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是全国第一次工运高潮中的重大事件，谱写了中国工人运动历史上的辉煌篇章。安源党组织和安源工人以义无反顾、敢为人先的革命精神，创造了我党历史上许多的首例和首举，特别是在开展反腐倡廉工作方面开创了我党这一工作历史的先河。在当前形势下，深入研究这一历史仍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关键词］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 反腐倡廉 最早探索
历史证明，即便是一个有着坚定政治信仰、远大政治理想的政党或团体，在它的创立、成长、发展、壮大以至执政的整个历史进程中，也必然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腐败问题，它的发展壮大也必然是在与自身腐败进行不懈斗争的过程中取得的。发生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至30年代初、时间长达十年之久、规模波澜壮阔的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以全国第一次工运高潮中硕果仅存的历史功绩彪炳史册，谱写了我党早期革命斗争史和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辉煌篇章。安源党组织和安源工人以义无反顾、敢为人先的革命精神，创造了我党历史上许多的首例和首举，特别是在开展反腐倡廉工作方面开创了我党这一工作历史的先河。安源工运期间反腐倡廉工作的尝试和探索虽然是初步、不完备和不成型的，但却以最早探索的历史地位载入我党反腐倡廉工作的史册。在当前形势下，深入研究这一历史仍能给我们以深刻的教益和启示。
一、安源工运在全国第一次工运高潮中独树一帜，硕果仅存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明确规定：党在当前的基本任务是“成立各种产业工会”①。同年秋，毛泽东身负组织工会、开展工运、筹建产业工人党组织的神圣使命来到江西萍乡安源考察。同年12月中旬，在将安源确定为湖南党组织工运重点工作地区后，毛泽东再次来到安源，揭开了安源工运的历史序幕。
与此同时，从1922年1月开始，到1923年2月终结，中国工人阶级迅速掀起了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其中著名的和规模较大的罢工斗争有香港海员大罢工、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开滦五矿大罢工、汉阳钢铁厂罢工、粤汉铁矿罢工、长沙手工业工人罢工、上海罢工潮、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等。
毛泽东从1921年12月后，先后派李立三、蒋先云、刘少奇等到安源工作。经过艰苦复杂而卓有成效的工作，于1921年12月底成立了全国产业工人最早的共青团组织——安源共青团组织，于1922年1月创办了安源路矿工人补习学校。通过宣传、教育、启发等细致的工作，提高了工人的思想觉悟，于1922年2月吸收了四名先进的安源工人加入党组织，成立了全国产业工人中的第一个党组织——安源党支部。1922年5月1日，在安源党组织的领导和谋划下，安源工人正式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1922年9月14日至9月18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在全国第一次工运高潮中取得了“硕果仅存”（邓中夏语）的完全胜利，做了一件“绝无而仅有的事”（刘少奇语）。
纵观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安源工运独树一帜，与其他罢工斗争相比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和异乎寻常的历史意义。
1、安源工运不仅局限于1922年9月间的安源大罢工，它从1921年秋天兴起至1930年9月终结开创了前后长达十年之久的辉煌历史。它既是全国第一次工运高潮中的辉煌篇章，又是我党早期工运中的成功范例，全景式的完整体现了中国革命运动的正确方向，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发展的完备典型和精彩缩影。它按照工人运动、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工农联盟、革命战争、武装割据的历史发展脉络推进，充分展示和演绎了我党革命初期工作重点转移和革命道路探索的大致情形和基本历程。