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峡两岸临床肿瘤学界，我国著名临床肿瘤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孙燕是公认的学科带头人之一。这不仅因为他多年来获得的学术成就，更由于他总是殷切关怀和无私帮助同道和后辈医生。在从事临床肿瘤学工作的五十多年里，孙燕始终致力于我国肿瘤事业的发展。
记者对面的孙燕，虽年过耄耋，却精神矍铄、思想敏捷，且谈吐十分风趣。孙燕说：“活到这个年纪，我已经很快乐，很满足，因为我已经把所有学术思想和科研项目传给学生们，看到我的学术思想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延续，那种满足无法言喻，我更高兴地看到，有的学生比我做得更好。”
在孙燕的办公室，珍藏着很多过去的极珍贵的老照片，一幅一幅看过去，孙燕无限感慨地说，他希望最后给他的论断是，他是一个好医生。“看到一些老病人来访——几年、几十年以后见到——肯定是很幸福的，特别是看到一些小孩从很小，现在长大成人，甚至带着他们自己的孩子来看我。我觉得这是做医生最大的快乐和幸福。”
凡大医者，莫若如此。正如孙思邈在《大医精诚论》中所述：“凡大医治病，必先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
理想萌芽时代
孙燕生于河北农村一个普通人家，父亲为一般职员。
1941年，父母送他到县城的昌黎中学附属小学寄读。当时，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大半中国，城里有日本兵和伪军，出入城门要对他们表示些敬意，否则就会遭到打骂。这些对他的影响非常大，最重要的是对祖国的地位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懂得亡国的痛苦，向往自由富强。
“我从小学将毕业的时候受到同学父亲的影响，立志学医报国。”这一志愿激励孙燕不断学习，同时也支撑了他克服后来人生道路中的蹉跎。1945年夏天日本投降了，但他的“美梦”很快就被“接收大员们”的贪污腐化给破灭了。同时，“父亲失业肺结核病复发，家庭陷入困境，我从高中开始只能靠奖学金在比较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完成学业。”
1947年孙燕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参加反内战反饥饿大游行，1948年考入燕京大学就读，1952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54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8年5月下放到昌平上苑乡麦庄一边参加劳动一边给当地的农民看病，1959年2月调到医学科学院西山造林队做医生，1959年10月被分配到肿瘤医院工作。
那时，“我怀着极大的热情在吴桓兴和李冰两位院长直接领导下创建了肿瘤内科治疗小组。虽然条件十分艰苦困难，但治疗和科研工作迅速发展了起来。到1965年正式成立了专科病房。”
1979年12月，孙燕作为第一批访问学者以客座教授的身份赴美国休斯顿著名的M.D.Anderson肿瘤中心从事研究工作；1982年初回到肿瘤医院担起发展学科的任务；1983年晋升为主任医师，协和医科大学临床肿瘤学教授，并在1984年～1992年间担任内科主任，在多方努力下使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内科成为一个国内最大、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承担着大量临床治疗、科研课题和教学任务的专业科室。彼时，孙燕带动全国同道共同前进，使学科有了全方位的发展。
启开肿瘤内科元年
1959年调至肿瘤医院之初，孙燕满以为这回可以从事他喜爱的外科工作了，可是，院领导却给他压上了一副沉重的担子：开创一个新的学科——肿瘤内科。当时医院的内科治疗组病床和药物都非常稀少，只有他和与他年龄相近的周际昌医师两位医生。他们在医院领导的关心和指导下，边学习边摸索实践，开展医疗和科研工作，很快就有了进步。
