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文本图片集
摘要:社会阶层结构的变革,使当前中国的社会存在发生了显著变化,进而深刻影响和改变了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自发思想”正在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认为,“自发思想”必然体现非社会主义倾向。要保证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持久稳定,就必须坚持将社会主义思想“灌输”给工人阶级以及其他的社会阶级和阶层。
关键词:“自发思想”;灌输理论;意识形态;社会存在;社会意识
中图分类号:D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9)06—0039—06
收稿日期:2009-07-26
作者简介:惠天(1980-),男,江苏南京人,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
“灌输理论”一直受到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其他相关学科研究者的关注。笔者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JFD)”中共查询到了800余篇有关“灌输理论”的论文。其中,《“灌输”论探源》、《思想政治教育“灌输”存在的问题及增强其有效性的思考》、《“灌输论”思想源流考察》等40余篇论文被引用次数较多。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共有23篇专门研究“灌输”思想的硕士学位论文,但尚无专题研究该内容的博士论文,笔者也没有发现专门研究“灌输理论”的专著。可以说,目前学界对于“灌输理论”的研究尚未形成系统性,但已经为学界进一步研究“灌输理论”打下了基础。
包括孙代尧、刘卫星、孙来斌等在内的大多数研究者认为,“灌输理论”思想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Ⅲ此后,考茨基为“灌输理论”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大量素材,为“灌输理论”的系统化做出了突出贡献。最终,列宁在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和扬弃了考茨基的观点,形成了“灌输理论”。换言之,学界对“灌输理论”的发展脉络是存在共识的。
但是,学界对于如何在现阶段科学看待“灌输理论”的问题上存在分歧。这个分歧主要出现在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普通社会科学研究者之间。部分普通社会科学研究者认为,“灌输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是在战争与革命年代,而当今世界是处在和平与发展时期,因此“灌输理论”已经“过时”。但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此观点进行了反驳,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以灌输的社会主义反对灌输的资本主义是应对国际局势发展的需要。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要求我们切实加强灌输教育”。总之,反对和平演变是相当一部分研究者认为应该坚持“灌输理论”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无论是“过时论”者还是“反和平演变论”者,都未能理解“灌输理论”的真实内涵,只有充分掌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灌输理论”的根本思想,并将其与当今实际正确结合,才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
一、“灌输理论”与“自发思想”
列宁在1902年发表的《怎么办》中,首次系统阐述了“灌输理论”,其核心问题是如何应对非社会主义性质的“自发思想”。
(一)“灌输理论”的时代背景与基本观点
列宁将俄国社会民主党[俄共(布)的前身]的运动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1884—1894年为第一个时期,即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纲领的产生和巩固时期;1894—1898年为第二个时期,即社会民主党的运动高潮期;1898年之后为“第三个时期”,此时尽管社会民主党已经有巨大的影响力,但工人运动的思想却由统一走向分化,各种非社会主义思潮,尤其是工联主义开始凸显。这构成了“灌输理论”诞生的时代背景。列宁指出:“这是混乱、瓦解和动摇的时期。”“第三个时期”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首先,在“第三个时期”,社会民主党已经成为俄国的重要政治势力,从革命的阶段性来说,社会民主党已经取得初步成功,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认同。其次,在“第三个时期”,俄国国内出现了多种社会思潮,俄国思想战线出现混乱,工人运动出现了工联主义的苗头,有被其他政治势力利用的可能。社会民主党迫切需要在工人运动中重新形成对俄国革命的共识。第三,在“第三个时期”,俄国国内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主要来自于工人运动本身,是“自发”产生的。
面对这一现实,列宁指出,从根本上说这不是因为有政治势力故意将工人运动引向邪路,而是工人运动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自动走向社会主义。列宁的结论是:“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指科学社会主义——引者注)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也就是说,在没有外部“灌输”的前提下,一切工人运动的意识最终都会体现出非社会主义的倾向。
