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通过分析中国社会“富国”思想的历史演变过程,探求中国社会由“富国”转向“民富”的原因,阐述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揭示现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转型过程和未来发展趋势。
[关键词]“富国”; “民富”; “以人为本”; 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736X(2010)07-0001-05]
Transition of Chinese Political Economics Under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Liu Fangjian
(School of Economics,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Sichuan 610074)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thoughts of "Wealthy State" in Chinese society, explores the reasons of China to change from "Wealthy State" to "People"s Wealthy", introduces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political economics, and then rivals the transition of Chinese political economics and its future.
Key words: wealthy state; people"s wealthy; human-oriented; political economics
纵观经济学说史的发展演变,经济研究的核心问题是通过调整社会经济制度来增进人类福利和提高生活质量。当调整社会经济制度的主张或方案集中于某一特定主题时,就会产生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随着这种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的不断发展,它们基于特定的观念和理论范畴,演变为具有内在逻辑性的完整体系,这就构成了理论经济学的产生根源。
在农耕文明条件下的中国社会,农业生产活动的正常进行要求强有力的国家政权提供制度保障,由此衍生的“富国强兵”思想始终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观念;直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富国强兵”更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根本出发点。
自从1978年中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重点逐渐由“富国”转向“民富”;特别是2003年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之后,社会公众的全面需求和全面发展逐渐成为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和最高价值取向,这就使得“富民”思想具有更为深刻的内涵。伴随着社会经济制度的演变过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在“中国化”的进程中,悄然进行着相应的转型过程。
一、中国传统社会的“富国”思想根源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富国”思想具有根深蒂固的渊源,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1.在漫长的封建王朝时期,传统农耕经济时代的生产力特点与社会公众生存需求之间的矛盾,从而强调社会个体对群体的依赖性。事实上,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组织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组织,当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演化为国家之后,整体利益超越个体利益的集体意识也逐渐演化为“以国为本”的意识形态,进而构成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内核”。
随着国家意识的不断强化,“富国”思想逐渐成为社会各阶层的共同价值观念。围绕着“富国”的基本命题,中国传统文化衍生出一系列问题:(1)富国的意义;(2)富国、富家、富民的关系;(3)富国的途径;(4)国家富裕和社会分工;(5)货币、赋役、人口等因素在富国过程中的作用;(6)国家富裕和国家政权的关系;(7)理想的社会制度模式;等等。值得强调的是,在“富国”思想不断深化的过程中,中国传统社会对社会个体的物质利益诉求持漠视态度,习惯于从国家利益的宏观角度来考察社会经济制度体系。
2.在中国封建王朝时代的末期,1840年以后的民族危机使“富国”策略成为关系到民族兴衰存亡的关键问题。中国民众不断追问:中国社会是否具有持续发展能力?社会持续发展的动力和实现途径是什么?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背景和历史前提是什么?随着这些问题的相继提出,国家工业化、土地制度、货币金融制度、人口和对外开放等方面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推动着中国近代社会逐渐形成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发展之学。①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早期阶段与“富国”思潮
国家意识强调以集体行动力量提供社会个体需要的安全和保障,但它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社会公众不得不牺牲私人权利、自由和利益,这种意识形态也限制着社会个体的进取精神与个人潜能的释放。因此,当西方世界的“民主、科学、自由、平等”观念传入中国时,部分学者一度将之视为引领社会公众摆脱封建专制主义束缚的思想武器。遗憾的是,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使中国社会迅速“回归”到“富国”的发展路径。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近代中国“富国”路径的亲和性
近代中国社会始终面临着民族危机,与之相对,俄国“十月革命”却形成强烈的示范效应,这就构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动因。
1.中国儒学传统中的功利思想部分,强调“经世致用”,重视根据社会经济条件(食货)来研究政治兴衰和社会演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唯物史观强调经济基础和社会上层建筑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来解释各种观念体系、意识形态和风俗民情。后者比中国传统的“天道观”和“道德本体论”具有更加强大的理性说服力。②
2.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唯物史观,人类社会具有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进步的五种社会形态,这就构成社会历史分析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剩余价值理论演绎为阶级斗争学说,构成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思想动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通过列宁等职业革命家的实践行动,逐渐形成“到民间去发动群众,通过武装斗争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家政权”的“富国”策略。
(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富国”路径探索
1.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把伦理、人道、精神改造与阶级斗争、社会改造相提并论,主张“人道主义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经济学”相结合,强调阶级斗争与劳动互助相结合。③他们信奉列宁为经济落后国家指出的道路:“在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又过渡到共产主义”。④
