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中国共产党通过短训、送入正规院校培训、建立党组织以及斗争实践等多种形式培养了大批壮族干部。这批壮族干部壮大了党的革命队伍，成为当时开展革命的骨干，为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他们还为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为广西解放及各项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培养壮族干部的成功实践，为新时期的少数民族干部培养积累了宝贵经验。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中国共产党；壮族干部
中图分类号：D6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4）04-0015-04
为发展壮大革命队伍，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就十分重视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壮族是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为壮大革命力量和取得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拥护，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对壮族干部的培养。本文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中国共产党培养壮族干部的重要性及具体措施，总结其取得的成绩和经验，为党在新时期加强少数民族干部培养提供经验借鉴。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培养壮族干部的重要性
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中国社会处于封建压迫、军阀混战、外敌入侵的多重压力之下。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主张反帝反封建、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在成立之初的中国共产党实力极为薄弱，之后又遭到国民党的围剿堵杀，革命形势多次处于低潮。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要发展壮大党的力量就必须依靠广大劳苦群众的支持，就必须团结广大的少数民族群众，培养大批少数民族干部。
（一）壮族干部是左右江地区的群众组织者和领导者
壮族是广西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分布在广西各县市，其中又主要聚居在左右江地区，吸收并培养壮族干部是党争取壮族群众甚至是广西各族群众参加革命，取得群众支持与拥护的重要途径。壮族干部与壮族群众是根与枝的关系，一方面他们土生土长，了解本族人民的思想感情和要求，通晓本民族语言和风俗习惯，对本民族地区的历史及现状了如指掌，更熟知本地区的地理条件、阶级阶层结构、经济文化条件、社会经济制度。凭着这样天然的优势，任用壮族干部来领导壮族群众、在广大的壮族聚居地开展革命才能够更好地从实际情况出发，从广大壮族群众的意愿出发，取得革命的成功。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干部是少数民族群众反映心声的代表，也被少数民族群众当成利益的直接代表。群众信任他们，愿意向他们反映问题、诉说自己的心声，很大程度上更愿意倾听他们的规劝和意见。依赖壮族干部的组织领导，壮族群众才会充分的认可并执行党的一系列主张，积极参与革命。可以说，壮族干部是广西壮族群众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二）壮族干部是左右江地区党的政策的贯彻者和执行者
毛泽东曾经指出：“政策路线决定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1]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制定出来的方针政策能够有效的得以实施才是最终目的。壮族干部是中国共产党和壮族群众相互了解的纽带，是其深入群众的桥梁。他们接受过系统的培训，比较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各项主张，之后他们在本民族地区以口头宣传、写标语、上课培训等各种形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他们在土地革命时认真贯彻了中国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在百色起义时期积极宣传和鼓动群众参加革命，壮大了党的革命队伍。可以说，由于壮族干部思想觉悟较高，工作能力强，有政治远见，富于牺牲精神，能够独立地解决问题，所有他们在本民族群众中有较高威信，是党的政策的贯彻者和执行者。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培养壮族干部的主要措施
广大的壮族干部虽然对革命怀有极大的热忱，但是他们多数出生于贫困的农民家庭，加之时局混乱，多数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和训练。对壮族干部进行正规的理论和军事训练可以有效提高壮族干部个人素质，使其能更正确地认识党和党的革命事业，坚定革命信心，并为此努力奋斗。
