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湖南省隆回县虎形山瑶族乡富寨村为例，通过对农业状况、干群关系、计生情况的现状及成因的分析与思考，探析边远山区农村发展问题。
关键词：边远山区；农村发展；问题；探析
湖南省隆回县西北边陲的虎形山瑶族乡，面积约40平方公里，是全国独一无二的瑶族分支——花瑶聚居之地，全乡12500余人，瑶族约占45%。这里地处我国地理分界线——雪峰山主脉之上，位于叙铺、新化、洞口、隆回四县交界处，距离最近的县城隆回县城100余公里，海拔1200—1600米，沟壑纵横，属于典型的山区地貌，素有“隆回西藏”之称，是一个以人文题材申报而获批的国家级风景区。调研考察地点为虎形山瑶族乡最早通村级水泥路、经济状况最好的富寨村。
一、边远山区发展现状
1.农业状况
富寨村面积约5平方公里，四山（山脉）夹三水（小河），人口1000余人，其中瑶族人口20余人。山地陡峭，最大处垂直落差达600米，人均水田不足0.4亩，基本上为梯田，农业难以机械化，没有规模经营，农民土地只有极少量流转。粮食以水稻为主，水稻每年种一季，产量低（一般亩产700斤）而不稳定；多数人不同程度的需要购进商品粮。其他作物有产量不高的玉米等，三分之一以上的农田已退耕还林或种植药材类的金银花、白术等经济作物。这里是远近闻名的“金银花之乡”，但市场行情很不稳定，价格波动大。整个乡没有农产品与药材初级加工业及正规的经济合作组织或机构，缺乏经营规划与技术指导，经济作物种植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农药残留物重。除自给的家养外，没有规模养殖业。相对于其他经济发展较快的地方而言，这里农业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地区差距越来越大，相对贫困程度越来越高。
2.干群关系
改革开放前村里原有的公共活动场地、公益娱乐场所和广播系统都早已处置完。山、田、地承包责任到户，农民以家庭为单元自耕自足，基本上没有科技、文化、体育等公益娱乐活动。富寨村有6名党员，最年轻的年龄在45岁以上。党员及村干部文化程度不高，多数初中文化，没有参加过任何培训教育，没有能力对村里经济发展进行经营规划和技术指导，为民办实事、谋福利的能力欠缺，制度化管理程度低，村干部没有薪酬，工作积极性也不高，因而在群众中的威信不高，干群、党群之间关系淡薄。
3.计生情况
2009年隆回县的计划生育工作位于湖南省倒数第一。据了解，虎形山瑶族乡的计划生育工作问题在隆回县实际上更为突出，生育多的达7胎。以富寨村为例，计划生育工作没有任何的保险机制、帮扶机制、优先优惠机制，除政府对60岁以上老人每月50元的补助外，没有任何养老、敬老事业，人们多子多福、养儿防老、重男轻女思想依然严重，生育率较高。据统计富寨村没有独生子女家庭，多数生育两胎以上，甚至还有五胎的。
二、边远山区发展落后的成因分析
1.优秀人才不断流出
T.W.舒尔茨说过：“土地本身并不是使人贫困的主要因素，而人的能力和素质却是决定贫困的关键。”在各项人类活动中，人力资源是唯一具有创造性的因素。人力资源是其他生产力要素的掌握者和使用者，拥有主动性或能动性，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第一要素。地区发展差异客观上导致生产要素在收益上存在差异，引发资金、技术、人才不断向经济快速发展地方汇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社会人文环境的差异，导致当地优秀人才纷纷流出。富寨村人才流出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通过高考，一部分优秀人才考上大学，毕业后带着智慧和能力远离家乡去可以发挥才干的相对发达的地方工作创业。近10年来，这个1000余人的小村庄共出了4位博士、23位硕士研究生、42位大学生，成为名副其实的瑶山读书村。二是外出务工人员中一部分优秀人才赚钱后，带着资金和见识在交通和生活相对方便的城里或镇里居住。
2.基层党政组织职能弱化
在经济不发达的边远山区，乡（镇）干部是财政供养人员，村干部不在财政供养人员之列。基层党政组织职能弱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乡（镇）干部对村级管理失去动力。虎形山瑶族乡目前已成为国家级风景区，为之乡干部付出了诸多努力。虎形山瑶族乡财政几乎全部来源于上级财政拨款，自农业税取消后，乡政府与农民间已经没有利益链，对村级事务热情不高。在惠农方面，乡干部关注的是如何向上级报项目申请各种扶持资金，至于申报什么项目、下来多少资金、怎么开支资金，老百姓根本不知道。条件的艰苦和环境的恶劣，使得乡干部任期一到就千方百计寻求机会调到山下工作，这里成了干部镀金的地方。二是自给自足的山区经济使老百姓与村干部之间依存度降低。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必须依靠当地高素质的劳动者，依靠足够数量的各种人才。当地优秀人才纷纷流出，村委、村党支部没有新鲜血液注入，没有能力使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以散居为主的老百姓的生活更上一层楼，老百姓对村干部从失望慢慢发展到淡漠，干群之间的依存度不断降低。
3.生育观念的落后加剧了贫困
外出务工人口的流动和以罚代管的计划生育管理方式，造成了生育观念本来就落后的山区百姓的多胎生育现象，加剧了多生家庭的贫困。虽然富寨村是“名副其实的瑶山读书村”，但在教育成本不断加大、大学生就业难现状的双重影响下，现在富寨村人们送儿女读书的愿望越来越低，“名副其实的瑶山读书村”很可能成为历史。人口的流动开阔了年轻女性的眼界，当地婚龄女性大多远嫁条件好的山下，大龄难婚男青年不断增加。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现象日益加剧，与发展较快的地区相比，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相对贫困程度越来越高。
