税、抗丁的“五抗”斗争，调动了广大农民奋起革命的积极性。在抗日战争中多次实行减租减息、清理旧债，直至解放战争中的土地改革等一系列政策，使广大农民从中得到实惠，全县农民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和人民子弟兵并肩作战。从战备到生产，从参军到支前，出现了军、政、民一体，团结抗战的动人局面，创造了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
（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对敌。从地下党组织的创建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武乡各级党组织始终正确掌握与运用了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团结社会各界人士，有力地促进了党的事业的发展。早在30年代，在武乡党组织酝酿筹建的过程中，就得到许多进步人士的帮助。在抗日战争中，武乡党组织始终把抗战工作作为中心环节，多次召开士绅、名流座谈会，在共产党的宣传影响下，各界人士纷纷自觉地为抗日出力。在政权建设上，武乡党组织严格执行中央制定的“三三制”政权的组织原则，邀请民主人士参政、议政。通过广泛的统一战线，我党赢得了社会各阶层人民的支持，党的事业得以蓬勃发展。
（四）密切联系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共患难。在根据地军民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党员和群众一起吃糠咽菜，一样开荒种地，进行生产劳动；在敌人频繁的“扫荡”中，各级党组织组织民兵协助群众坚壁清野，帮助他们安全转移；在反“扫荡”结束后，党组织又及时为受害群众做好安置工作，组织生产自救。
（五）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了党员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县委在领导全县人民开展对敌斗争的同时，始终注重自身的组织建设，不仅使党的战斗堡垒更加坚固，而且使党群关系更为密切，对于发动群众有着积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1948年，县委又结合土改进行了党组织的全面整顿，及时纠正了“左”的做法，团结了绝大多数群众，使土改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党组织在群众中的威信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正因为武乡党组织始终与人民一体，真正调动了人民的革命热情，从而使这块英雄的土地爆发出革命生机。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武乡人民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据不完全统计，自1937年到1947年间，先后参军14246人，广泛开展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窑洞战等大小战斗共计6568次，毙伤日伪军29330人，缴获武器14020件。武乡人民不仅直接参军参战，更担负了繁重的战勤任务。在战争年代，全县215个行政村，共为部队筹集公粮2.5亿斤，妇女做军鞋49.5万双，做米袋、挎包100.75万条，提供蔬菜、肉类和食油500.75万公斤，提供煤炭、木材等燃料30.7万公斤，提供畜力车辆4300多头（辆），先后涌现出杀敌英雄和劳动模范152人。八年抗战中，武乡这个仅有14万人口的山区小县，牺牲和致残的县区村各级干部和民兵群众达15300余名，载入烈士英名录的有3200余名，出兵达14000余人，派出南下北上干部5300余人。若以县为单位计算，武乡县出兵、出粮、出干部之多，为太行全区之冠。
总之，武乡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政权建设、武装斗争、支援前线、拥军优属、大生产运动以及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太行党的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责编 周志清）
题图为1939年北方局在武乡县堙里村的住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