全国第一次工运高潮期间其他的工运或罢工斗争时间大都较短，往往随着一次和几次罢工斗争的胜利或失败而终结，基本上停留在争取基本权利、获取经济利益、改善生活待遇等经济斗争阶段，这些罢工斗争大都付出较大代价，取得了有限胜利，有的还没有达到基本目的就遭到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因此，这些罢工斗争大多以一次性或间断性的方式开展，在一定时间和区域内产生了一定影响，未能象安源工运那样持续、纵深的发展，并最终走上井冈山革命斗争这一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2、安源路矿作为我党最早的重点工作区域，在中共中央和团中央的高度重视和直接指挥下，聚集了一大批我党最早的重要领导人和重要干部。他们在安源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安源工运蓬勃兴起，独树一帜，形成和积累了许多重要而宝贵的经验，并及时为全国主要工运地区提供借鉴和指导，安源实际上已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策源地。在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毛泽东、刘少奇是安源工运的开创者、领导者和组织者，安源是他们建党后最早开展革命活动的地方，他们也都在安源工运中磨练意志，增长才干，在革命队伍中崭露头脚。朱德也曾随毛泽东一道于1930年9月率领红军部队到安源扩军筹款做群众工作。党的许多著名革命家和重要干部都曾在安源从事过革命活动或担任安源党、团、工会组织的重要职务，如李立三、陈潭秋、蒋先云、毛泽民、林育英、林育南、贺昌、李求实、黄五一、黄静源、李树彝、刘士奇、蔡以忱等；中共中央、团中央和湖南省委曾多次直接派特派员、巡视员来安源指导巡视工作，如高君宇、李维汉、蔡和森、恽代英、夏明翰、滕代远、向钧等。如此众多的党的领袖和重要干部聚集安源，有力地推进了安源工人运动的发展，安源也因此被中共中央称为“无产阶级的大本营”②。这些都是全国第一次工运高潮中其他罢工斗争中未能产生和出现的。
3、在安源工运的发展进程中，不仅开展了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还在建立团体、罢工胜利之后，迅速全面的转入工会建设、文化建设、教育建设、党的建设和创办经济实体等各项具有建设意义的事业和工作之中，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如创办《安源旬刊》、设立工人图书馆和读书处、兴建俱乐部演讲大楼、开办七所工人子弟学校、开办消费合作社、发行股票筹资、创办党团学校等。事业五彩斑斓，内容丰富多彩，许多工作和事业具有开创性意义，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而这一切在全国第一次工运高潮中的其他罢工斗争中，几乎都没能开展，即便有也只是初步的尝试。
4、安源工运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早期工人领袖和工人党员，形成了一支人数众多、战斗力极强、革命意志坚定的特别能战斗的工人阶级队伍，为全国工运发展，为秋收起义和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安源发展了我党最早的工人党员，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产业工人党支部。1925年1月，安源党组织成为当时全国党组织中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地方党组织，党员人数达198人，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994人的五分之一强。这里还产生了我党最早的工人身份的中央委员，从党的三大到六大，均有安源工人党代表参加，培养了朱少连、刘昌炎、涂正楚、袁德生等一大批我党早期重要的工人领袖。在秋收起义中，中共中央曾这样评价安源工人的作用：“秋暴颇具声色，还是安源工人的作用。”③从秋收起义到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先后有5000多名安源工人义无反顾地投身其中，从他们中间成长了一大批党的高级干部和将领，如杨得志、韩伟、晏福生、王耀南、吴烈、吴运铎等，这也是全国第一次工运高潮中其他罢工斗争所没能产生的。
5、安源是1923年“二七”惨案后全国工运低潮中巍然独存的一面旗帜。由于安源工运的发展不仅仅立足于若干次罢工斗争，而是立足于整个工运的发展和各项事业的建设，因此在1923年2月后，当全国工运处于低潮时，安源却“好似工人的‘世外桃源’，工会仍旧巍然独存”④。安源还保护了陈潭秋、贺昌、李求实等一大批党的重要干部，吸纳了肖劲光、伍岳、林育英、胡士廉等一批留苏学习归国的干部来安源工作，安源成为当时我党保存实力的堡垒、培养训练干部的学校、创造经验指导工运的基地。此后，安源工运吸取了全国工运失败“孤军奋斗”（蔡和森语）的教训，1925年10月后走向广大农村，进行工农联盟，开展农运和武装斗争，成为秋收起义的策源地和主要爆发地。这些历史进程和历史功绩也都是全国第一次工运高潮中其他工运地区所没有的。