1965年内科病床增加到了三十多张，科里也有了五位青年医生、两位进修医生和八位护士，肿瘤内科初具规模。同时，科室的医疗和科研工作也有了很大进展。从1960年起，他们试用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开发的抗肿瘤新药N-甲酰溶肉瘤素治疗睾丸精原细胞瘤，取得突出成果。他撰写的论文在1962年于莫斯科召开的第八届国际肿瘤大会上进行学术交流，引起轰动，当时被称为“药物治疗有效控制肿瘤的典范”。
后来孙燕总结：I期病人手术后辅助应用N-甲酰溶肉瘤素10年治愈率达到100%；II、III期和复发病人为67%；甚至一些已发生肝、骨转移的精原细胞瘤病人经过治疗后，得以长期生存。这项工作获得了1978年科学大会奖。同时，他们开创的乳腺癌晚期术前化疗、胸壁复发的局部治疗、肺转移的治疗，使一部分病人存活期长达10年～30年。他们开展的胸腔积液的局部治疗和头颈部癌的动脉化疗等在当时均在国内属于首创。然而，正当肿瘤内科事业顺利发展的时刻，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孙燕等被下放甘肃，肿瘤内科也拆散了。直到1972年，是周总理亲自把他和几位专家接回到北京，他们才又重新组建了肿瘤内科。
缔造“祛邪扶正”模式
1993年，台湾荣民总医院院长给孙燕写来一封信，请他为一位食管癌晚期病人提供治疗意见。他根据自己的经验，为病人提供了紫杉醇和一些扶正中药的资料，结果病人很快有了起色。在这以前，孙燕也曾为新加坡的两位副总理和友好邻邦的国王治疗过淋巴瘤，取得了良好效果。中国的传统中草药如此神奇的作用，引起外国同行的极大兴趣。
说起对中医中药的研究，孙燕有着极大的兴趣。他说：“我从小就是吃中药长大的，相信能够存在几千年的东西一定是有道理的。”1962年孙燕脱产一年师从三代世医姚孝武学习中医。老师在他完成阶段学习后，对他说：“为了学习，在临床上我严格要求你开经方，但在以后的临床实践中我希望你要创新。中医也需要不断进步。”孙燕深情地说：“我相信历史的筛选，最喜欢中医的辨证论治。我们应该把中医的思想融入西医的临床实践，最大限度地应用现代医学的方法来阐明中医的内容。”但这种想法有时会遭到一些比较保守的老中医反对，他们提出质问：“张仲景懂得淋巴细胞、免疫功能吗？李时珍从来没学过分子生物学。”在这些人看来，西医和中医原本就是格格不入的。对此，孙燕反驳道：“许多病通过辨证论治可以药到病除，但是对癌症，就需要艰苦钻研不断创新。中医的调理无疑对病人是有益的，但是单靠目前的调理解决不了病人的全部问题，只有和抑制肿瘤细胞增殖的方法合理有计划地综合应用，以及更深入地从分子水平和细胞免疫功能方面调理才能攻克癌症。和其他方面一样，愈是民族的就愈是国际的，世界卫生组织寄希望于我们通过传统医学在疑难疾病方面作出成果，我们一定要探索出一条中西融合，解决癌症和其他疾病的有效方法，从而作出我们民族的贡献。”
在下放甘肃定西时，孙燕发现当地黄芪很多，农民甚至担着在集市上卖。他知道黄芪是最常用的中药，具有扶正补气的功效，回到北京以后他就决定从黄芪入手开展对中药的研究。他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用现代科学方法对中药的效果进行细致的观察和分析。多年来，包括在M.D.Anderson肿瘤中心和美国同行的反复试验的结果终于证实：传统中药黄芪、女贞子、芦笋、仙灵脾等可促进病人免疫功能的恢复，抑制肿瘤病人过多的T抑制（Ts）细胞的活性，保护肾上腺和骨髓功能，辅助放射、化疗应用，能够提高病人的远期结果。
孙燕与天津医药科学研究所合作，从女贞子中提取了一种促免疫有效成分——齐墩果酸，通过临床研究证明有良好疗效。同时通过测定发现，晚期病人的细胞免疫功能大多有一定的损伤，而服中药后病人的一般情况包括疲乏和免疫功能可以好转。他从事的扶正中药研究被评为原国家卫生部、天津市及中国医学科学院成果，并获得第一届国际自然免疫与生物反应调节剂大会奖。孙燕等为配合临床治疗所研制的贞芪扶正冲剂、胶囊、扶正女贞素和固元颗粒等中药治剂自正式投产以来，畅销国内外，并获得四项专利，贞芪扶正胶囊和颗粒已进入我国基本药品目录。