列宁进一步提出:“我们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自发性,就是要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的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势,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这就是“灌输理论”的基本观点,即社会主义政党要坚持社会主义事业,就必须通过“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来抵制“自发”的非社会主义思想。
毫无疑问,在迄今为止所有的社会运动中,工人运动是最接近社会主义思想的运动。如果“自发”的工人运动都必然“自发”产生非社会主义思想,那么其他领域、阶层的“自发思想”就更有可能落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由此还可以得出的推论是:用“灌输”抵制“自发思想”,是包括工人运动在内的一切社会主义运动的必然要求。
(二)“自发思想”的特性与根源
列宁认为:“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但科学的代表人物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社会主义意识……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指工人运动及阶级斗争——引者注)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东西。”这表明:首先,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它是建立在人类经验和知识积累的基础之上的。只有掌握了人类发展的一般经验和思想遗产,才有可能形成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其次,“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社会分工的存在决定了只有知识分子才能做到系统掌握“科学知识”,也只有知识分子才能从“科学知识”和现实经验中提炼出社会主义意识。再次,社会主义运动为工人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意识创造了条件,但工人运动本身无法“自发”产生社会主义意识。
列宁进一步指出:“谈不到由工人群众在其运动进程中自己创立的独立的思想体系……工人运动的自发的发展,恰恰导致运动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可见,虽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对“自发思想”作明确的定义,但“自发思想”毫无疑问具有以下特性:(1)它是在工人运动中自然产生的思想结果;(2)它并非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或者说,它最多只是一些基本价值观念和利益诉求的复合体;(3)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灌输”,它就必然会被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所俘获。
从根本上说,“自发思想”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的性质和变化决定社会意识的性质和变化,社会存在决定社
会意识的作用是第一位的。由于在社会存在的层面上,社会主义的胜利以及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一个尚未实现的愿景,因此未经引导和“灌输”的“自发思想”,它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必然体现出资产阶级的,或者至少是非社会主义的性质。列宁有关“自发思想”的论述,不但符合当时俄国的实际情况,而且也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时可以推论: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和共产主义实现之前,“灌输理论”不可能“过时”,对于“自发思想”的引导将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长期工作,距离共产主义越远,应对“自发思想”的“灌输”工作就越是需要加强。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自发思想”
改革开放30年之后,我国社会存在已经发生了深刻变革,因此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工作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需要正视“自发思想”。
(一)新的社会阶层结构是当今中国社会“自发思想”产生的现实基础
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这对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阶层的划分,学界多是以对社会资源的占有情况为判断基础。“划分阶层的标准是,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占有状况为根据。在当代中国社会中,每个社会成员从事何种职业和对这三种资源的拥有状况决定这个成员属于那个阶层、决定他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位置和个人的综合社会经济地位。”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至改革开放以前,国家通过政府控制资源和生产,然后再由政府均等地分配给每一个社会个体,这样社会差别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要小得多。但改革开放30年后,“由于现代化过程的加剧,阶层的分野是不可避免的。”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和他们的利益有关……利益格局的调整,有的人得到的利益较多,有的人较少,有的人甚至丧失了某些既得利益。共同的利益必然产生相聚的心态和行动,不同的利益也会产生相斥的心态和行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同阶层之间由于对社会资源占有程度的不同,必然导致不同阶层之间的价值观念出现分歧,并导致社会价值观念体系出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同时,我国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生产力的飞速提升和生产关系的改变,直接对我国上层建筑的改革提出了要求。