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刘少奇是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论断，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刘少奇的理论贡献中，非常突出和重要的是他对毛泽东“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由于刘少奇的努力，毛泽东提出的这16字方针得以顺利贯彻和实施，从而遏制和纠正了新中国成立前后城市经济建设和工人运动中出现的“左”倾倾向，有力地推动了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关键词：刘少奇；天津讲话；劳资政策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14）-08-0004-02
“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是毛泽东在1947年12月《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作为新民主主义国家经济的指导方针首次完整地提出来的。刘少奇则将这一方针运用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工人运动的指导方针上。刘少奇明确指出了必须正确建立与改善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这四面八方的关系。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是处理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的基本政策，是中国共产党战略任务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必须确实执行。
一、正确认识资产阶级在劳资关系中的地位
平津解放后，有些干部在如何对待资本家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模糊认识。认为和资本家接触就是立场不稳，因而怕接触资本家，对资本家冷漠不理，不向他们正面宣传解释党的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的政策；更有甚者把资本家当作敌人，要立即加以消灭。对此，刘少奇进行了尖锐批评，他《在天津职工代表大会的讲话》中说：资本主义经济在历史上还有一定的进步性，它比小农、小手工业经济都进步。“今天中国不是资本家太多，太发展了，而是太少了，太不发展。因为资本主义不发展，工人才痛苦。” [1]私营企业开不了工，直接受损害的是工人群众。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下，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样做，对工人阶级好处多，坏处少。从国家的长远利益考虑，从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和眼光利益出发，都应恢复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向工人群众说清楚民族资产阶级是朋友，有利于缓和当时的紧张的劳资矛盾，有利于恢复生产。“如果把资本家当作斗争对象，就是犯错误，……就扰乱了自己的阵线”。[2]在同自由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同时，要明白“今天的重点是联合自由资产阶级，而不是把重点放在斗争上。” [3]即在政治上联合他们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产阶级作斗争；在经济上联合他们恢复和发展生产。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民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刘少奇《在天津职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中，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同时还要联合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对民族资产阶级有斗争的一面，有联合的一面。只斗争不联合或只联合不斗争都是错误的。今天的重点是联合而不是斗争。如果把他们看成敌人，要打倒资本家，是违背工人阶级利益的。”刘少奇还特别强调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是可以一道前进的。
二、要贯彻公私兼顾政策
刘少奇指出：在处理公私关系方方面，“公私兼顾”是要求党和政府在原料分配、成品推销、市场划分、价格协调等方面，从整体的观点出发，兼顾公营和私营企业的利益，保护有益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同时，刘少奇又提出“公私兼顾”也适用于正确处理国营工厂内部的公私矛盾。他说：“只顾公家不顾私人，或只顾私人不顾公家，都是不行的。” [4]刘少奇批评工人要求过高地增加工资，就是公私兼顾得不适当，使公营工厂受损失，是无政府无组织的思想；同时又强调，在不影响工商业恢复和发展的条件下，当然可以适当地改善工人待遇（如取消虐待、改善待遇、卫生及民主生活等）。刘少奇谆谆教育工人、告诫政府和工会工作人员：改善工人生活，是我们的最终目的。但由于战争还没有结束，新中国百废待兴，工人阶级还要暂时吃苦，生活还不能马上改善，甚至一般提高也不可能，但应力求不降低工人生活 ，工人原有的福利没有理由则不应该取消。“我们党、政府、贸易局、公营工厂，必须主动地联合资本家，主动地同他们合作”，[5]从成品推销、原料分配、市场划分、价格协调等方面主动与资本家进行商量和研究，不要使一方独占，要兼顾到国家利益与私人利益。除此而外，还要求人民政府迅速转变职能，不应过多地干涉和限制私营企业的经营，不要用意识形态的标准来限制私营企业的发展，对公私企业要一视同仁。
三、坚决实行劳资两利政策
“劳资两利”思想的形成，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长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生产力不发达，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的现实，在对劳资之间存在高于各自特殊利益的共同利益、劳资之间可以实现合作而且这种合作对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有利、对劳资双方有利的分析后提出的。所谓“劳资两利”，是指在处理劳资关系的过程中，既要维护劳动者的应得权益，又要承认资方在经营过程中依据其生产资料所有权占有剩余价值的正当性。
1949年4月，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到天津视察，他郑重申明：“我们的政策是劳资两利。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要贯彻这个政策的，是要真正做到劳资两利的。在执行的初期，不管发生多少偏差和错误，最后一定要贯彻的。” [6]他甚至提出，不执行“劳资两利”政策，“要想把农业国家变为工业国家就不可能。” [7]只顾工人而不顾资本家或只顾资本家而不顾工人，都不是两利而只是一利。针对当时劳资关系中只顾劳方一利的“左”倾偏向，刘少奇指出，要对工人进行说服教育，要使工人明白对资本家提出过高的、妨碍生产发展的不适当的和不合理的要求，不仅对工人不利，对农民也不利，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就更为有害，资本家不安心 工厂关门，生产下降，工人失业，对各方都不利。所以必须号召工人做到劳资两利，别把资本家挤垮，不要为了眼前部分的利益妨碍了长远的利益，要使资本家有利可图。在处理劳资关系方面，刘少奇强调，要实行劳资两利的政策，不要只讲一利；只顾工人不顾资本家，或只顾资本家不顾工人，都是不行的。刘少奇指出，工人阶级要“注意目前的利益要服从长远的利益，部分的利益要服从全体的利益”，[8]自动把过高的工资减下来，把过高的要求改正过来；工人运动中所提出的改善待遇和提高工资的要求，都不能影响工商业的发展，要兼顾劳资、公私利益的平衡，要使资本主义有利可图。
