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周作人被认为是中国最早提出儿童本位观的先驱，他的早期作品也成为了研究中国近代儿童教育思想的重要史料。通过《教育杂志》和《中华教育界》两本当时的权威刊物的载文进行文本考察发现，周作人在绍兴提出培养儿童个性、提出儿童本位观时，当时教育界却在救国救民的迫切心理需求下，错失了这一重要观点，为了快速提高国民素质而将焦点放在优生学的研究上。直到周作人发表《儿童的文学》后，教育界才真正开始着手儿童本位观的研究。
关键词：周作人;儿童观
关于周作人儿童观的考察，始于钱理群先生的《周作人论》和日本学者饭仓昭平的论文[1]。现在青年学者的研究也层出不穷，比如留日学者李瑾的《紹興時代の周作人の児童観》[2]、刘军的《日本文化视域中的周作人》[3]等。这些研究只是把焦点放在周作人的作品上，作为周作人研究的一部分。笔者试图打破这种研究局限，将周作人的儿童观嵌入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通过对当时教育权威杂志《教育杂志》（1909-1948）、《中华教育界》（1912-1948）的文本分析，进一步探析周作人和当时教育权威期刊吸收重视儿童个性的儿童本位思想的经纬。
一、周作人留日期间其儿童观的萌芽
周作人于1906年留学日本，在日本居住了5年之多。期間他不仅和鲁迅共同翻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并且还阅读了大量的日本书籍，其中就有一些关于儿童教育的书籍。
早在明治后半期德国菲尔巴特学派思想传入日本，逐渐在日本渗透普及。鹈殿笃认为该学派是以伦理学为目的，以心理学为方法的[4]。到了明治末期，该学派因压抑了儿童的自发性而受到批判逐渐走向衰退。但是在这次大规模的西学东进的过程中，如今我们耳熟能详的“人格”“个性”等词汇被教育界发掘并广泛使用起来。并且，“个性”的意义也由原来的菲尔巴特学派的定义逐渐发生变化。
到了明治末期，随着菲尔巴特学派思想在日本的衰退，“个性”的含义被不断扩展加深。吉田熊次在《个性与教育》（1910）将个性和性格统一为一个概念，认为一个人精神活动的各方面所具有的特性才是“个性”的真正含义[5]。即，“个性”不仅指儿童先天的性格，也涵盖儿童内心精神活动的各个层面。这种定义在明治末期成为教育界的主流定义。总之，周作人留学期间日本正在大规模兴起对儿童“个性”及精神世界的重视即重视童心的思潮，这对周作人的儿童观的形成起到决定性的影响。这将在下文进行更深入地论证。
二、周作人回绍兴后儿童本位观的形成
（一）周作人在绍兴期间关于儿童本位观的论述
1911年周作人携妻子回国。1912年至1917年是周作人在家乡绍兴兼任绍兴县教育会会长期间，他的早期文笔活动主要被他创刊的绍兴县教育会的期刊登载。
1914年刊载的《学校成绩展览会意见书》是周作人为自己一手操办的展览会提出的评价标准建议。其中，第一次提到“以儿童为本位”，“故今对于征集成绩品之希望，在于保存本真，以儿童为本位，而本会审查之标准，即依此而行。勉在体会儿童之智能，予以相当之赏识”[6]。要求学生展出的作品符合其儿童的心智，具有童心童趣。周作人也的确是怀着这样关爱儿童的心理，评审了展览上一系列充满童趣的绘画、剪纸等儿童作品。其中，一个中学生写了关于社会教育的作文，他直接指出这种题目不适合儿童创作[7]。超出了该年龄段儿童智能的选题明显违背了他要求保持儿童天性的评价标准，儿童要有儿童的样子，在此基础上培养儿童的个性。
到了1920年，周作人在《儿童的文学》中重审了自己的观点。“第一，我们承认儿童有独立的生活，就是说他们内面的生活与大人不同，我们应当客观的理解他们，并加以相当的尊重”[7]。其次，“我们又知道儿童的生活，是转变的生长的，因为这一层，所以我们可以放胆供给儿童需要的歌谣故事，不必愁他有什么坏的影响，但因此我们又更须细心斟酌，不要使他停滞，脱了正当的轨道”[8]274。儿童既是不同于大人的独立存在体，又是不断成长变化的，根据其不同生长阶段应给与他歌谣故事等的精神营养，可见他非常重视儿童的精神世界。
（二）周作人对“个性”的解释
周作人如此重视儿童的精神世界，这里就必须提到他在绍兴发表的关于儿童个性的相关文章。