临床治疗表明，祛邪-扶正反复轮替，就能取得好的疗效。因为开始时肿瘤较大，需要最大限度地祛邪，之后应注意病人骨髓和免疫功能的恢复和重建，即扶正。最后，再采取一切可能的方法提高病人的免疫功能，使肿瘤负荷降到最低，这时肿瘤就很可能被治愈了。目前，孙燕十分热衷于扶正中药对抑癌基因调控作用的研究和对中医“阴虚”的探讨两项研究课题。“中医学是祖先留给我们的财富，我们应格外珍惜。这也是我国医学家对世界医学作出贡献的可能途径之一。”孙燕感慨至深。
对于此，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曾如此评价孙燕：“他发掘祖国的药物遗产，在肿瘤内科治疗方面特别提出中医的‘扶正固本’观念及治疗方法，取得了很大成就，在中医肿瘤内科治疗方面作出了贡献。”
倡导肿瘤综合治疗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孙燕的学术思想，那就是“综合治疗”，就是根据病人的集体状况，肿瘤的病理类型、侵犯范围和发展趋向，合理、有计划地综合应用现在一切手段，目的是提高疗效和改善病人的生活质量，综合治疗的思想事实上影响了后来中国的肿瘤医院格局。
谈及此话题，孙燕提到了他的老师吴桓兴教授、金显宅教授，“四十多年前，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成立时，吴桓兴、金显宅和李冰三位元老在讨论医院的组织和前景时，制定了以综合治疗为模式的方向，并且身体力行到处倡导开展有关的研究。今天，综合应用现有的可能方法诊断、防治肿瘤已经深入人心，为广大国际国内学术界所接受，但在当时还是难能可贵和具有远见的。吴桓兴是一位放射肿瘤学家，金显宅和李冰则是外科肿瘤学家，但他们共同支持和创建了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幼苗学科——内科肿瘤学。当时，他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药物治疗将成为肿瘤治疗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之一。”
“1976年在唐山地震以后，我参与编著《实用肿瘤学》时，与吴、金两位前辈讨论肿瘤综合治疗的书写，通过讨论写下了以下定义，‘根据病人的机体状况，肿瘤的病理类型、侵犯范围（病期）和发展趋向，有计划地、合理地应用现有的治疗手段，以期较大幅度地提高治愈率’，这是重视病人机体和疾病两个方面，并且不排斥任何有效方法，而且目的明确即‘较大幅度提高治愈率’的全面定义。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还需要不断补充，如果他们两位仍然在世，一定会同意在综合治疗的目的中加入不但提高治愈率，而且应当改善病人的生活质量。”
在吴桓兴和金显宅故去后，孙燕把倡导综合治疗作为自己继承他们遗志的工作之一。每次讲课他都不忘介绍他们对发展我国临床肿瘤学的贡献和献身精神。目前，很多肿瘤医院在学科以外还有综合治疗组或研究组。“充分发挥中医辨证论治、扶正祛邪的指导思想和我国在这一方面的传统，提高综合治疗的水平从而对世界医学作出贡献是大有可为的。在肿瘤的治疗中综合治疗已经愈来愈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肿瘤学者普遍重视开展综合治疗，使很多肿瘤的治愈率有了相当提高，而且还有很多新的研究课题正在开展。”
合理、有计划地综合治疗已在相当多的肿瘤治疗中取得较好的疗效。近四十年来综合治疗已经取代传统的单一治疗，而且在相当多的肿瘤治疗中提高了治愈率。由于改善了对于肿瘤的全身性控制，使得某些病人就是有了播散仍可能治愈。孙燕说，“我们强调循证医学更需重视积累有关综合治疗的经验和资料，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治疗更为有效，给广大患者带来裨益。”
在抗击肿瘤的科研路上，孙燕不断融入了现代医学的临床实践，诠释着我国防治肿瘤的重要理念。“科学中有乐趣，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科学是认识世界的很好的一个途径，只有通过一些正确的科学的方法才能认识世界。”
窗外阳光正好，透过窗户，洒在孙燕的身后，恰形成一圈圈的光晕，“我们今天的努力能成为后人作出卓越成绩的一块基石，也就没有白活一生，这就是人生的真谛。”孙燕始终微微地笑着，眼神清澈、真切。
记者：目前全球癌症发病和死亡情况是怎样的？
