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的近代知识分子一方面是精英文化的先锋，但在中国的近代史舞台上，更大程度上展现的是其的带头作用。本文以章士钊作为其中的典型，试探讨近代知识分子在急剧变化的公共交往中，从事报刊活动及其如何反映当时的社会形态。
【关键词】章士钊 公共交往 报刊
一、章士钊其人
章士钊1881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少年受过系统的旧式教育。1902年，进入江南陆师学堂，随后带领30多位同学退学，带上海投奔蔡元培等组织的革命团体——爱国学社。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章士钊的成长过程，包括教育经历，都和当时的知识分子先锋很相像，比如说康梁，而这些经历在章士钊在后来的报刊活动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章士钊为如今世人所熟悉的，一是《苏报》，一是《甲寅》。
二、章士钊与《苏报》
“夫《苏报》者，原属日本黑龙会人之侵略工具，以不善经营，大为折阅。湖南衡山人陈范梦以江西退职州县官求息壤于上海，因收买此报，继续营业。”章士钊1903年进入《苏报》主持工作，恣意鼓吹排满革命，排击保皇维新论。其主持期间，章太炎的“戴湉小丑，不辨菽麦”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以及他自己的《驳<革命驳义>》等等，都能见诸报端。即后震惊中外的“苏报案”的发生，将《苏报》和章士钊推到了历史的前沿。
而其实章士钊能在《苏报》中的表现，也是他的公共交往的体现。章士钊的公共领域基本上建立在报刊，社团，学校之间。章士钊的身上很好地体现了中国旧式文人在面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碰撞之下，他们的思想和理念的也就在这两种因素之下所产生的变化。章士钊出生在湖南，而当时的湖南正是维新思想和活动最为活跃的地方之一，这些维新思想的宣传也就浸染了章士钊的早期思想。1902年，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张“新民”之旗，系统介绍了西方近代思想与学说，章士钊颇受其影响。
之后，维新运动失败，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思想成为潮流，此时的章士钊已经来到武昌，随后辗转到南京，这期间结识了黄兴，时刻关注像《新民丛报》之类的刊物，可以说此刻的章士钊同时接受维新和民主革命这两种思想的宣传。而在维新和革命两种思想，章更是倾向于后者。章士钊被聘为主笔，以“第一排满，第二排康”为宗旨①。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章士钊的资产阶级思想在具体的报刊活动中的影响。当时处于内外交困的中华民族，知识分子普通有种救世情怀。不管是维新人士还是革命派，都以救亡图存为己任，为中华民族奔走相告。章认为清政府是中国的“内盗”，中国人只要“稍有举动”，它就“莫不欲得而甘心”，不推翻这样的清政府，中国就会在“天演物竞之风潮”中“处不适宜之位置”。他的反对清政府，也是见诸报端。
章士钊认为革命的目标是“去世袭君主，排贵族特权，去一切压制之策”，在《驳〈革命驳义〉》中，章认为“各国新政无不从革命而成”，“革命之举，虽事体重大，然诚得数千百铮铮之民党，遍置中外，而有一聪明睿智之大人，率而用之，振臂一呼，四海响应，推倒政府，驱除异族；即大功告成，天下已定，而后实行其共和主义之政策……则所革者，政治之命耳；而社会之命未始不随着而革也”。从这里可以看到，章士钊其中所包含的“排康”的思想。
主持《苏报》，章士钊的“排满”“排康”，是与章的社会交往活动息息相关的。在前面我们提到章士钊在湖南老家，以及在《新民丛报》上的了解，对康梁的君主立宪已经有了了解，而之后与黄兴的接触，参加爱国学社等的活动，章对革命派的思想活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章所经历的一些列交往活动，都成为在其《苏报》上发表自己的言论主张的思想来源。
其后，章士钊创办《甲寅》更是体现了章的公共交往。
三、章士钊与《甲寅》
“苏报案”之后，章东赴日本，1907年离日经沪抵英伦，开始四年的留英生活。这四年里，章系统的接受了西方政治与法律思想，尤其是英国近代自由主义的影响，对英国的政党政治，英国式的社会进化道路以及英国人的“善用调和”的民族性格，十分推崇。章士钊为《帝国日报》撰写社论，为《民立报》主笔，都极力宣传英国式的政治思想。
