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是一个关于人类命运的巨大隐喻。
乔治·奥威尔试图通过他的不朽名著《1984》在人类未来的不确定性中描述一种可能，尽管这种可能并非我们所乐见。今天，我们可以用尼尔·波兹曼的“媒介即隐喻”对此加以理解。这本书通过印刷的文字，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使得“1984”远远超越一个年份的范畴，而成为隐喻人类命运的一个象征。据说，乔治·奥威尔在1948年写成此书时，仅仅是把这个年份的末两位数字进行了颠倒，把未来定义在并不遥远的1984年。但我更乐于相信，他是有意为之，他显然希望那些与他生活在同时代的人能够看到答案。
1984年到来的时候，乔治·奥威尔笔下的“1984”没有发生。事实上，即使他自己，也“并不相信书中所描述的社会必定会到来”，但是他相信“某些与其相似的事情可能会发生”。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表达了对人类未来的深切担忧，“极权主义思想已经在每一个地方的知识分子心中扎下了根，我试图从这些极权主义思想出发，通过逻辑推理，引出其发展下去的必然结果。”
乔治·奥威尔在《1984》出版后一年即英年早逝，他已经无法看到他所设置的命题的答案。那么，在1984年到来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
尼尔·波兹曼在其著名的《娱乐至死》一书中这样描述：“在《1984》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尼尔·波兹曼警觉地发现：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电视时代”让美国进入了《美丽新世界》（阿道司·赫胥黎，1931）所描绘的公元2540年（书中虚构的福帝纪元632年）的社会。那是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受着控制的社会。而此时的美国人则受控于以电视为代表的媒介方式，人们投身于电源插头带来的各种娱乐消遣中。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
1984年的到来，让尼尔·波兹曼洞见这个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在书中写道：“我写作此文时的美国总统是昔日好莱坞的演员。他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是20世纪60年代最为人瞩目的电视节目的宠儿，也就是说，是一名宇航员。”当他在1984年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可能昔日的好莱坞演员正在遥远的中国访问。那一年的4月29日，美国总统里根和夫人南希在西安兵马俑博物馆参观。他在一匹陶马面前停下来，很想摸一下。他伸出手去，又停在半空，轻轻地问：“我可以摸一下吗？”在得到允许后，他轻轻将手放在马背上，从前往后摸，一直摸到马的屁股停下来。他拍了拍马屁股，扭头问：“它会踢我吗？”并且下意识地把手缩了回来，周围的人被他的幽默逗笑了。事后，香港的一家报纸将里根在俑坑内拍马屁股的巨幅照片刊登在醒目位置，并附上一个题目：“里根总统拍中国的马屁”。媒介从来都在追求一种娱乐化的报道效果，这是对尼尔·波兹曼观点的一个佐证。其实里根可能早已洞悉其中的奥秘。早在1966年，他就比喻说：“政治就像娱乐业一样。”利用媒介来获得大众的关注，政治亦不例外。而尼尔·波兹曼所提到的“20世纪60年代最为人瞩目的电视节目的宠儿”，则是美国第一个绕地球作轨道飞行的宇航员约翰·格伦，他退役后当选为美国参议员。他借此说明电视在“娱乐化”中的主导地位。
就在约翰·格伦驾驶水星飞船绕地球飞行的60年代，马歇尔·麦克卢汉出版了著名的《理解媒介》一书。在他的理论中，媒介是人的延伸——在机械时代，我们完成了身体的空间延伸；在电力技术发展后，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得到延伸。“时间差异和空间差异已经不复存在。我们正逼近人类延伸的最后一个阶段——从技术上模拟意识的阶段。”他成功地预言了互联网时代，即信息时代（Age of Information）的到来。他相信，电子传播网络那种统一的力量，会重新塑造人的完整性，又可能使人类回归到无上幸福的伊甸園。与此同时，那喀索斯（Narcissis）的悲剧又提醒他对技术的警惕。