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指出:“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不断推进的政治体制改革,对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具有积极意义。但扩大政治参与的举措,在新利益团体、新阶层不断涌现以及公民个人意识觉醒的背景下,无疑会促进各个利益群体、阶层“自发”发展符合其价值观念和利益诉求的思想意识。新的社会阶层结构,是中国社会“自发思想”产生的现实基础。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自发思想”同样具有非社会主义倾向
如前所述,即使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只要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要共产主义尚未实现,“自发思想”就会体现出非社会主义性质,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也是如此。
在《怎么办?》中,列宁指出了“自发”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具体表现形式。“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
结合当今中国的实际情况考虑,目前占有社会资源较少、更多依靠出卖自身劳动力谋生的普通劳动者阶层已经产生了带有本阶层鲜明特征的利益诉求和思想共识。他们的这些诉求和共识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工联主义论断,即列宁指出的“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在当今中国表现为部分人鼓吹的“工会独立”;“必须同厂主斗争”,在当今中国表现为“劳资谈判”,部分人甚至鼓吹“劳资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在当今中国更是相当一部分普通劳动者的基本政治诉求。可以说,虽然我国没有工联主义政党、没有工联主义运动,但并不代表“自发思想”中没有工联主义或者其他非社会主义的思想元素。
有学者甚至指出:“近年来,中国已经出现了底层社会并有明显的反社会倾向。”“随着劳资纠纷的大量出现,城乡企业中的雇工为了发泄不满,采取了焚烧厂房、毁坏机器、对管理人员的人身伤害等多种破坏手段,此类现象在南部经济发达地区已屡见不鲜;各种有焦点的社会运动,如请愿和罢工。还包括‘夜晚政治’——犯罪。”显然,这种行为和行为背后的思维已经表现出极端的“非社会主义”了。即使不考虑极端案例,难以回避的事实是:当前中国社会的“自发思想”明显地存在非社会主义倾向。
同时,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长期共存的现实,也为中国社会的“自发思想”的非社会主义倾向提供了加速孵化的环境。列宁曾指出:“自发的运动……为什么就恰恰会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控制呢?原因很简单: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当前,中国的文化领域在互联网普及的背景下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在国际上,中国加入WTO之后积极融入地球村,东西方文化融合已经初露端倪。相较于列宁提出“灌输理论”的20世纪初,在科技革命和全球化方兴未艾的当前,资本主义的“传播工具”无疑更加丰富。“自发思想”在此情况下更容易被“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俘获。
从更深层次分析,当今中国“自发思想”出现非社会主义倾向也是可以解释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是一种建立在私有制和阶级差别等社会存在基础上的社会意识。反之,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消灭私有制和阶级差别。但是,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可能在现阶段消灭私有制和阶级阶层差别;相反,我国当前的阶层差别和贫富差距比以前更为明显。因此,在对中国现实的解读上,在私有制和阶级差别中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势必具有较强的蛊惑力。实际上,近年来出现的“普世价值论”、“意识形态淡化论”等,都是“自发思想”非社会主义倾向的具体写照。
三、“灌输”是应对“自发思想”的基本对策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正面临着“自发思想”的挑战。但应该明确的是,当今中国不存在、也不会允许存在可以与执政党相对抗的政治势力。基于这个基本国情,社会中“自发思想”产生的根源,不可能是特定组织或政治势力的煽动形成的,而只能是社会经济、政治等社会存在的不断变革而产生的。同时,包括发展市场经济、推行政治体制改革、普及互联网高水平通信技术等在内的一切社会存在的变革,都是不可逆转的,即不可能通过改变社会存在来维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稳定。面对
中国社会“自发思想”的非社会主义倾向,“灌输”是唯一可行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灌输理论”阐述了社会主义政党进行“灌输”的策略。
(一)高素质的社会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存在是实行“灌输”工作的前提
列宁认为:“我们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分,又以宣传员的身分,既以鼓动员的身分,又以组织者的身分‘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社会主义政党“灌输”社会主义思想离不开两个基本步骤:首先,组织社会主义研究者研究并建立符合实际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次,研究者通过强有力的宣传体系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灌输”给社会各个阶层。换言之,社会主义研究者和宣传者构成了实践“灌输”的人力资源。