周作人在《遗传与教育》中根据优生学理论将儿童的个性形成要素归纳为性别、民种、遗传、外缘。遗传作为直接影响儿童身体健康的要素在儿童个性形成过程中也起到重要作用，即“形质”和“知能”构成遗传的两面。而教育就是外缘。“个人性格，虽具以上四因，而实以遗传为主，更附益以外界之激刺，助其发达，但其或受或否，仍由遗传之性自决择之。（中略）今以遗传之说应用于教育，则施行教育，即为利用外缘以行扬抑，使其遗传之性渐就准则，化为善性，复遗于后。”[6]268遗传虽是儿童个性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但是教育却可以让儿童个性更加完善。
在《家庭教育一论》（1912）中周作人又将教育以内外分类，家庭教育属于内部教育，社会教育（包括学校教育）为外部教育。儿童个性形成的初期阶段中家庭教育比学校教育更加重要。周作人不仅发表了儿童文学的理论观点还从游戏、玩具、吵架等多角度来研究儿童的家庭教育问题。比如，《游戏与教育》（1913）、《小儿争斗之研究》（1914）、《玩具研究》（1914）等。他认为，母亲在儿童的家庭教育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母亲通过儿歌、游戏丰富儿童的生活，儿童健康的个性也自然地被培养起来。
周作人这种观点里就潜藏着从日本明治时期后半叶到大正初期流行的儿童中心主义的教育思潮。他通过依据进化论的儿童心理学和优生学理论展开儿童研究，注重儿童个性的培养。另一方面，他根据日本教育界的实践方法注重儿童的精神世界的成长。
三、周作人对儿童文学中的儿童观的思考
为了满足儿童的精神需求，周作人在提倡尊重儿童个性的同时，还对儿童文学进行了深入研究。
在《童话研究》中，根据安德鲁·朗格的文化人类学理论，周作人认为童话来源于saga， saga有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童话只是这写方面比较模糊而已。周作人把童话定义为“原始人的文学”。蒙昧无知的原始人通过接触大自然所做出的第一反应最为直接，无关是非，不分雅俗，将其第一感受转化为语言，所以用来寄托真情的saga即神话是童话的来源。在《童话略论》中，周作人认为童话具有培养儿童的想象力和感受力的功能，认为童话是儿童了解社会，理解事物，掌握知识的有效手段。
在儿童文学的导入方面，周作人特别注意在保护儿童纯真天性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导入相应年龄层的儿童文学。他认为安徒生正是有了一颗不老的童心才写下了千古名篇。《爱丽丝梦游仙境》更是充分发挥了儿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的典型作品。所以，周作人强调儿童文学中“无意义的意义”，重视儿童的想象力。他认为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带给儿童愉悦感，使其可以快乐地生活。并且，他把评判儿童文学作品好坏的权利给了儿童。如果儿童认为有趣，就是好作品。这种有趣无趣的判断主要就在于“无意义的意义”。
周作人认为中国古典文学中没有儿童文学的一席之地，反倒是日本的俳句，和歌更接近自然抒發感情，可以从中学习如何理解儿童文学的真谛。于是，他邂逅了小林一茶，在一茶对儿童天真烂漫天性用朴素的笔锋描写出来，正是周作人寻求的。坪井逍遥的家庭儿童剧也深得周作人的喜爱。在家里，孩子们向家长展示他们的舞台剧。台本简单且有趣，完全是儿童本位的文学作品。在有趣的作品中，弱化教训的内容，而是在无形中教育儿童。
四、周作人儿童观的影响：基于与当时教育期刊的比较分析
那么，周作人的儿童观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笔者拟站在比较研究角度分析《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两部当时权威期刊中的关于儿童教育的论述。
（一）《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中儿童观的论述及其影响