（一）采取多种形式对壮族干部进行短训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东兰农民运动讲习所和东兰党员干部训练班等培养了大批壮族干部。为了发展农民运动，1924年，中国共产党以国民党的名义在广州开办了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之后又陆续开办了五期。在广州农讲所开办期间，共产党先后选派了韦拔群、陈伯民、韦一平、陈洪涛、赵秉寿等壮族干部前往学习。讲习所教授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运动的方针和政策，并结合各地的农民运动经验来教授学员。“学习毕业后，全体学员集中到黄埔军校进行军事训练，为期十天之久，然后分配工作”[2]，其中韦拔群和陈伯民被分配到广西东兰开展农运工作。
1925年农历九月，韦拔群效仿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做法，在东兰县武篆区善学乡北帝岩（后称列宁岩）开办了东兰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韦拔群任所长，陈伯民任管理员，讲习所将革命理论知识和军事实践相结合来培训学员。“革命理论有《各国革命史》、《苏俄概况》、《经济学常识》、《农民协会组织章程》和外地农民运动经验。军事方面，主要是搞野外军事演习，出操等。”[3]27除正式的课程外，还组织学员以演讲、唱山歌、写标语等简单通俗的形式到集市或附近乡村等宣传革命道理，揭露军阀作乱、贪官污吏、豪绅地主压迫人民的罪行，并号召群众奋起反抗。农民讲习所从1925年创办至1927年止，先后开办了三期。“由韦拔群同志亲任主任，学员有来自右江和红水河流域的东兰、凤山、万岗（今巴马）、百色、河池、凌云、都安等县壮族和各族优秀青年五百多人”[4]。东兰讲习所培养了大批壮族农民运动骨干，如陆浩仁、黄昉日、黄治峰、覃道平、覃国翰、黄荣等。
1930年4月，为有效地开展土地革命，培养开展土地革命的干部，邓小平在东兰县旧州屯举办了党员干部训练班，学员50余人，培养了陈洪涛和陆浩仁等优秀壮族干部。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东兰农民运动讲习所和东兰党员干部训练班毕业出去的学员又分到各个点协助当地党和政府开展革命，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组织、带领群众参加革命。如陆浩仁从东兰讲习所结业后，在奉议仑圩区、东兰太平区发展了大批壮族党员，建立了党支部，为日后壮族干部的培养打下良好基础。
（二）选送壮族干部进入正规院校培训
为了使壮族干部接受更系统、更全面的培训，中国共产党还选送壮族干部到中央党校、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等正规院校学习。中央党校是培训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干部的最高学府，是党中央直属的重要部门，是学习、研究、宣传马列主义、农民运动指导思想的重要阵地和干部加强党性锻炼的熔炉。谢扶民、黄明政、任国章、李志明、黄惠良等壮族干部都先后被送到中央党校学习。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培养和训练军事、政治干部的学校。除了主要开设军事科目外，还教授学员党的建设、中国革命问题、社会发展史、红军政治工作、步兵战斗条令、野战条令、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学科知识，并且还以红军实际的作战经验来其启示指导干部。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培养了冼恒汉、阮平、黄超、黄昉日等壮族干部。正规学校的培养训练使壮族干部接受了最正规的马列主义思想和系统的农民运动指导思想，完善的军事理论体系培训使他们形成了系统科学的军事理论知识，同时加强了他们的组织纪律性和团结合作的意识，这些都为开展革命奠定了基础。
（三）通过建立党组织培养壮族干部
1925年10月，由广东区委领导，在国共合作和梧州工人运动的基础上，广西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梧州支部（同年12月又成立中共梧州地委）。梧州地委建立后，为促进广西革命运动的开展，把党组织迅速扩展到全省。“1926年上半年，中共梧州地委先后派党员罗如川、罗少彦等到南宁，派陈洪涛到右江地区，派关育梧、李家仁到柳州，派谢铁民、李征凤到桂林，派宁培英到玉林，开展党团组织建设工作。”[3]23随后在南宁、柳州、奉议（今田阳）和东兰等壮族地区先后建立了党组织。各级党组织又相继成立党委和党支部吸收和培养干部，如东兰县的党组织于1929年10月召开了党员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共东兰县委员会，“在武篆、东院、长江、兰泗、太平、隘洞、都邑等七区，也先后建立了区党委。随后各区又建立了乡村支部”[3]168。这些党组织为发展党员、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做出了巨大贡献。如在百色起义的准备阶段，当时部队和地方党组织的力量薄弱无法满足革命形势的需要，为壮大革命队伍，在发展党的组织中，军党委不但注意在新入伍的军官和部队的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而且还开办新的教导队和政治训练所培训党员干部。除了邓小平亲自给学员讲课外，还请军事教官讲解战略战术，讲游击战、教骑马等。在力量薄弱的地方采取“包干”的办法，在地方党组织实行老党员介绍发展新党员的形式，让老党员介绍革命积极性高的人入党并负责对新党员各方面的表现进行一年的考察，考察通过即为正式党员，之后逐步委以任务。在党支部通过举办训练班和支部活动等形式组织党员学习党的基本理论知识、政治教育理论、党的方针政策和纪律教育的同时，还在群众中大力开展各种宣传教育活动。各级党组织的建立完善了党自身的组织结构，通过多层次的培养锻炼，党员干部的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党员和群众的感情进一步加深。各级党组织培养了黄冕伦、黄世新、黄大权、黄德胜、滕国栋、韦祖珍、吴西、韦杰、覃健、黄松坚等一大批壮族干部。