因此，正是安源工运在第一次全国工运高潮中和此后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具有不同凡响的特殊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安源工运才具有各种条件开展我党最早反腐倡廉工作，成为我党反腐倡廉工作的先驱。
二、安源工运期间腐败问题的产生与表现
任何政党和团体腐败问题的产生都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具有特定的历史条件，其中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这个政党或团体必须获得或建立一定的权力和权力机构；二是创办了经济组织，产生和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利益。这两个基本条件具备之日，就是产生和形成腐败问题的可能之时。安源工运中的作风问题和腐败行为产生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取得了罢工斗争胜利、俱乐部蓬勃发展、内部机构日益增加、创办了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之后。这时，工人既有了自己的权力机构，又有了自己的经济实体和经济利益。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当时的发展情形正如李立三所言：“‘二七’前五个月，安源各个方面的工作都有很大的发展，当时工会简直是半政权机关，什么事情都找工会，司法官、矿警局没用处，工人有纠察队，打架就找工会，合作社有许多铺子。……工会的确是半政权性质。”⑤因此，安源党组织在此期间的反腐倡廉工作，围绕加强俱乐部建设及如何加强对经济实体的管理，更好的发展工人经济展开。
罢工胜利后，俱乐部部员迅速发展，从700多人一下发展到13000多人，部员上缴的部费也随之增加，加上路矿当局“每月须津贴俱乐部常用费洋二百元”⑥，俱乐部有了一定数额的资金和较为稳固的经济基础。1922年下半年俱乐部创办了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这是我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工人阶级经济组织和经济实体。开始入社者30多人，集资仅百元，“后乃以‘创办消费合作可买便宜货’为口号向群众宣传，加入俱乐部者因是渐众”⑦。消费合作社于次年2月7日正式开业后，通过向部员发行股票的方式，筹措和扩大资金，认股金额达7845元，合作社的总资金达18662元⑧。至1924年12月底，合作社结算时基金为28321元⑨。1923年10月中旬，俱乐部拨专款动工兴建新的俱乐部演讲大楼，并于1924年5月1日竣工。俱乐部的内部机构相继设立，工人经济组织有了较快发展，客观上为安源工运中腐败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和可能。
1922年9月至1923年7月之间是安源工运中的作风问题和腐败问题主要滋生和突出表现时期。由于罢工胜利，俱乐部的急剧扩增，工人中“遂生出来了一种虚骄之气”，“趋于骄傲”，加之成立不久的俱乐部工作机构缺乏有效管理，尚未建立和健全各项规章，出现了以下主要问题：
1．官僚习气渐盛。俱乐部的常设办事机构主任团“办事计划只知道应付事变，而不在事变未来的时候设法预防。又主任团各主任到后来都有点官僚的态度，对工友很少细心和悦”{10}。一些由各工作处工人推选的工人代表，“以为俱乐部是行政机关，以为自己有很大的权力和威风，因此自己渐习于一种官僚绅士的态度，对工人的态度和谈话，多骄傲不和悦；且久而只有牺牲而没有权力就不快活了”{11}，脱离工人、轻视工人之风渐盛。
2．管理失职混乱。一些经济管理机构不认真履行职责，导致工作秩序一度出现混乱，其中最为糟糕的是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和俱乐部会计股。合作社内“各股单独进行，形成一种无政府状态”，且“社内办事无系统的规则，又无划一的簿记，账务的清理甚难”{12}，对俱乐部会计股“账目清算及常用费的清查，也有些须缺点”{13}。
3．侵吞挪用公款。1923年上半年合作社发生了经济上“最大的错误，是服物股经理陈梅生久欠公款千余元，事前合作社总经理及工作职员毫未发觉，现因此事，大失工人信仰”{14}。一些俱乐部的负责人和代表也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挤占公款、借款不还、拖欠公款等问题。
因此，处在成长、发展之中的安源工运，短时间内发生这些问题，严重影响和阻碍了安源工运的进一步发展，成为摆在安源党组织和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面前亟待解决、妥善处理的重要问题。
三、安源工运期间的反腐倡廉工作