《教育杂志》中大部分是简单的译介，只有笔名为巽吾的作者研究比较深入。他认为儿童个性的形成由先天和后天两大要素决定，祖先、父母的性质及胎教是先天要素，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等是后天要素。他还提出遗传病的危害及孕妇情绪不稳定对儿童身心的影响。巽吾尖锐地指出中国重文轻武的传统严重影响了国民的身体健康，而个性教育的实施可以培养出具有本国特质的国民。
《中华教育界》中关于儿童个性的文章有七篇。1914年，丁锡华所写的《日儒福泽谕吉之修身要领》直接翻译介绍了福泽的《修身要领》的各项内容，第一次涉及到培养儿童独立自尊的问题。但之后的三年里再没有出现儿童个性培养的文章。直到1916年，李元蘅在《家庭教育中之家训》中提出“家庭教育之广义言，凡社会教育，幼稚园教育固皆包蕴于其中也”。家庭教育甚至包含了社会教育的论述，显示出文章在逻辑上的不合理性。
在对两本杂志中，比起对儿童个性的培养，在数量和质量上基于优生学的儿童优劣论的文章更胜一筹。另外，对儿童文学的论述几乎为零。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教育界更重视针对劣等儿的教学方法，企图在学习能力和成绩上缩小优劣的差距。清朝末年，中国模仿日本的近代教育制度，建立义务教育制度体系，将同龄儿童按学年划分集中授课，因此儿童学习能力上的优劣便随之显现出来。为了提高劣等生的成绩，借鉴日本当时的优生学教育思想也是自然的。在面临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重视儿童的竞争机制缩小优劣生的差距，培养强健的国民，对当时的中国教育同仁来说，这样的研究更有意义，也符合教师读者的阅读需求。
（二）周作人儿童观对近代儿童教育发展的影响
周作人的儿童观在当时的中国过于前卫，很难引起读者的共鸣。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和欧美日等国家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导致国势急剧衰弱。直到中华民国的建立国家局势依然没有改善。为此如何培养强健的国民，摸索国民的教育方针成为了教育界同仁的首要目标。比起重视儿童精神世界的“个性”教育而言，基于优生学的优劣论更吸引他们。周作人作为绍兴县的一名地方教员，他的观点也根本没有机会引起其他教育界同仁的关注。
直到1919年五四期间周作人在《新青年》发表了《人的文学》而一炮打响，成为五四运动中的文化先驱，其论述和作品备受社会关注。次年，他的演讲《儿童的文学》正式提出了儿童本位观。教育界的这两本杂志立即作出积极回应，1922年《中华教育界》推出了特辑《儿童用书研究号》，延续并拓展了周作人儿童文学研究。周作人从此被称为中国儿童教育的先驱。虽然他过分重视保护儿童的精神世界，忽视了对儿童的爱国主义教育，但他为中国近代儿童教育的成立和发展所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是肯定的。
参考文献：
[1]飯倉昭平.初期の周作人についてのノート（Ⅰ）（Ⅱ）[J].研究，1966：38-39.
[2]李瑾.紹興時代の周作人の児童観[M].伊藤徳也.周作人と日中文化史[C].東京：勉誠出版社.
[3]刘军.日本文化视域中的周作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
[4]鵜殿篤.『教育的』及び『個性』：教育学用語としての成立[J].東京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研究室紀要，2001，6（27）：15.
[5]吉田熊次.個性と教育[J].教育時論，1910，9（4）：37-42.
[6]周作人.学校成绩展览会意见书[M].周作人散文全集：1.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369.
[7]周作人.儿童的文学[M].周作人散文全集：2.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