（四）在斗争实践中培养壮族干部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中国共产党除了通过多种形式的短训、送入正规院校培训和建立党组织培养壮族干部外，还通过革命斗争实践锻炼培养壮族干部。1929年12月百色起义轰轰烈烈地展开，为了确保起义的成功举行，起义前中国共产党在百色军事政治各方面进行了巨大的调整，还与各种反动势力进行斗争，从中培养了大批壮族干部。在党的领导和支持下，韦拔群率领的东兰县、凤山县农军在正规部队的支持帮助下先后攻下了东兰县城和凤山县城，这一胜利不仅造就了一支强壮的农军队伍，也使韦拔群等壮族干部在斗争实践中得到进一步锻炼。在对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总队的整顿和改造期间，有较多壮族干部得以发掘培养。如卢绍武担任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营的一名班长，其领导能力得到较大提高；黄治峰在领导部队消灭原广西警备第三大队的战斗中大获全胜，锻炼了自己的实战能力和领导能力；韦一平担任第二纵队政治部宣传队长时随部队转战隆安，游击桂黔边，攻克榕江城，回师百色收复右江沿岸苏区，伏击入桂滇军，从而在创建和发展右江苏区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基层指挥经验。1930年，以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为底子和骨干，以韦拔群、黄治峰领导的右江地区各县农民自卫军为主体，组编成为三个纵队，“全军共4000人，其中右江地区各族工农子弟占2/3左右，壮族约占半数以上。”[5]众多壮族干部得到培养和重用，如第二纵队第三营营长黄治峰、第三纵队纵队长韦拔群和第三纵队副官处副官长（后任团长）廖源芳、第三纵队第一营营长陈恩深和指导员黄冕伦、第二营营长黄昉日、第三营营长黄世新等，他们都在百色起义中得到巨大锻炼。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干部只有投身到火热的斗争实践中去，才能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练意志，在复杂的环境中增长才干，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才。正是通过上述一系列战争实践的锻炼，一大批壮族干部的战斗能力和领导能力得到锻炼和提高，为此后广西各项事业的开展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培养壮族干部的成就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形式培养了大批壮族干部，扩大了革命队伍，壮大了革命力量，为中国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大批壮族干部也为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为广西乃至全国的解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培养了大批壮族干部，扩大了革命队伍，壮大了革命力量，为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通过短期培训、送入正规院校进行系统教育、建立党组织以及斗争实践等多种方式，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先后培养了韦拔群、韦一平、陈洪涛、陆浩仁、黄治峰、滕国栋、黄昉日、覃道平、韦国清、洗恒汉、卢绍武、黄大权、覃健、韦杰、黄松坚等一大批壮族干部。通过党的培养，壮族干部的革命觉悟和理论水平及实战经验得到较大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理论使他们变成了彻底的共产主义者，实战经验使他们变成了有勇有谋的优秀指挥员。党培养的大批壮族干部扩大了革命队伍，壮大了革命力量，“其中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县级以上党政军群团组织的干部中，仅壮族干部就有108名”[6]10。“在右江苏维埃政府和右江各县苏维埃政府政权中，有壮族干部16个”[3]104。在革命斗争中壮族干部起到了先锋模范作用，是党领导和团结壮族人民进行斗争的骨干，在他们的带领下，各族群众积极参加革命，到1930年夏秋间，右江地区约有15000名各族子弟参加了红七军和右江赤卫军（其中仅东兰、凤山两县就有6000壮瑶子弟参加红七军和赤卫军）[6]10。在红七军中壮族士兵就占了一半，为右江革命斗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为贯彻党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奠定了重要基础
长期以来，各少数民族都深受民族压迫、民族歧视的毒害。为加强民族团结，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坚持民族平等团结的方针政策，1921年7月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指出：“凡承认本党纲领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民族，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7]3。在1931年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中又指出：“中国工农与劳苦群众，反对一切少数民族的压迫，而主张他们的彻底解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没有民族界限的国家，是在消灭一切民族间的仇视与成见”[7]169-170。壮族干部是党的政策的贯彻者和执行者，为贯彻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壮族干部深入的学习领会党的民族政策的内涵，然后深入到群众中进行宣传，并切实贯彻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如在讨论是否让瑶族子弟参加1925年举办的第一届农讲所时，有人认为瑶族子弟觉悟比较低，提出“瑶佬难以入农讲所。”