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那喀索斯有一天在水中发现了自己的影子，那美丽无比的影子让他爱慕不己、难以自拔，却不知道那就是他本人。终于有一天他赴水求欢，溺水而亡。古往今来对这则神话的所有解释，都认为那喀索斯是爱上了自己。麦克卢汉对此非常不以为然，“这一神话的要旨是：人们对自己在任何材料中的延伸会立即产生迷恋。”在互联网时代，人们对智能手机的迷恋确切地证明了麦克卢汉的预言，“显而易见，如果他知道倒影是自己的延伸或复写，他的感情是会迥然不同的。也许这一神话说明，我们的文化太偏重技术，已近乎麻木。”自恋，自我截除，感知关闭，诸如此类的词汇充斥于麦克卢汉的著作之中。也许这个神话还暗示着人对自我的无休止的追问。
当1998年77岁的约翰·格伦重返太空的时候，他再次成为电视媒介的宠儿。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夫人希拉里亲往送行，国家航空与航天局的评论员高喊：“发现者号载着六位宇航英雄们和一个美国奇迹升空了。”美国式的社会生活赋予电视在各个领域的统治权力。“通过引入‘电视时代’，美国让世界看见了赫胥黎预见的那个未来。”
媒介即互联
未来既令人充满迷惑又令人着迷。
尼尔·波兹曼在1984年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但他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将发生什么。他忽略了一些至关重要的暗示和先兆——一个即将到来的新世界就隐藏其中。在波兹曼的理论中，（电视）媒介塑造了我们的生活，在未来，媒介将重塑整个世界，媒介既非媒体的总括，也非文化之一种，媒介将成为世界本身。技术的发展越来越清晰地向我们展示这样一个事实，媒介即互联，其本质是万物之间的彼此联结——互联的结果，已经远非个体的人的延伸所能涵盖。无论“媒介即信息”，还是“媒介即隐喻”，都试图追寻“人的中心”，在互联的世界中，“人的中心”得以实现，但这个中心已丧失意义。这样的新世界已经初露端倪。
1982年，《时代》周刊选出一个特殊的年度人物——计算机。其封面评语这样写道：“20世纪从来没有一项发明如此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计算机的发明是现代科技发展最大的推动力，海量的几乎没有限制存储信息的能力，一秒钟数百亿的运算速度，让科技的发展一日千里。”那一期的《时代》杂志预言，家庭电脑有朝一日会像电视和洗碗机一样普及。在20年后，将会有60%的美国人上网。这一年，互联网初具规模，单独存在的计算机互相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网络，这对计算机的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时代》杂志“年度人物”评选始于1927年，颁给那些给全球政治、文化、经济、科技带来重大影响的个人与群体。据《乔布斯传》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写道，1982年，乔布斯曾经以为自己肯定是当年的“年度人物”，甚至做好了发表获奖感言的准备；但《时代》杂志最终将当年的“年度人物”授予了计算机，这让乔布斯非常失望。——他回忆说：“《时代》杂志通过快递给我寄来了杂志，我打开包裹，满心希望看到自己的面孔出现在杂志封面，但结果却发现是个人电脑。我失望透顶，忍不住痛哭起来。”事实上，乔布斯对于即将到来的这个世界同样意义非凡。
1982年，备受打击的乔布斯被一部沉闷的电影吸引。影片描述了2020年的世界，人类试图消灭由自己亲手制造出的在各方面都强于自己的复制人，复制人则为了生存的权利而与人展开斗争。在这部充满阴郁、压抑的作品中，始终贯穿着对生命的追问，以及人及人的价值的思辨。这部电影就是由邵逸夫投资的《银翼杀手》，导演是著名的雷利·史考特。他所执导的《异形》《末路狂花》《角斗士》等影片广为人知。但恰恰是这部在1982年初映时成绩平平的《银翼杀手》，后来却成为科幻电影史上无法超越的经典。据说这部影片给了乔布斯很多灵感。
1984年到来的时候，乔治·奥威尔笔下的“1984”没有发生。一家名为Chiat/Day的广告公司提出一个不错的广告创意：是什么让1984没有到来？他们向各种各样的产品客户推销这个广告概念，但都遭到了拒绝，也许是这个广告概念太过于激进，或者是没有哪个客户觉得自己的产品能够承担率领人们与专制统治抗衡的重大责任。只有一个人一眼就看上了这个广告创意，他就是乔布斯，他大概觉得他所创造的苹果应该成为人类命运的救世主。他为这个广告申请了75万美元的制作经费。Chiat/Day公司将广告的拍摄交给了雷德尼·斯科特。