三、边远山区发展问题的思考
1.注重留守农民的教育问题，多渠道、多方式加强留守农民的教育
人是知识、信息和技术的载体，人力资源是当代和未来社会经济发展两大支柱之一，是社会活动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能动资源。我们不可能强制外流优秀人才回老家去，除想法改变环境吸引他们回乡创业外，应该把重点放在留守农民的教育上。留守农民不仅影响他们这一代，还直接影响着他们的下一代，留守农民的教育问题是提升边远山区人力资源素质和能力的关键，提升的途径和方式有很多，如培训、远程教育、电视等。
2.稳定边远山区财政供养干部队伍，提升村级基层党员干部素质
毛泽东同志曾说：“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在我国实行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政府管理体制下，不论地方政府的大小，地方政府都拥有一定的地方行政权、经济决策权和一些可支配的资源，在地方管理、制定本地方的经济发展规划和确定主导产业等方面，地方政府更了解本地方的实际情况。可以说，地方政府是地方特色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设计者，是本地社会经济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地方政府在地方发展中起骨干作用。除大力进行精神鼓励外，可以对边远山区财政供养的干部在行政级别上给予特殊考虑，如比其他同级行政机构人员的行政级别高半级；可以在补贴上倾斜，以稳定边远山区财政供养的干部队伍，使之安心、乐于在边远山区发展。农村村级党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党联系农民群众的纽带，是带领群众奔小康的战斗核心。村级基层组织的建设关键在于党建。首先政府要拿出专项经费，定期让边远山区农村党员轮流去各级党校和高校学习培训、外出考察，以提高其能力和素质，使其能真正为民办实事、谋福利，其次是建立和完善村级管理制度。
3.改变农业人员从业结构
我国尚有6亿多人口基本上依靠农业为生。仅凭市场力量未必能够充分满足三农需求，一个必然而自发产生的解决“三农”问题的“市场”是不存在的，依靠市场导向的土地流转不可能对“三农”问题起决定作用。“三农”问题的重点是农业。林毅夫教授指出，农业问题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过程中市场发育不健全、政策不配套、政府自身改革滞后造成的；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深化市场导向的农村改革，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因而，在农业发展战略上，在保证粮食生产总量的同时，政府必须进行干预，科学统筹，在全国范围内以乡镇为基本单位，因地制宜，逐步采取专业化与区域化相结合的方式，大力引导以粮食作物生产为主要方向各具特色的林、牧、渔、养殖、经济作物种植等多种农业经济和旅游休闲经济发展。农业专业化的目的是改变农业人员从业结构，培育农业产品交换市场，引导农业经济从自给自足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农业区域化目的是促进农业产品标准化、生产科学化，促进原产地经济作物初级加工业与农产品加工工业发展，促进正规的经济合作组织或机构的建立，这有利于农产品质量监控、分类价格补贴和保护，有利于分类农业科研与农业教育，最终促进不同区域的农业经济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
4.逐步减少农业人口
我国是超过8亿农村户籍人口的农业大国。新中国50年增加8.5亿人口，主要是农村人口的增加。林毅夫教授指出，农村发展必须放弃过去以增加农产品产量为核心的旧战略，实行新的以减少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为核心的战略。
一是教育外移。关于教育与人口的问题，我们极少去讨论教育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在我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对农村人口迁移的作用非常显著。每年都有几百万农村考生刻苦学习通过高考进入高等学府接受高等教育，而后成为城市市民。高等教育为农村人口转换成市民作出了巨大贡献。数量庞大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通过高等教育外移是最有成效的，我们应深刻反思现在的高等教育制度。
二是激励少生。生育政策应该体现出生活质量和收入水平高的群体的生育率高于生活质量和收入水平低的群体。现行的生育政策是严厉控制生活质量和收入水平相对较高的城市人口的出生率，生活质量和收入水平相对城市较低的农村特别是边远山区的人口出生率较高。新中国成立50年增加了8.5亿人口，主要是农村人口。目前农村人口增加速度依然远远快于城市人口，农村特别是边远山区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城市化的成本、国家为消除城乡差别最终实现全民社保的代价越大。作为一项长远的国家战略，计划生育政策要有利于加快城市化进程，有利于减少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成本，有利于缩小城乡差别，有利于减少农村人口社保统筹的成本，在基本保持现有生育率的前提下，考虑将现行的农村和城市计划生育政策倒过来，适度放宽城市生育政策，加大力度建立农村生育利益导向机制，激励农村少生，逐步降低农村人口出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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