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过节的，在庙会上看到了久违的秧歌舞，想到了秧歌是怎样扭起来的。
当年，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随着队伍的不断壮大和国民党部队对延安的经济封锁，延安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逐渐产生了一些怨言和不满情绪。
据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口头政治报告，1942年边区召开高干会那天，天上打雷，“垮塌一声”把李县长给打死了。消息传开后，有人竟说，“哎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毛泽东得悉后，没有怪罪这位老百姓，而是通過调查发现，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公粮征得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仅在1941年，边区就要老百姓出20万石公粮，沉重的负担压得老百姓“哇哇地叫”。
对此，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立即做出决定，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减轻农民负担，并要求革命干部放下架子，与老百姓打成一片，加固党群、干群关系。
《赵毅敏纪念文集》记载，当时中宣部教育科长、鲁艺的副院长赵毅敏找到了一种让部队和群众打成一片的方式，就是扭秧歌。但大多数干部认为扭秧歌那玩艺儿太低俗，不愿意扭；许多当地老百姓也因为与干部有一层说不清的隔膜，也不愿意一块扭。赵毅敏认为，在群众文化生活十分落后的情况下，热衷于搞那些洋歌剧之类的所谓“阳春白雪”，根本起不到教育群众、鼓舞群众的作用。
基于这种认识，赵毅敏毅然决定动员中宣部机关干部和鲁艺的知识分子学习陕北秧歌，并亲自带队下乡与老百姓一起扭秧歌，时间一长，干群之间的那一层隔膜就慢慢不见了。《红色娘子军》的曲作者，当年也是鲁艺年龄最小的女学员黄准也是这次秧歌运动的活跃分子。据她的回忆录说，当时鲁艺弥漫着一派所谓的小资产阶级风气，无论是音乐系，还是文学系，教学和教育方法都学习西洋的一套东西，唱的是外国歌，演的是外国人。大家的生活情趣，也越来越有了小资产阶级的味道，外面是烽火连天，硝烟弥漫，而后方却把文艺武器变成了抒发个人感情的工具，连救亡歌曲也唱得少了。老百姓那时候对鲁艺的评价是：“演戏的装疯卖傻，唱歌的哭爹叫娘！”
到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这才“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去”，在王大化等人倡导下，鲁艺的师生们发起一场轰轰烈烈的秧歌运动。
黄准记得那时候大家纷纷走出课堂，先是在院子里敲起锣鼓，由王大化、刘炽等人带头扭起秧歌，锣鼓越敲越响亮，秧歌越扭越欢畅，16岁的黄准终于也被这热烈的气氛所感染，也半推半就地被同学拉到秧歌队伍里来了。以后，秧歌扭出了大院，扭到了延安周边的各机关、学校、街头，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被当地老乡亲昵地称为“鲁艺家”。
这边扭边唱的秧歌运动对延安文艺的影响非常大，在一次大会报告中，毛泽东对此予以了高度评价，他既高兴又幽默地说：“过去我们有些政策不对头，老百姓有意见，后来赵匡胤（指赵毅敏）带秧歌队下乡，跟老百姓一块跳秧歌舞，与群众打成一片，从此天下太平了！”
毛泽东还发出号召：“每个机关都下去跳秧歌舞，都跳去！”一时间，扭秧歌、打腰鼓、演秧歌剧在延安乃至各个解放区，都成为了一种时尚。所以，当年曾受戴笠派遣长期打入延安、任中共中央收发员多年并对根据地生活很熟悉的国民党调查局局长沈之岳，一直到1965年，还把大陆的中共政权称之为“秧歌王朝”。
千万别小看了这些唱歌跳舞，它为中国共产党以后的解放全中国、建立新政权也起了巨大的政治作用。那时候，在第二条战线的国统区发动群众不是靠说教，而是采取青年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在歌声中转变思想，在舞步中激发信心。如《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本是解放区的流行歌曲，不久就成为学生运动的战歌，进步学生高唱着“向着法西斯开火”，表达出对自由、民主、解放的渴望。
当年除了唱歌，就是扭秧歌，据一份来自江苏无锡的回忆资料说，因为秧歌舞来自陕北，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所以敢不敢公开站出来扭秧歌，就是表达的一种政治态度。解放后，从缴获的无锡城防指挥部档案中看到，有不少人因为扭秧歌上了敌人的黑名单。有一个私立中学，竟多达几百学生去跳秧歌舞，可见即使上黑名单，也无从下手了。所以，当时一听到秧歌声过来，无锡城里的老百姓就会说：“快了，快了，跳秧歌舞的来了。”意思是共产党快来了！由此可见，秧歌所表达的政治意义，远远超出其本身的歌舞形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