2.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转化为革命战略理论,寻找到一条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富国”之路。即在农村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割据;再以农村包围城市,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3.早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实践和理论成果。(1)实践成果方面。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一是通过武装革命没收官僚资本来构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二是通过允许资本主义的存在和适当发展,形成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三是通过土地革命实现“平均地权”;四是通过合作经济引导城乡个体经济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2)理论成果方面。在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引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基础和发展前景进行大量分析。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李达的《经济学大纲》、沈志远的《新经济学大纲》、王亚南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研究》和许涤新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等著作,都试图详尽研究中国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历史与现状。这个过程实质上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早期阶段。
三、苏式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建国初期的“富国”路径
基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强烈示范效应,中国社会在探索“富国”路径的过程中,相当重视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和苏式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1.苏式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1)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⑤然而,俄国“十月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滞后,如何解释革命实践与经典理论的矛盾呢?列宁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要划分若干阶段;强调“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完全的社会主[义”⑥]等概念;主张在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从而初步形成“苏式社会主义经济理论”。(2)在苏联建国初期,基于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抗衡的战略目标,苏联在工业化进程中选择的“富国”路径是:牺牲私人物质利益,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准动员经济”体制。⑦根据这一时期的社会建设经验,斯大林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单纯公有制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是全面计划的产品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应该实行生产关系不断先行变革。”以斯大林思想为核心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强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中的所有制问题,强调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苏式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不但存在着对经典作家的教条主义理解,而且把苏联实践经验和马克思主义观点混淆起来,从而形成一种不良好的学术研究倾向。⑧
2.苏式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对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经验,毛泽东曾经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强调:“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间要相当地长。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⑨由于苏式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毛泽东在建国之后不久就否定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等主张。(1)在中国国民经济恢复与快速发展的鼓舞下,毛泽东提出加快从新民主主义阶段向社会主义阶段过渡的大胆主张。毛泽东强调,为了构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系,要向苏联“社会主义老大哥”学习,要充分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尽快完成国家工业化;为了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主导的国民经济基础,对私人经济采取“限制”和“改造”。这种国家经济体制依靠行政权力实行全面计划管理,基本实现“富国强兵”的战略意图。然而,这种社会经济体制将社会个体视为没有自身利益诉求的“砖头”和“螺丝钉”,而忽视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结果导致微观经济主体缺乏生产积极性和动力。(2)随着“富国”路径的理想色彩不断强化,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动力逐渐由“物质利益驱动”转向“思想政治动员”,进而形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等社会主义建设群众运动。遗憾的是,“大跃进”失败并未引起国家领导和社会公众的深刻反思,而将其原因归结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事实是残酷的,苏式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指导下的中国社会“富国”战略,并未改善社会公众的生活质量,也没有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超过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相反,中国社会退回到“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农业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对社会公众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也逐渐减退。
3.苏式“富国”路径的反思。(1)为什么建国以后应该立即向社会主义阶段过渡?为什么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仍然要强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这是由辩证唯物论推导出来的必然结论。⑩然而,什么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什么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苏式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却没有坚持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科学研究。(2)在“大跃进”时期,由共产主义理想、阶级斗争学说、永不停息的斗争哲学和牺牲个人保证集体等一系列的思想观念所构成的一整套价值体系,成为社会公众判断是非、善恶和美丑的道德标准。这就使得具有特定历史内容的唯物史观范畴,逐渐变成超时代的道德伦理范畴。换言之,政治变成道德,道德变成政治,政治因素与道德因素在推动社会前进、生产发展和人类进步。在苏式社会经济理论中,“共产主义”不再是经济发展的产物,而成为政治—道德理想;共产主义新人也不再是全面发展个性潜能的人,而成为“政治觉悟高”的圣贤。11这是宋明“道德本体论”的现代版,而不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3)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理论和批判的理论,但革命与批判都只是手段,其终极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促使人类逐渐摆脱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束缚,实现社会公众的全面、自由、健康地发展。
四、现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由“国富”转向“民富”
1978年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实际是哲学观念的变化,它通过考察“存在与意识”、“物质与精神”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基本问题,修正社会科学家的思想观念,进而影响社会公众。根据邓小平的观点,在辨明“真正的社会主义”之后,人们将会把社会主义由理想社会转变为世俗社会,将会由单纯的精神追求转向现实利益,进而强调“民富”是“国富”的坚实基础。