俱乐部在刘少奇、李立三、毛泽民、朱少连的领导和主持下，从1923年7月至1924年底，集中开展了整顿与惩处相结合的反腐倡廉工作。1923年7月开始全面清理俱乐部，尤其是消费合作社的账务；同年8月又对合作社进行全面整顿，制定和实行了《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办事公约》。1923年8至9月第二届俱乐部成立期间，许多俱乐部的负责人纷纷撰写文章或发表演讲，力陈俱乐部存在的种种问题，分析原委，提出解决方法。特别是刘少奇，他在对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创办、兴起与现状进行全面总结和深刻分析之后，写下了两篇涵盖工运建设和反腐倡廉内容的历史文献：《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和《俱乐部组织概况》。这是我党历史上党的领导者最早涉及反腐倡廉内容的历史文献。清理整顿之后，俱乐部实施了一系列新的管理制度，对合作社出现的贪污分子和经济往来中存在的问题做出了相应处理。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推动安源工运于1923年8月至1925年上半年进入全盛时期。
1．“对于过去的批评，专注意各种错误。”大罢工的胜利只是安源工运“已经成功第一步的工作”，但俱乐部一些领导人开始滋生官僚习气，出现脱离工人和轻视工作的倾向、苗头；一些工作部门责任心不强，团结精神松懈，管理混乱，规章缺失。针对这些问题，俱乐部开展了面对面的批评教育，这次批评教育的主要情况和主要内容集中体现在刘少奇1923年8月20日撰写了《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一文中。该文提出了整个批评教育本着“对过去的批评，专注意各种错误，大略的写出，至于各人的好处和事件之办得很对的，均从略不说”{15}的原则，重点解决存在的问题；通过对问题逐一进行分析与批评，提出解决的办法。刘少奇首先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对自己进行毫不留情的自我批评，认为自己“作事精神不好，过于审慎，平时对工友的交际和谈说，都表现一种不愿意的懒散态度……到后来对俱乐部事务不十分负责，以致引起工友的误会，这都是他（指本人）的错过”{16}。然后对主任团主要负责人李立三、朱少连、余江涛、陆沉的问题逐个进行尖锐而深刻的批评。除了对各部门和工人代表“普遍的错点”进行直率的批评教育外，刘少奇还着重对合作社的经营管理进行了严厉批评。他指出：“合作社开办仅数月，三换总经理，以致社内事权和经济不能统一，各股单独进行，弄成一种无政府状态。经济的支配不能均匀，各股扩充各股，以致现在资本周转不灵。全社无一种统一的营业计划，只知卖东买西。社内办事无系统的规则，又无划一的簿记，账务的清理甚难。”{17}通过刘少奇倡导和主持的1923年“八月整顿”，俱乐部的工作秩序、工作作风和工作方式有了很大的改观，特别是合作社的管理工作有了很大加强，经济效益明显增加。
2．“凡所以谋自身之健全的事，我们无不竭力维持。”（刘少奇语）针对俱乐部建设和管理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不足之处，积极着手俱乐部内部的改组、健全和整顿工作。第一，设立由主任团和七个股构成的俱乐部组织机构，形成了总代表、百代表、十代表的工人代表制和权力行使模式。第二，完善俱乐部的规章制度和运行机制。1923年和1924年分别制定和实行《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章》和《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办事细则》（共21条）。1923年8月通过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章》只有9章28条，而1924年通过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章》虽仍是9章，但具体条款增加到63条之多，作了较大的修正和完善，从部员、代表大会、各组织机构和经费等九个方面，在工作职权、工作职能、工作方式、工作要求、经费收支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第三，制定俱乐部和合作社经济管理、经济运行的各项管理规定。1923年7月，俱乐部针对在内部和合作社经济账目的清理过程中发现的问题，通过了《最高代表报告》，做出了涉及职员生活费、设立经济委员会、合作社分红规定等经济事务方面的决定达13条之多。经济委员会做出了加强和开展保管及审查经济的8条规定；俱乐部干事会所作的重要事件7项决定中，涉及与合作社经济事务有关的就有4项。特别是俱乐部对合作社做出了“以前账目由主任团会同经济委员会彻底清查”{18}的决定，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对合作社的管理：（1）“合作社事权及经济支配，在事实上应绝对集中，实行新式簿记，由总经理担任全责，主任团严加督促”{19}的管理体制；（2）强化俱乐部对合作社进行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监管。