在一个阴森森的大厅内，巨大的屏幕上播放着“老大哥”训话的录像，台下群众清一色剃着光头，表情木讷地默默倾听，这时身着白色MacT恤、红色运动短裤的女主角出场了，她身后有全副武装的警察在紧紧追赶，女英雄在一片惊异的目光中将手中的铁锤奋力掷出，墙上巨大的屏幕被砸得粉碎，爆炸的火光映照着群众们若有所思的臉……
这时画面上淡入字幕：On January 24th， Apple Computer will introduce Macintosh. And you’ll see why 1984 won’t be like "1984".（1984年1月24日，苹果将推出Macintosh，你会明白为什么1984年不是小说中的1984。）
当史蒂夫·乔布斯第一次得意洋洋地在董事会里展示“1984”广告样片的时候，这个“杰作”把一些董事吓得面如土色。谁也没见过这种故作神秘、卖弄意识形态的产品广告。更可怕的是，在这个电子产品的广告中竟然看不到产品的影子。所有人都面面相觑，痛苦地表示这是“历史上最糟糕的电视广告”。但也有例外，被惊呆的苹果联合创始人史蒂夫·沃兹尼亚克感觉好得“不可思议”。但乔布斯告诉他董事会不让播这个广告。Chiat/Day公司被要求立即卖掉此前买下的90秒“超级碗”广告时间，放弃广告投放。但比赛迫在眉睫，他们只卖掉了其中的30秒。最后关头，在苹果公司毫不知情的情况下，Chiat/Day公司按原始计划投放了这段不被看好的“1984”。
这是注定将成为广告史上最经典的60秒。苹果公司借用1984的场景，影射当时IBM对计算机行业的封闭统治，而随后出现的、砸碎电幕的健美女性则是代表未来的苹果Macintosh。电脑评论者认为，Mac的出现引发了一场个人计算机世界的革命。放在历史的语境中，这段广告则充满了更多的象征意味， 它就像是一个新时代的隐喻，人们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习惯于从中获得快感，失去自由而不自知——这种可怕的状态即将被打破。
给予革命者力量的，是互联网。
从“e时代”到“i时代”
1984，或者说它所代表的那个年代，正处于两个世界更替的节点。美国公众话语的解体及其向娱乐艺术的转变，令人警醒。尼尔·波兹曼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切都是走向穷途末路的资本主义的余渣，或者，正相反，都是资本主义成熟后的无味的果实；这一切也是弗洛伊德时代神经官能症的后遗症，是人类任凭上帝毁灭而遭到的报应，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贪婪和欲望的产物。”大众沉溺于这种成熟的社会生活方式之中，陶醉于当下，对未来漠不关心。但社会学家们已经意识到，1960年之后，工业社会就已进入一个变化期，跟一百多年前欧洲社会由农业社会转变成工业社会一样巨大。一个新的时代在迅速成型。在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看来，新时代就是“第三次浪潮”，就是继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以后的“信息社会”。
苹果在1984年推出Macintosh时，电脑市场上主流还是微软的MS—DOS。微软公司在这一年的销售额超过1亿美元。这一年的12月，在十多年后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网络设备制造商的思科公司创立。电视是工业社会的代言人，而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界中，互联网将取而代之。麦克卢汉认为，深入一种文化的最有效途径是了解这种文化中用于会话的工具。文字改变了说话的方式，电视重新定义了文字的会话方式，而互联网则重新定义了电视的会话方式。即将到来的新世界中，一切将因此而改变。
一个伟大的公司可能会定义一个时代。数年后，微软IE浏览器的“e”标示，就在很大程度上定义了“e时代”——这个最初用来指电子（electronic）时代的词汇，在互联网出现后，迅速成为网络时代的代名词，电子邮件（Email），电子商务（e-commerce），以及微软的“浏览e”对传统新闻报纸、书籍、视听的颠覆，这些都使得“e”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而之后，苹果成为新的定义者，它用iphone重新定义了手机，也重新定义了电脑。苹果公司用它一脉相承的“i”系列产品（iPod，iPhone、iPad），赋予了“i”这个普通英文字母深刻的时代内涵。苹果公司的产品象征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在苹果公司的“i”系列产品中，用于定义产品的“i”显然指代internet，即互联网。但当这个字母足以定义一个时代的时候，显然已不仅仅指代互联网，它可能是“I”，是你是我。