1.现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基础。(1)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共同制,纯粹公有制只能建立在物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消除商品生产方式必须以成熟社会共同体为前提。根据“生产力发展引起生产关系变革”的基本原理,生产力发展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前提,应当创造充分成熟的物质条件,推进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自然演进;而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跨越社会主义发展的固有阶段,人为地拔高现实生产关系。(2)马克思曾经提出,“对生产进行的社会有计划调节”,其实质内容是:自由人“联合体”的形成,使之成为生产活动的“自觉和真正的主人”;劳动是社会公众的“自由行动”,从而“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换言之,马克思对未来社会“有计划”的论述,与计划经济体制具有本质差别,它不能成为依靠行政权力实行全面计划管理的理论依据。
2.现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重新审视经济发展中经济个体的进取精神、创造精神和科学实验精神,逐渐形成以“人”为核心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1)“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社会产权体制。一方面,对大多数群众来说,生产积极性与物质利益紧密相关,因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发端于突破单一的公有制。城市改革的起点是扩大地方和企业自主权,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外资企业也在搞活经济的过程中逐步得到恢复与发展。另一方面,根据中共十三大报告,“中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改革目标,相应地建立保护产权与平等交换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创“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全社会共同富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立足于中国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2)“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体制。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中,通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现代工业社会命题,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主义划清界限;通过把物质利益原则,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市场经济和“先富”,建立“机会均等”基础上的“公平竞争”,实现“共同富裕”,与分配领域中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划清界限。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引领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就在于它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既没有放弃科学社会主义的目标与方向,又大胆创新;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将共同富裕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之上,回归到浅显易懂和深得民心的“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3.现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构建。(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开始改变苏式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前提下,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人与人的经济关系和利益关系作为出发点来分析社会经济问题。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之后,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充分论证,强调它既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又具有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特殊特征。换言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间接调控下运行的市场经济,它必须遵循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原则。(2)在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行系统性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学者提出以下三个方面的观点。一是从具体的改革实践和国情出发,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先进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分析工具以及其他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对存在于市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共有形式和联系等一般特征要有正确的认识。二是要学习西方经济学构建理论体系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设定行为环境和行为主体假设,给定约束条件,选择均衡结果,并对所做的选择进行比较评价和价值判断。三是对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的考察不仅要进行定性分析,而且要进行定量分析。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现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和结论可以在如何减少新旧体制的转换成本、如何建立有效的市场经济模式和如何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等方面提供有益启迪。根据新经济史学派的历史分析范式,能够系统分析政治体制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这对于理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具有借鉴意义。(3)自从1978年以来,现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逐渐由“社会主义计划体制的政治经济学”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政治经济学”;由“斯大林时代的苏式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逐步改造和正在转变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启动这一理论变革的改革开放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深刻阐述。作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支柱,刘诗白先生提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理论”、“共同富裕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理论”、“依靠市场力量配置资源和完善政府调控的理论”、“全面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理论”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举的理论”等。12以上述理论为基石,现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逐渐摆脱陈旧教条和主观臆造,逐渐演变为反映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和体制转型规律的科学理论。