韦拔群当即指出：“各民族一律平等，学员要吸收瑶族子弟。”在韦拔群领导的东兰革命运动初期，就下令禁止山主（即地主）叫瑶人抬轿或服劳役，也要求改掉“瑶佬”这一称呼[8]。在革命实践中，韦拔群等壮族干部尊重少数民族语言和风俗习惯，并鼓励壮族人民用壮族歌谣来宣传革命形势，切实贯彻落实了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所培养的大批壮族干部，还为新中国成立后广西民族区域自治的成功实现奠定了基础。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质是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即在国家统一指导下，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管理本民族本地区的内部事务，少数民族干部正是这种自治权利的体现者和行使者。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党培养的大批壮族干部经历了国民党时期民族压迫、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经历，具有较高的革命觉悟和坚忍不拔的品格。同时，他们还接受过系统的马列主义的熏陶，了解党的民族政策，认真贯彻和宣传党的民族团结、平等以及更多的有关少数民族政策，并切实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这样他们形成了纽带般的作用，促进了各族人民构成“团结、互助、平等、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为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和谐社会构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为广西乃至全国解放及此后各项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解放战争时期，广西壮族干部奋起反抗，在广西和全国各地坚持斗争，为广西乃至全国的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广西，如廖联原在贵县领导“中秋起义”，成立了桂中人民解放军总队，廖联原任司令员兼政委，韦纯束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韦章平任桂中支队第八团团长等，他们结合实际情况，建立健全领导机制，领导民众参加反抗运动，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甘苦、赵明坚、黄举平等人在左江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左江支队，建设左江根据地坚持斗争。梁成业等在梧州地区坚持抗战，推动了桂东地区的革命斗争。1949年1月，三大战役结束，4月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标志着国民党反动统治走向瓦解。但新桂系军阀李宗仁和白崇禧却不甘心，幻想着“班师回桂”。为此，在1949年11月中国共产党派解放大军南下，追歼广西境内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壮族干部领导下的右江地委给予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支持。与此同时，黄语扬任滇桂黔边桂西指挥部游击队政治工作员，赵明坚任中共粤桂边区思明工委组织委员，梁华新任桂北人民解放总队大队政治委员，领导民众坚决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并连成一片，游击包围了国民党军区，取得了广西全境的解放。在斗争过程中，壮族干部奋勇当先，坚持斗争，为广西的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此外，还有韦国清、韦杰、洗恒汉、覃应机、覃健、韦祖珍等一大批壮族军政领导干部分别在华北、东北、华中、华东等地领导和参加解放斗争革命活动，为全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广西解放后又面临着巩固新政权、恢复经济、安定社会等迫在眉睫的任务。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党培养的壮族干部又被赋予重任，开始迎接新的艰巨任务。如韦国清先后任广西省省长、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主席、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和第一书记等重任；谢扶民任广西梧州地委书记、梧州市委书记兼市长、广西省委组织部部长、监察委员会主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等职；黄荣任广西省交通厅厅长、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
他们都尽职尽责，带领广西各族人民开展各项活动，为广西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事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如韦国清组织修建了由桂林经桂西北地区到靖西龙邦的国防公路以及南宁市西乡塘经武鸣宁武的国防公路，把南宁至百色的公路连接起来，还恢复重建广西艺专、建设广西民族印刷厂等。