“劳资两利”是特定条件下的两利，劳资之间的矛盾“是一种在根本上敌对的不能和解的矛盾”，[9]但党的“劳资两利”政策主张调节劳资矛盾，它是我党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特定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劳资关系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刘少奇对这一条件作了深入的剖析。从生产力状况看，建国前后，中国经济有百分之九十是落后的小农经济和小手工业经济，只有百分之十是进步的工业，而资本主义工商业与现代化大生产相联系，是近代中国先进生产力组成部分之一。为了实现中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了把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资本主义剥削在一定时期内还不能够废除，必须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下，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还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从生产关系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所有制结构为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并存。其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与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的竞争是一种“经济竞争”、“和平竞争”。需要十到十五年时间，无产阶级才可望采取和平的方式、赎买的方式消灭资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前途。所以，在新民民主主义社会制度下，实行“劳资两利”政策是党和政府的明智选择。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看，新民主主义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工人阶级获得了政治上的解放，享有言论、集会、结社和罢工的自由，但在经济上还必须忍受资本家的剥削。由于这种“政治上的解放和自由就可以保护自己所得的利益”，[9]所以，中国共产党可以依靠革命政权的力量，迫使资本家适度减轻对工人的剥削，接收“劳资两利”政策。当然，上述条件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刘少奇一再强调，待条件成熟时就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就是逐渐取消“劳资两利”的政策，充分体现了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相统一的革命精神。
四、要正确看待剥削问题
刘少奇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正确分析了资本主义存在剥削的必然性和历史进步性。1949 年 5 月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关于“剥削”的论述中指出：资本主义产业发展了，无产阶级力量也会随之增强。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 100 年间将生产力空前提高，比有史以来几千年生产的总和还多。从发展生产力看，资本家阶级剥削是有其历史功绩的，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抹杀这个事实。骂是骂，而资产阶级这个功绩还是有的。从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说，是功大罪小。今天的中国资本主义还在年轻时期，还可以发挥它的历史作用，尤其是当前我们要求工商界发挥积极性来发展生产力，建设新中国，这正是你们为国建功的机会，你们应该努力，不要错过机会。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除去之后，资本主义剥削是进步性的。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工人受剥削太多，而是太少，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和人民有利，恢复和发展生产，除国家之外，还有私人的；国营与私营之间，可能有竞争，但政府的方针是使国营和私营合作配合。既要发展国营生产，也要发展私营生产，要采取限制政策，以避免旧资本主义前途。公私兼顾是限制，劳资两利也是限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剥削是进步的，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在今天还不能完全废除，因为 “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若干发展是进步的，对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对于中国是有利的，对于工人也是有利的。” [11]明确肯定“今天资本主义剥削是合法的”，[12]工人阶级还得忍受一个时期资本家剥削的痛苦。马克思指出：“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但是，作为过去取得的一切自由的基础的是有限的生产力；受这种生产力所制约的，不能满足整个社会的生产，使得人们的发展只能具有这样的形式：一些人靠另一些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一些人（少数）得到了发展的垄断权；而另一些人（多数）经常地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而进行斗争，因而暂时（即在新的革命的生产力产生以前）失去了任何发展的可能性。由此可见，到现在为止，社会一直是在对立的范围内发展的。”[13]恩格斯在1892年指出：“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沾过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这些利益在工人阶级中间分配得极不均匀：取得绝大部分的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但广大的群众至少有时也能沾到一点。”[14] 这也就是说，随着生产的发展、可供分配的“蛋糕”的做大，被剥削者的境遇的改善是可以做到的。而被剥削者境遇改善，对立阶级双方的矛盾就会出现缓和，加之双方在特定条件下共同利益的存在，那么出现一定程度的阶级合作就是可能的。
“天津讲话”对于处理全国其他相继解放城市的劳资关系也具有重要指导作用。毛泽东在刘少奇的“四面八方”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四对关系，八个方面）思想的基础上 进一步概括和提炼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并把这作为党的经济政策。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至此，中国共产党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劳资政策，并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固定下来。
参考文献：
[1][8]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论工人运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109、112、118.
[2][4][5][11][12]刘少奇：1949年4月24日在天津市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3] 刘少奇. 1949年4月18日在中共天津市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
[6][7]胡长水.一个伟人的奋斗与命运——刘少奇之路[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49、51.
[9]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刘少奇选集（下）[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24.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89 .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