1914年5月10日，章士钊在东京创办《甲寅》月刊。这份杂志一出世，一时风行全国。李大钊、胡适、陈独秀、易白沙、高一涵等人都在《甲寅》上撰文，而这些人后来多成为《新青年》的骨干。常乃德在《中国思想小史》中说，“在当时举国人心沉溺于现实问题的时候，举国人心悲观烦闷到无以复加的时候，忽然有人拿新的思想来号召国民，使人豁然憧憬现实之外尚复别有天地”。②
《甲寅》以“条陈时弊，朴实说理”为号召，从理论上捍卫民主政治的价值，批判袁世凯的专制独裁。章在这份杂志上亦抒发了自己的政治自由主义思想。其主要文章有：《政本》《国家与责任》《政治与社会》《调和立国论》等等。
民初，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实行专制独裁。 “国苟不存，共和何益？国苟以存，不共和又胡害？吾人亦问国家将借此以存否耳，初不问符于共和至于何度也。”③当时这些言论，明说国家利益，其实是维护专制统治。章指出袁世凯“中华民国约法”中的“大总统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这就是所谓的专制独裁，“从其凝而言之，为国家；从其流而言之，为统治权。”说这是“一物而两相也”。
在此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甲寅》第1号出版后，章士钊拒绝与胡汉民等激进分子合并，又另办《甲寅》。不久，袁世凯通过密探传达其问候，试图收买章士钊，为章拒绝。
之后，时局动荡，孙中山先生率领护国运动，北洋军阀政府也是几易其主，直到1917年才在北京恢复《甲寅》。继续阐发调和立国的理论，阐发其对于宪法以及时局问题的主张。时局的一直动荡不安，也使《甲寅》辗转多变。
《甲寅》的创办、发展，都是与当时的时政相关联。当时正值北洋军阀时期，各地军阀混战，这种思潮也是在此刻萌发。前面提到过，章士钊曾经在英国留学四年，在英国的所见所闻，成为章士钊创办《甲寅》的内容源泉。
章士钊作为近代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他的经历也是其中的一个缩影。当章士钊接触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维新论和民主革命都有认知的情况之下，章主持《苏报》，大肆鼓吹革命。之后，章留学英国，《甲寅》成为章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章士钊的社会活动，成为报刊的实践来源。
近代知识分子一方面，他是民族文化的主要社会载体，知识分子具有独立的社会分工和社会职业，即建构，传播和发展科学、文化知识。另一方面，他又是国家政治实体中不可或缺的社会精英，知识分子以他得天独厚的文化修养和精神素质，以他超越自身的济世胸怀和宽敞视野，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拥有一席毋庸置疑的决策参与权。知识分子既是“出世”的，又是“入世”的，在历史舞台上发挥着学术和政治的双重社会功能。④
在长达一个世纪的中国近代史，始终贯穿民族危机。这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普遍激起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救世精神。正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所面对的公共交往，所以他们的办刊活动也是体现他们的所作所为。比如说梁启超的《新民丛报》《清议报》等，都宣传了维新派的思想。《苏报》发生在维新派和民主革命的交锋，《甲寅》变化在北洋军阀时期，知识分子也是在探索中国走向的时期。这些社会形态也是在报刊中得到体现。
“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今天的世人从当年的报刊中可以窥见彼时的社会形态。这些曾经的“新闻”也是在当时报人的社会交往之中形成。
参考文献
①章士钊：《疏〈皇帝魂》》，《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387页
②常乃德：《中国思想小史》，转引自岳升阳《移植西方民主政制的失败与启蒙思想的复苏》
③章士钊，《国家与责任》，《甲寅杂志存稿》卷上，第35页
④许纪霖，《在学术与政治间徘徊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新华文摘》
（作者：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0级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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