孙燕：肿瘤是目前全球严重威胁人民健康的常见病、多发病。根据WHO2007年报告，全球每年死于癌症的病人达到790万，如果这一趋势得不到改善，预期到2020年每年新发生的病人将闯过1500万大关。我国2011年发表的全国抽样调查年发病率已经接近2‰，这样全国每年新发生的肿瘤病人就是260万。所以，我们都应当加以重视，全面了解和认真学习最新的知识，积极参与癌症的防治。
从上世纪中期，我国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就开始不断攀升。但我们常说这不是导致癌症在卫生工作中的地位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唯一原因。我们只要回忆一下就明白，建国初期我们面临的是传染病、新生儿死亡和营养不良，当时北京癌症死亡占居民死亡原因的第11位。但到了1964年癌症死亡就升到第4位，主要原因是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原来那些常见病解决了，癌症和心血管疾病却更加突出，癌症治疗在卫生工作中的地位就越来越重要。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预期生存寿命也越来越高了，北京市居民的平均寿命半个多世纪以来已经翻了一倍；再加上检查和诊断方法日益完备，癌症诊断率也提高了。不难理解，这都是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共同面对的问题，就是癌症和心脑血管疾病越来越凸显。
但我们也必须清楚地看到，随着工农业的发展，我们环境里的致癌物也越来越多了，再加上饮食和生活习惯的改变，癌症的发病率的确也越来越高了。记者：您融合中西医，开创了“祛邪扶正”治疗肿瘤新模式，那么，您如何看待中医药在肿瘤防治过程中的作用？
孙燕：我对于中医药是情有独钟的，在肿瘤治疗中，中医以及中西医结合治疗是我国的诊疗特色。西医使用手术、放疗、化疗等方法消灭肿瘤细胞以祛邪，可取得近期和远期疗效；中医则长于调理扶正纠正肿瘤发生发展过程中人体出现的各种病理生理过程，恢复阴阳平衡，可以提高生活质量和远期疗效。因此，将中医的扶正与西医祛邪治疗结合起来，对很多常见肿瘤可以提高总体治疗效果。
截至目前，我的团队已经研制了3种扶正中药，包括贞芪扶正冲剂、固元颗粒及扶正女贞素，在临床已经广泛应用。但令人伤心的是，当前一些“离奇过分”的非法中医药宣传，使得本来可以早期治疗的病人失去了最佳治疗时机，这不仅是谋财、而且是害命。
实际上，扶正中药能够提高病人的免疫功能业内已经得到临床和实验研究证实。在放化疗期间通过中医中药调理使得病人能够减少不良反应，而不是直接抗癌，也是得到多数临床医生共识的。
记者：近年来肿瘤的发病率增长特别快，大家会觉得肿瘤很危险，让人有一种紧张的情绪。为什么肿瘤增长会如此之快，其发病原因有哪些？
孙燕：癌症是一类古老疾病，从古代埃及的木乃伊已经证实有的患前列腺癌骨转移，我国在殷代已经有我的同行当时叫“疡医”。至今日本和朝鲜还管肿瘤学叫“肿疡学”。中医古籍里两千多年以前的《内经》就有癌症的表述，以后历代都有记载，例如管乳腺癌叫“乳岩”，食管癌叫“噎嗝”。我们目前给这类疾病的定义是：一类身体细胞在多种外因和一定内因长期作用下发生的异常过度活跃增殖疾病。
但是，在几千年的历史中肿瘤一直是罕见病，只是从近两百年来先是工业国家发病率逐渐升高，到了上世纪30年代才在发达国家进入常见病之中。大家知道在我国建国初期就是北京这样的城市里癌症还不在常见基本疾病之列。所以，很多人认为癌症是现代病，也不无道理。
在肿瘤的发生原因中，大家最关心的是导致肿瘤发生的外因，业已证明物理性因素例如电离辐射包括核爆炸、核泄漏、其他放射线例如医院里的X线和CT、PET- CT，同位素检查等都有放射线暴露。此外，还有居住和工作环境里的氡。所以，我们尽量少作PET- CT，多做核磁（MRI）检查。其他物理因素还有长期慢性刺激例如肺里陈旧结核的病灶和其他处的慢性斑痕等。目前，全球甲状腺癌发病率普遍增高，多数学者认为和放射本底增高有关。
记者：今年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的主题是“走出癌症误区，实现早诊早治”，您觉得大家在癌症防治方面存在什么样的误区？