《经济委员会报告中》明确规定：“本会之职权仅在保管及审查俱乐部之经济。”“对于消费合作社，教育股，会计股，庶务股之股项，每月均审查一次，审查无讹后，即由本会审查部主任及委员盖章，张贴本部前门。”{20}《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办事细则》第二十一条规定：“消费合作社每星期须将其营业状况及经济状况，报告主任团一次，每月总报告一次，社内各项用费每月须报告一次。”{21}同时，“因俱乐部经济扩充，事实上需要一监督与保管的机关，遂由最高代表会议推选九人组织经济委员会”{22}，“专事保管本部经济并审查各项项目”,{23}加大对各项经济活动的监管力度；（3）合作社制定了针对性强、可操作的具体管理细则。毛泽民为规范和健全合作社的经济管理和经济运行，制定了《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办事公约》共17条，为限定和规范总经理与各股经理的权限，防止各行其是或混乱无序，规定“各股经理有管理各股营业全权，但进货及定价须先与总经理商妥办理”{24}。对营业员的聘用，规定：“须有二人负责之介绍信，并须得到俱乐部主任团之同意，经二月之试验合格，始得正式聘请；辞去时亦须得主任团之同意。”{25}对各股每日营业情况、经营账目的核查和检阅，来客接待标准和接待方式等也做出了详细的规定。针对以往在借贷、赊货上出现的问题，俱乐部干事会做出决定：“消费合作社及会计股，以后无论何人，不得用私人名义赊货或借贷。”{26}这些规章公约和决定，有效的推动了俱乐部建设事业和经济事业的发展，及时堵塞了已出现的漏洞，既反映了经济管理的内在要求，又是我党反腐倡廉工作历史上可见诸历史文献资料的最早的规章制度。
3．“力改前非，保持前日团结的精神。”（刘少奇语）针对已发生的几起侵吞公款、谋取私利的事件，俱乐部在据实查证后，形成决议，作出处理，及时报告。查处的突出案例有：（1）查处合作社第二任总经理易礼容挥霍公款案。易礼容借得公款千余元，以到湖南长沙等地购物为由，挥霍一空，俱乐部得知后，组织专人将其缉拿回安源关押在俱乐部讲演大厅的暗室中，以儆效尤。（2）严肃查处合作社服物股经理陈梅生侵欠和挪用千余元公款案。安源地委、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于1923年下半年对此案做出了处罚决定，上报湘区委。湘区委于1924年上半年将此件以湘区报告附件的形式上报中央，被中央收为5月中央扩大执委会文件之一{27}。1924年12月间俱乐部最高代表会议做出处理决定：“将陈梅生房屋用具封存。暂限半月缴欠款五百元。”{28}干事会报告第二项的第四条决定：“陈梅生准予辞服物股经理。”{29}对挪用和欠公款者分别作出相应处理。在1924年8月中旬俱乐部的最高代表会报告决议事项中，第十九条决定：“朱少连欠合作社款，内以二百元作为交际费，余额限即日归还；否则每月将工资扣还五十元。李隆郅（即李立三）欠合作社洋一百三十元，内以一百元作为赠送，三十元作为暂借。此外私人欠款在二十元以内者，分两月清还；十元以内，一月内须清还。”{30}（3）对严重违反俱乐部章程和纪律的工人，经教育仍无改悔者，做出开除部藉的处理。1923年上半年间矿局桥梁处有140多工人受聘于一桥梁建设工程，合同规定工程竣工后，他们应散去，但少数工人在竣工后仍要求继续做工，聚众俱乐部闹事半月之久，甚至以死相要挟。对此，俱乐部召开第五十三次最高代表会议，做出开除桥梁处部员部籍的决定。还以此为例，教育广大部员要巩固团体，服从大局，遵规守纪，要明白“我们工友组织俱乐部，为的是谋全体一万多人的幸福；倘使有少数人为谋自己的利益而妨害大众，这是我们不能容许的。我们俱乐部惟一重要的是纪律，凡是各种会议的议决案，我们都应该绝对遵守，不遵守议决案便是反对俱乐部，这更是我们不能容许的。”{31}
4．“应特别尊重办事秩序，办事的界限和手续应竭力要求清晰。”（刘少奇语）在俱乐部建章立制的过程中，既吸收和借鉴欧洲先进的民主管理制度的有益作法，又学习和借鉴苏联苏维埃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合理内容，逐步建立和实行新型的工作制度和理事制度，形成规范秩序，遵章守矩之风。（1）对俱乐部和内部机构工作实行报告制和公开制。在第二届俱乐部换届工作中，有11个工作部门和工作机构如实向俱乐部报告本部门的工作情况和存在问题，提出改进、完善和接受监督的意见。在第二、第三届俱乐部大会上，最高代表会、干事会、会计股、庶务股、经济委员会、消费合作社都向俱乐部报告工作，说明问题，接受监督。1923年有14个部门，1924年有16个部门分别向俱乐部报告工作，这些报告不但公开发布，还编辑成册，在全国主要工会发行和传播。（2）对重大事项实行专题报告制。1924年12月，负责俱乐部演讲大厅工程的建筑委员会向俱乐部作建设情况的专题报告，公开报告该工程建设的各项事宜、委员会组织机构，对实际施工中工程图纸调整做出说明，特别是对整个工程的各项经费开支逐项公布，做出了“预定总额洋一万元，现工程将竣，其决算不致超过预算”{32}的结论。
四、安源工运期间反腐倡廉工作的历史意义