四、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诉求:人本主义经济学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各种社会矛盾的凸显,社会公众逐渐聚焦于“发展的元问题”: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是什么?如何构建可持续发展模式?社会经济发展的最终利益归属于谁?”13当人们不断审视这些问题时,“以人为本”思想逐渐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它强调经济社会的协同进步,强调全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这无疑丰富了由“国富”转变为“民生”的内涵。
1.“以人为本”的制度内涵。(1)“以人为本”源自西方世界的“文艺复兴”时期,其后的宗教改革、人文主义革命、近代科学革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空想社会主义到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都致力于人文关怀追求。(2)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传统中,孟子曾经提出“民惟邦本”,将民心向背视为国家政权能否巩固的基础,但其最终目标是“以君为本”或“以国为本”。(3)“以人为本”与“民惟邦本”的区别在于:人不是发展的工具和手段,而是发展的根本目的,这是执政党思考一切问题的根本出发点。“以人为本”要求将社会关注的重心下移至社会中的每一个普通民众,要求“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人民当家作主”。换言之,制度、体制和政策的选择必须从属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必须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
2.“富民”思想与人本主义经济学。如同法国启蒙运动用“人学”对抗“神学”,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拨乱反正,重新编纂百科全书一样,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基本问题上,我们需要对沿袭已久的社会主义基础理论进行审视。(1)个体理性的思想渊源。其一,中国古代思想家很早就提出过“民惟邦本,本固邦宁”,14强调要利民、裕民、养民和惠民。其二,近代西方世界的“人本主义”反对迷信、崇尚科学,反对专制、崇尚自由,反对神性、张扬人性,对于推进人的解放也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其三,马克思主义在科学阐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同时,指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从而第一次把以人为本的思想建立在历史唯主义的科学基础之上。(2)个体理性与“富国”策略的冲突。第一,自古以来,无论是传统中国社会为“富国强兵”而强调的“富国之学”,还是近代中国为“救亡”而出现的“发展之学”,再到1978年前为追求“赶超”而引入的苏式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都延续着“国家集体利益至高无上”的传统。第二,这种理论传统强调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忽视社会体系和文化建设;重视生产和积累,忽视分配、交换与消费。第三,这种理论传统把人的发展和个人的物质利益排斥在经济学领域之外,尽可能回避现实生活中的个人与个人、个人与企业、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没有深入分析这些冲突的微观原因和宏观解决措施,而是一味强调劳动者利益的一致性。(3)“以人为本”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契合性。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适合性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生产关系作为对象的方法也没有过时,但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基于不同矛盾的情况、技术基础、体制结构、企业组织、政府功能、环境状况以及人力因素,都可以对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告别“短缺”之后,经济发展已由数量增长转向质量追求,知识因素和劳动者素质比资金等因素更加重要;随着市场经济风险的增大,制度完善和政府职能更加重要;在中国体制改革时代,完善微观组织、优化产权制度和全面进行体制创新日益重要;在物质财富积累取得巨大进展的前提下,实现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提高社会公众的思想素质更加重要;等等。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能再局限于生产关系,而应该有更广阔的视野,要使之发展成为广义的政治经济学。
3.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未来构架。(1)政治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是完善经济制度和促进人类社会进步,它不仅要研究人们正在做什么,而且要指出未来应该做什么,更应该指出应该如何做。基于这种考虑,中国政治经济学必须通过分析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的效应,即经济效率效应、社会公正效应、生态环境效应、社会福利效应和人的素质(包括思想道德)效应,探求社会持续发展的实现途径。(2)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根据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在环境急剧恶化的当代,生态问题已经关系到人们生存,因此,必须从环境生态效应方面来进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劳动者素质也应当被纳入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围,市场经济不会自发地形成人类社会的先进思想与先进伦理,特别是在缺乏健全社会抑制机制的条件下,容易滋生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观念。由此可见,中国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发展”理念,强调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强调劳动者自身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社会变革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在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基础上实现“人的解放”。
注释:
①赵靖《经济学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页,序言。
②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三部曲》,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第397页。
③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三部曲》,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第402页。
④《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33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2页。
⑥《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5页。
⑦刘诗白《体制转型论》,三联书店2009年第4页。
⑧刘诗白《体制转型论》,三联书店2009年10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5页。
⑩11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三部曲》,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第414页。
12刘诗白《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代序》,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页。
13纪硕呜、周东华《中国新政》,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第39页。
14《尚书·五子之歌》,载于《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影印本1979年第156页。
[参考文献]
[1]刘诗白.体制转型论[M].三联书店,2009.
[2]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三部曲[M].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3]赵靖.经济学志[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王政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