列宁指出,由于社会主义理论是建立在先进科学的基础上,因此最先产生社会主义意识的必然是知识分子,身体力行实施“灌输”工作的也只能是知识分子。列宁进一步强调说:“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根据上述论断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
首先,“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在“社会地位”上是“资产阶级的”。这句话显然不能简单地作字面上的理解。结合文章《怎么办?》发表的历史背景可以发现,在当时的俄国社会中存在着巨大的阶级差距和贫富差距,而知识分子群体——无论是接受社会主义的还是资产阶级的——在生活水平和对其他社会资源的占有程度上显然要好于工人阶级。因此,列宁的此段论述的唯一合理解读是,在以世俗眼光为考评体系的“社会地位”上,产生和创造科学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样,属于所谓的“上流社会”。
其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只是“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理论家在研究的过程中,应始终坚持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独立思考的立场出发,尽量避免受到现实生活中“自发”运动和“自发思想”的影响。
整理以上两点结论可以得出列宁对此论述的完整思想:社会主义思想,是由拥有较高物质条件的高度觉悟的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独立思考的结果。结合当今中国实际,列宁思想的现实意义是:应对“自发思想”的“灌输”工作,必须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理论工作者的作用。要为社会主义理论工作者提供较为优越的物质生活和宽松的精神空间,为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排除干扰,并为他们的独立思考创造条件,“培养造就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中青年理论家”,为开展“灌输”工作提供充足而可靠的人力资源。
(二)高度严密的宣传组织是开展“灌输”工作的基础
和较为松散的社会组织相比,执行“灌输”工作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必须具有高度严密的组织性。列宁比较了“灌输”工作者组织和普通工人组织的区别。“第一,工人组织应当是职业的组织;第二,它应当是尽量广泛的组织……;第三,它应当是尽量少带秘密性的组织。相反,革命家的组织应当包括的首先是并且主要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
此处首先需要辨明的是,字面理解“职业的组织”有可能引起歧义,正确的理解是,工人组织成员都是“有”职业的,是以其他工作为谋生手段的,而并非专门从事工人运动的。因此,此段论述的含义是:首先,工人组织的人员是非专业的,而“革命家的组织”是以革命为业的。工人组织的目的是争取工人的现实利益,而作为当时俄国承担“灌输”任务的“革命家组织”产生的原因是出于政治目的。其次,维护工人权益需要增加工人组织的力量,因此工人组织需要“尽量广泛”,要争取更多的工人参加进来。相比较而言,“革命家的组织”是社会主义思想的“灌输”者,因此对人员素质和思想觉悟的要求必然会更高,人员来源必然是宁缺毋滥。再次,当时工人组织的主要活动方式是“合法斗争”,因此工人组织的活动应该是公开的。而革命家组织的目的是推翻专制政府,因此他们的活动必须采取秘密的方式。
当今中国早已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法定执政党,因此列宁有关“秘密活动”的论述已经不需讨论了。但对于当今仍然承担着“灌输”社会主义意识任务的社会主义宣传组织而言,非“职业”和非“广泛”的特征仍然是其战斗力的保证。
首先,由于时代背景的巨大变化,中国产生的新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存在着相互的利益矛盾,并不断产生“自发思想”。作为社会主义思想宣传工作者,必须做到在引导社会思想的同时,不受其他阶层、利益团体的左右。因此,社会主义宣传工作者必须既是专业的,又是非“职业”的,即除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以外,不以其他任何工作为谋利手段。换言之,其工作的根本目的是政治,而并非谋取现实利益,更不能成为任何特殊利益群体的代言人或传声筒。其次,宣传工作者的政治觉悟、知识水平、思想道德都要具备相当的水平。所以,在宣传组织的人员数量上,仍然要坚持列宁指出的非“广泛”原则,宁缺毋滥,保持宣传队伍的战斗力和纯洁性。
(三)科学合理的方法是“灌输”工作取得成功的保证
“灌输理论”指出,只有通过科学的方法,“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工作才能取得成功。
首先,“灌输”要面向全体社会成员。当今中国社会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中产生了比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更加复杂的新阶层和新利益群体。仅仅面向工人阶级或普通劳动者阶层开展“灌输”工作是远远不够的。列宁曾指出:“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应当派出自己的队伍分赴各个方面。”对于同一个阶级来说,“必须经常教育这一阶级的不断出现的新阶层,必须善于接近这一阶级的最不开化、最不成熟,而我们的科学和生活的科学也很少接触的代表们。”同时,社会中的不同群体对社会主义的接受程度,决定了对他们的“灌输”方法、“灌输”程度需要有所区分。在“灌输”的过程中必须做到因材施教,要将“灌输”工作“比作一所兼有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大学校。无论是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这所大学校都不会忘记教字母、讲授初步知识和训练初步的独立思考能力。”