安源工运的基本经验，包括安源工运期间反腐倡廉工作的经验教训，不但直接指导了此后相继成立的汉冶萍总工会、全国铁路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等工会，而且经刘少奇、李立三等人在上海、广州、武汉等地革命实践的推广和运用，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刘少奇1924年指导上海工人运动时和1925年5月离开安源担任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后，都曾运用安源工运经验指导各地工运和工会工作。特别是1937年2月，他再次对安源工运的历史经验教训进行深刻总结，给中央写了一封重要信件，此信件后来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学习材料之一{33}。李立三曾说：“安源工人运动的一些主要经验是十分重要的。后来1924年，我们到上海做工人运动的时候，也就是运用了这些经验。”{34}因此，安源工运所取得的各方面的工作经验，特别是反腐倡廉工作的有益探索与成功尝试，对于推进我党新时期的反腐倡廉工作，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1．安源工运期间的反腐倡廉工作从历史进程和实践探索两个层面，写下了我党反腐倡廉工作最早的历史篇章。安源工运的正确发展，使安源工运成为中国工人运动和全国第一次工运高潮中的一面光辉旗帜。安源工运期间的反腐倡廉工作，是我党反腐倡廉工作历史上最早的并取得一定成效的探索和尝试。因此，安源工运时期的反腐倡廉工作应以独特的历史地位载入我党反腐倡廉工作的史册。
2．安源工运期间腐败问题的产生和反腐倡廉工作的基本历程，以翔实而丰富的历史事实，说明和揭示了腐败产生的基本规律和我党反腐倡廉工作应坚持的基本方法。通过对安源工运期间腐败问题产生原因的分析，我们发现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即当一个政党或一个团体在取得一定的权力并建立了自己的权力机构，同时又拥有自身的经济组织和经济利益后，腐败就可能产生；这一时刻也就是全面开展反腐倡廉工作的开始。开展反腐倡廉工作不能单打一或只注重一点，必须多管齐下，多路并进，采取批评、教育、制度与惩处并举的办法，才能落到实处，取得实效，这是反腐倡廉工作的一个基本规律和基本方法。通过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我们进一步强化和坚定了当前坚持不懈贯彻反腐倡廉工作体系的信念。这是历史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具有借鉴意义的深刻启示。
3．安源工运期间反腐倡廉工作之所以能够有效深入的开展，关键在于以刘少奇、李立三、毛泽民、朱少连为代表的杰出共产党人，既高度重视、严肃认真的推进实施，又身体力行、廉洁自律的率先垂范。刘少奇在安源曾这样表述他坚贞的革命信念：“我们抱定社会主义的思想，从最黑暗的家庭奋斗出来，到中国这样沉寂的社会里面，干这种改革社会的事业。”{35}俱乐部鉴于他体弱多病，工作繁重，要将他每月的生活费从15元调到200元，被他谢绝。正是安源一大批优秀共产党人崇高的清廉风范，才及时有力的纠正和扭转了安源工运在一定时期出现的腐败问题和作风问题，保证了安源工运的潮流最后汇入中国革命伟大事业的滚滚洪流之中。他们作为我党历史上最早的开展反腐倡廉工作、严格廉洁自律的榜样群体，将永远教育、激励和鞭策着党的事业的继承者和开创者。○
注 释：
{1}《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上卷，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2}《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21页。
{3}{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8}{29}{30}{31}{32}{35}《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657、899-900、127、117、191、386、92、94、93、94、232、92、93、93、101、101、157、210、141、137、193、193、154、314、318、315、155、367、91页。
{4}《中国职工运动简史》，邓中夏著，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9页。
{27}《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40—41页。
{33}《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4月版，第690-692页。
{34}李立三《看了〈燎原〉以后》，1963年8月4日《人民日报》。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