2006年，《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成为“你”。其封面评语这样写道：“由于你驾驭着全球媒体，建立并塑造了新的数字化民主社会，无偿提供内容并击败了专业媒体从业人员，《时代》周刊2006年的年度人物就是你。”这个“你”所代表的，是网民。这期的《时代》杂志封面，是一个白色的键盘和一个电脑显示器的镜面，从镜子里每个人都可以看到自己的镜像。《时代》的总编理查德·斯腾格尔说，这就好像来自方方面面的一股拧劲，其中单个的一股可能微不足道，什么也改变不了，不过当这些力量团结在一起的时候，它们就可以改变世界，甚至改变世界改变的方式。能够将这些微不足道的力量团结在一起的，就是互联网。这好像是对24年前《时代》年度人物的一个遥远的呼应。苏格兰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认为，“世界的历史不过是伟人的传记而已”。在卡莱尔看来，少数伟大人物决定着人类的命运。但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这种“伟人”史观遭到了重击。
2011年，由于乔布斯对个人电脑及移动设备领域带来的巨大贡献，业内曾认为乔布斯会是本年度《时代》人物的热门人选。但《时代》周刊依然故我。“年度人物”授予了群体性人物“抗议者”。《时代》杂志在点评中写到：当年初一名突尼斯小贩公开自焚的时候，没人会想到这会引发今年席卷全球的抗议浪潮。2011年，抗议者不仅发出了自己的不满声音，也改变了世界。抗议者，又何尝不是从这个新世界的媒介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时代》周刊在27年之后再次错过乔布斯，但这对乔布斯已不重要，他在这一年的10月份已经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1984年，尼尔·波兹曼未曾想到，他对一个时代的反思会成为那个时代的终结。《娱乐至死》就像是写给那个时代的祭文。1984年所发生和未发生的这些事情，成为新世界即至的另一个巨大隐喻。大众沉浸于那种可视的最高级的社会生活状态之中，陶醉于享乐，失去思考的能力和对自由的追求，他们就像沉睡于黎明前的黑暗之中，為那些奇妙的梦幻所迷惑。他们不知道，等东方既白，拂晓既至，太阳照常升起时，呈现于他们面前的，将是一个陌生而崭新的世界。奈斯比特神奇地预言了随之而来的新兴文明，新文明有其特有的世界观，以及处理时间、空间、逻辑、因果的方法。奈斯比特说：“第三次浪潮的文明借着我们理性的帮助，可以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真正人性的文明。”麦克卢汉却看到了另一种景象，电力（电子）瞬息万里的速度赋予了当代社会神话的特点，神话是一种过程的收缩和内爆。“我们生活在神话之中，但我们的思维依然支离破碎，仅仅在一个平面上展开。”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是加拿大原创媒介理论家、思想家马歇尔·麦克卢汉于1964年出版的一本关于媒介文化研究的书。全书论题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关主要概念和方法论的叙述；第二部分则是对特定媒介从口语传播的世界到计算机世界的阐述。作者通过对不同媒介的比较，以及与种种文化现象的关联，勾画了一种电子媒介文化社会的图景，并对其发展趋向作出了某些预言。
该书被普遍认为语言晦涩难以理解，但一出版便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麦克卢汉热”。其部分理论如“地球村”及“媒介即信息”已经成为人们常用的术语。
1966至1967年，北美的全部宣传机器都开足马力为他鼓吹；主流和通俗媒体发表了数以百计的评论、报道和访谈录；《理解媒介》的封面赫然印出《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评论文字，宣告麦克卢汉是“继牛顿、达尔文、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和巴甫洛夫之后最重要的思想家”；所谓“麦克卢汉学”随之而起。
《银翼杀手》，根据著名科幻作家菲利普·K·迪克1968年的小说《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改编，1982年6月在美国上映。邵逸夫是这部电影的主要投资人。
影片以2019年的洛杉矶为故事背景，描写一群与人类具有完全相同智能和感觉的复制人，冒险骑劫太空船回到地球，想在其机械能量即将耗尽之前寻求长存的方法。洛杉矶银翼杀手警察派遣精英戴克追踪消灭这些复制人，不料戴克却在行动时碰见美如天仙的女复制人，并且跟她坠入情网。