孙燕：原国家卫生部2012年发布的相关资料说明，我国癌症的治愈率大约在40%，各种常见肿瘤的治愈率城乡也有差别。例如城市乳腺癌的治愈率已经达到80%，而农村则只有40%；子宫颈癌治愈率也很高，如果发现太晚治疗效果就差了。我们医院治疗的睾丸肿瘤、淋巴瘤、乳腺癌、子宫颈癌和食管癌的治愈率都达到国际水平。从1995年以后在我国收治的癌症病人总的治愈率就已经超过50%，现在达到58%，2012年美国发布癌症总体治愈率达到75%。所以“癌症是不治之症”的观点是十分陈旧和有害的。
记者：您对肿瘤内科的未来发展有哪些期待和展望？
孙燕：应当看到，肿瘤内科治疗已经有了很多进展，相当多的常见肿瘤，如滋养细胞肿瘤、急性白血病、睾丸肿瘤等，已经可以通过内科治疗达到根治；另一些常见肿瘤，如乳腺癌、肺癌、大肠癌、胃癌和骨肉瘤等，内科治疗也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此外，我们在肿瘤治疗理念方面已经有了很多进步，例如多种方法和途径的综合治疗、加强预防术后扩散特别是远处转移的内科辅助治疗研究、重视生存率和生活质量的提高等。
近10年来，不断有新的针对肿瘤受体、调控和生长关键基因的靶向药物问世，从分子、受体、信号传导等方面的研究把病因、预防和治疗很好地连贯起来。分子靶向治疗虽然在现阶段还不能完全替代传统的手术和放化疗，但其重大意义在于可以使治疗更具靶向性，更好地实现治疗个体化。而根据肿瘤的分子靶点决定治疗方案的策略与我国传统医学理论中的“辨证论治”和“同病异治、异病同治”不谋而合。靶点的诊断必然会成为未来肿瘤诊断以及个体化治疗方案制定的必要步骤。
随着研究的不断进展，新药和新方法的不断涌现，人们有理由相信临床肿瘤内科的治疗地位会越来越重要。
我们已经开始思考什么是我国临床肿瘤学的特点，其中包括：中西医结合，辨证论治-提高预见性；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实现有的放矢；循证医学、规范化、个体化；扶正祛邪-重视宿主情况、基础疾病、免疫和骨髓功能重建等；治未病-重视预防、重视防止复发；以人为本-重视生活质量和远期结果等等。
人物小传
孙燕，中国内科肿瘤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著名临床肿瘤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世界卫生组织癌症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亚洲临床肿瘤学会和中国癌症研究基金会副主席。1929生于河北乐亭，1948年进入燕京大学医预系，1951年～1956年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学习，获医学博士学位。从1959年开始，在老一辈临床肿瘤学家的支持和指导下致力于我国肿瘤内科治疗的开拓、发展和普及工作。1960年脱产学习中医一年。1979年～1981年间曾以客座教授身份在美国M.D.Anderson癌中心从事研究，在我国和国外研制的新抗肿瘤药的临床试验方面卓越成就；应用现代免疫学方法阐明了扶正中药促进细胞免疫功能和黄芪、女贞子抑制肿瘤病人过多的T抑制细胞（Ts）活性的作用，受到国内外的重视；并在肿瘤的综合治疗上突出了中西医结合，重视控制肿瘤和保护机体抗病能力，后来被称之为“中国模式”的观点，在睾丸肿瘤、肺癌、乳腺癌和淋巴瘤的治疗方面取得一定进展。曾因以上研究多次受奖包括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两次，国家科技发明奖1次。曾被评为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名医、教书育人模范和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和杰出保健专家，吴阶平-杨森医药科学特殊贡献奖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终身成就奖。发表学术论文400余篇，编著学术专著34册。培养临床博士42人、硕士4人、进修医师千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