四、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培养壮族干部的当代价值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培养壮族干部的成功实践，还为日后进一步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对当今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有着经验借鉴作用。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中国共产党培养壮族干部的成功实践，为新时期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积累了宝贵经验
首先，要结合多种形式培养干部，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中国共产党通过短期培训、送入正规院校、建立党组织以及斗争实践等多种方式培养了大批壮族干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东兰农民运动讲习所、东兰党务学习班以及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等就向一大批壮族干部传授了马列主义思想和农民运动指导思想等理论，培养了干部的理论基础知识，在正确理论的指引下，众多壮族干部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变成了一个彻底的共产主义战士。百色起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斗争实践中又培养了壮族干部的作战能力和领导能力，塑造了壮族干部坚忍不拔的品格，战争实践使他们成为了英勇善战的指战员。由此可见，培养干部必须坚持理论知识和实践锻炼相结合。
其次，要结合时代背景，根据社会需要培养干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西社会动荡不安，军阀混战，日本侵略，新桂系追随蒋介石打内战，广大群众的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及民族歧视政策激起人民的极大反抗。此时，中国共产党抓住了时代背景特点，结合广西社会形势，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尤其是壮族干部以组织群众开展革命。在壮族干部的领导下，广西各族群众积极投身革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再次，要重视基层干部的培养。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共产党成立了众多基层党组织，在基层党组织中发现并培养了众多的干部，这些干部为后来的革命斗争以及解放后广西各项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基层干部在群众中成长，与广大群众联系密切，了解群众疾苦，能倾听群众心声，深得群众信任和支持。因此，重视基层干部培养极为重要。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中国共产党培养壮族干部的成功实践，对新时期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有着经验借鉴作用
首先，重视培养民族干部是做好新时期民族工作的根本。少数民族干部是各民族人民利益的代表，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要实现中共中央提出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目标，没有各民族出身的骨干组成的干部的努力，是不可能的。也只有培养大批少数民族干部，才能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实现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本地区事务的权利。
其次，加强培养教育是提高少数民族干部队伍素质的重要途径。经过教育培养，如今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在数量上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今后在抓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数量的的同时，更要重视抓好民族干部队伍素质的提高。提高民族干部队伍素质重要的是要通过政治理论和文化、业务培训、基层锻炼等多种措施，大力提高少数民族民族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
再次，加强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要从基层抓起。基层是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基础，也是做好民族工作的基础。少数民族基层干部直接面向少数民族群众，是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在基层的具体贯彻者和落实者。基层还是干部锻炼成长的广阔舞台，是干部培养提高的重要基地。可以说，没有民族地区广大基层少数民族干部的辛勤工作和努力，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就失去了坚实的基础；没有大批在基层锻炼成长起来的优秀少数民族干部，培养选拔中高级少数民族干部也就失去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加强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必须从基层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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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何成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