2018年，《银翼杀手2049》再次上映。在2049年，人类和复制人之间的界限划分的更加明确，复制人从刚一制造出来就被灌输了服务于人类的思想，并且每次都要接受情感测试，绝对不被允许产生人类的感情。
《大趋势》，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1929年.1月-）著，1982年出版，全球累计销量超过1400万册。书中预言，人类将经历从工业化社会转向信息化社会的巨变。它不仅让人们更加明晰对这个世界的感知，更使其作者、曾担任美国肯尼迪总统教育部助理部长的约翰·奈斯比特成为未来学的代名词。本书与威廉·怀特的《组织的人》、阿尔文·托夫勒的《未来的冲击》并称“能够准确把握时代发展脉搏”的三大巨著。
此后，约翰·奈斯比特一直致力于详细记述《大趋势》所描述的变化。于是，《亚洲大趋势》《高科技，高感触》，与夫人多丽丝·奈斯比特合著的《中国大趋势》《全球大变局》等相继问世。
《中国大趋势》站在全球的高度，精辟地提出了“中国新社会的八大支柱”理论，并由此总结出中国发展的大趋势。
《第三次浪潮》，是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的代表作之一。1980年出版，随即引起全球热评。1983年，由三联出版社在中国出版。由新华出版社于1996年，中信出版社于2006年分别再版。
该书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次浪潮为农业阶段，从约1万年前开始；第二阶段为工业阶段，从17世纪末开始；第三阶段为信息化（或者服务业）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
“第三次浪潮”是设计未来社会的一张蓝图，其立足点是现代科技的发展，所阐述的内容反映了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的核心观点。本书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读者呈现了一幅精彩纷呈的社会变革画卷，对中国人的思维冲击可谓影响至今。如今，“第三次浪潮”演化为一种思维框架，帮我们站在未来先驱的肩膀上，理智、宏观地看待这个变化的世界。
《1984》，是一部杰出的政治寓言小说、幻想小说，由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于1948年创作。作品刻画了人类在极权主义社会的生存状态，仿佛一个永不退色的警世标签，警醒世人提防这种预想中的黑暗成为现实。历经几十年，其生命力日益强大，被誉为20世纪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学经典之一。
奥威尔在书中创造的一些新词，例如“犯罪思想”“新语”“双想”“老大哥”“犯罪停止”等已收进词典，在已故作家王小波先生的《白银时代》里成为某种象征。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21世纪出版的畅销小说《1Q84》即向该书致敬，体现了《1984》的巨大影响力。
乔治·奥威尔（1903-1950），英国著名小说家、记者和社会评论家。他的代表作还有《动物庄园》，都是反极权主义的经典名著。他以先知般冷峻的笔调勾画出人类阴暗的未来，令读者心惊肉跳。以至于为了指代某些奥威尔所描述過的社会现象，现代英语中还专门有一个词叫“奥威尔现象”。
《娱乐至死》，是美国媒体文化研究者、批判家尼尔·波兹曼（1931-2003）于1985年出版的关于电视声像逐渐取代书写语言过程的著作；同时也是他的媒介批评三部曲之一（另两部为《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童年的消逝》）。
本书解析了美国社会由印刷统治转变为电视统治，得出了由此导致社会公共话语权的特征由曾经的理性、秩序、逻辑性，逐渐转变为脱离语境、肤浅、碎化，一切公共话语以娱乐的方式出现的现象，以此来告诫公众要警惕技术的垄断。在该书中，波兹曼深入剖析了以电视为主的新媒体对人思想认识、认知方法乃至整个社会文化发展趋向的影响，令人深省，并认识到媒介危机，提出了“媒介即隐喻”的观点。如今，“娱乐至死”四个字已深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
2003年10月，波兹曼去世后，美国各大媒体发表多篇评论，高度评价波兹曼对后现代工业社会的深刻预见和尖锐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