其次,“灌输”要强调近期诉求和长远目标的辩证统一。“灌输”的目的是让全社会成员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必须避免引发被“灌输”对象的反感。所以,“灌输”的内容绝不能排斥社会成员的其他合理要求的内容。毫无疑问,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过程,必然要涉及到如何看待公民不断增长的政治参与和民主诉求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建立民主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谁在实际上忘记社会民主党人在提出、加剧和解决任何一般民主主义问题方面有责任走在大家前头,那他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因此,“灌输”社会主
义意识,必须明确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民主意识具有兼容性。不过同样重要的是,“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推行民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在“灌输”过程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始终以此为出发点,既要尊重社会成员的合理诉求,在思想上与时俱进,更要旗帜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并以此作为“灌输”工作的基本原则。
第三,在“灌输”工作中要注重运用人性化的工作技巧。在传媒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任何人都无法做到信息垄断,因此新时期的“灌输”工作以及任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都只能做到必须是在“自愿”的基础上,以各种魅力,使社会群体自觉自愿地接受社会主义思想。换言之,社会主义理论工作者只能向社会成员强调社会主义意识的合理性,但无法强迫民众在社会主义意识和资本主义意识之间作出选择,所以在“灌输”工作中,要避免“填鸭式”的教育。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指出:“培养共产主义青年,决不是向他们灌输关于道德的各种美丽动听的言词和准则。”而是“要善于用通俗的语言,并要借助于日常生活中他们所知道的事实。”恩格斯在1887年写给弗·凯利——威士涅茨基夫人的信中也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越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去检验它,它就越会深入他们的心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者在“灌输”工作中应实事求是,杜绝“假、大、空、废”的工作作风。毫无疑问,这对“灌输”的实践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结语
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邓小平同志曾经说:“十年最大的失误在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主义思想“灌输”工作的松懈,必然导致社会中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泛滥。20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结构更加复杂,不断涌现的“自发思想”,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出了挑战。因此,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仍应继续坚持“灌输理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学理分析上,至少应该明确两点:其一,“灌输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反对“自发思想”,离开“自发思想”谈“灌输理论”则是毫无意义的。因此,承认和深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自发思想”,是研究“灌输理论”的基本前提。其二,“自发思想”是一种社会意识,它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自发思想”必然是非社会主义的,也就是说,“自发思想”的非社会主义倾向是内因产生的。这是证明“灌输理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会“过时”的基本逻辑。如果将带有主观色彩的“和平演变”等外因视作“自发思想”非社会主义倾向的主要原因,则跌入了唯心主义方法论的泥潭。
“自发思想”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政治体制改革、高科技信息技术普及等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存在的深刻变革而产生的。因此,执政党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者不应也绝不可能试图用开历史倒车的方式来应对“自发思想”的非社会主义倾向,而只能在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革命的条件下创新工作方法。毫无疑问,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如何继承和发扬“灌输理论”,如何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改良“灌输”方法,将会是今后学术界一个长期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1]孙代尧,“灌输”论探源[J],江西社会科学,198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