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音乐教育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Music Education，简称ISME)成立于1953年，是在全球音乐教育领域享有至高声誉的专业组织，该组织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及其子组织——国际音乐理事会(IMC)为背景和依托，致力于募集世界各国的音乐教育工作者为当代不同层次的音乐教育理论和实践做出有意义的思考和探索。自创会以来，ISME在促进音乐教育全球化的进程中，秉承文化多元、音乐多样的理念，形成了“多样性、民主、对话”的核心主题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主题呈现方式。
ISME的成员来自全球不同国家，每两年在不同城市举行会议并推举下届大会所在地及新一届ISME主席和委员会委员。2008年，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专业委员会(2009年1月正式更名为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和中国音乐学院以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承办者身份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完成会旗交接仪式，新一届大会主办地落址中国北京。2010年8月1日，北京国家会议中心，来自65个国家的3000余名一线音乐教师、教育专家、学术代表及音乐家，50个国内演出团队和47个国际演出团队的2802名演出人员以及668名志愿者济济一堂，约计7000余人，为历届大会的参与人数、组织规模、专业水准创下新高。
背景与主题
做为UNESCO和IMC的分支，ISME的计划与目标深受其所属机构的影响并与之密切关联，历届大会主题即是以此为依据，综合时代背景、教育发展动向以及主办国情况等诸因素而设计形成。有观点认为，ISME在某种意义上是世界政治的缩影。因此，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传统音乐、保护世界音乐”的提议下；在当前自然环境恶化、区域格局激变、经济分化剧增、文化差异凸显的全球形势下；也在中国五千年“和”文化传统以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所阐述的“和谐世界论”的引领下’第29届大会提出以“和谐与世界的未来”为本届主题，表达了大会对世界发展现状的呼吁和诉求，也昭示了音乐教育未来发展的前景和趋势。
对于大会主题“和谐与世界的未来”，本届大会组委会副秘书长、中国音乐学院教授谢嘉幸说：相比ISME早期会议中主题设计的具体，近年，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会议的主题逐渐变得抽象并试图将音乐的各方面纳入其中。今年的主题启用了中国文化中“和”的概念，表示不同声音、不同事物能够平等共处，引申为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和包容理解的心态，从而呼应了ISME的工作核心之·——多样性，具体有以下三重含义：首先，在中国传统文化意识形态里，“和”是音乐文化中最深层的哲学思想，“乐者，乃天地之和也”，无论孔子还是老庄，都在各自的礼乐思想中从不同角度崇尚“和”的美学境界，同时，“和谐”也一直是西方古典和世界民族音乐审美评价的基本标准之一；其次，ISME自1953年成立以来，针对国际局势中的“冷战”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其职责之一就是呼吁、寻找和谋求人类不能忘记的共同点一一音乐与孩子，致力于突出音乐在促进和推动世界和平、缓和地区和民族意识形态矛盾中的功能性和重要性，因此，“和”体现了ISME所代表的国际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最后，“和谐”是当代中国的治国理念，也是中国在参与国际事务中的一贯方针态度和目标。
流程与概况
按照ISME的会议惯例，在大会之前(7月25日至7月30日)，该组织下属的七个委员会(学校音乐与教师教育委员会，专业音乐家教育委员会，早期儿童音乐教育委员会，特殊音乐教育，音乐治疗与音乐医学委员会，社区音乐活动委员会，文化、教育与大众传媒音乐政策委员会)分别在长春、杭州、上海等城市召开了音乐教育研究，社区音乐教育，早期音乐教育，学校音乐与教师教育，特殊音乐教育、音乐治疗与音乐医学，文化、教育与大众传媒音乐政策的专题会议，就各自领域进行了深入的学术研讨。8月1日晚7时，大会开幕式在国家会议中心隆重举行。出席本次开幕式的贵宾主要有：国际音乐教育学会理事会主席哈肯·伦德斯特勒姆，国际音乐教育学会理事、候任主席格拉汉姆·韦尔奇，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音乐和人类学荣誉教授布鲁诺·内特尔，美国国家文理科学院终身院士陈怡，北京市委副书记、市委教育工委书记王安顺，北京市人大副主任刘新成，北京市副市长黄卫，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国家大剧院院长陈平，第11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共第12届中央候补委员吴祖强，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组委会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中国音乐学院名誉院长金铁霖，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理事长杨瑞敏，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人民音乐出版社社长吴斌等。大会常务副主席、中国音乐学院院长赵塔里木简要介绍了会议情况和大会理念，ISME主席哈肯、中国音乐学院名誉院长金铁霖、北京市副市长黄卫分别为大会致辞。开幕式后，约五千人观看了以古老的丝绸之路为创意原型、象征和谐沟通的“五彩丝路”多媒体音乐会。
在8月2日至6日为期五天的会议日程中，3场主题演讲、35节教学展示、480篇论文报告会、124场工作坊、56场专题研讨、7场圆桌会议以及66场音乐会，充分显现和贯彻了本届大会主题，并与ISME“多样性、民主、对话”的核心理念达成了一脉相承的高度契合。
形式与内容
ISME创始之初是民族音乐学家查尔斯·谢尔格(Charlers Seeger)所提议的“兴趣小组”，其间，随着以柯达伊、卡巴列夫斯基、兴德米特为代表的著名音乐家、音乐教育家的加入，以及逐年攀升的会员数量，半个世纪以来，ISME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逐渐扩大。迄今为止，ISME大会的成员国家已逾70个，形成了由顶级音乐家的引导和不同国家会员参与的精英化会议规格和广泛化会议规模。
本届大会邀请了美国国家文理科学院终身院士陈怡博士、美国音乐和人类学荣誉教授布鲁诺·内特尔、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刘利民担任大会主讲嘉宾；三千余名音乐教师、研究者、教育专家、音乐家汇集在一起，以主题演讲、论文宣读、工作坊、公开课、圆桌会议等形式，探讨、呈现、分享、交流了音乐学科和音乐教育领域的阶段性成果、前沿信息和个性资源。
陈怡博士以《我走向世界的音乐之旅》为题，回顾了从幼年音乐启蒙到跻身世界著名作曲家行列的个人经历。做为一个在国际音乐界享有终身荣誉的华人女性，陈怡博士的演讲，深情而含蓄、朴实而深刻。在开场白中她强调，自己既是作曲家也是一名教师，她的作曲和教学，尤其是后者曾波及不同文化背景的世界各地的人们。结束语中，她再次强调“我在美国堪萨斯城密苏里大学音乐舞蹈学院任教的十几年期间，定期为许多大学和作曲研讨会开展讲座和硕士课程，我和同事及作曲专业的学生们一起分享了我的所有经历”。陈怡博士叙述和介绍了个人经历对于音乐创作事业的意义和影响，以及她如何从所体验过的不同生活中积蓄创作的能量和素材。通过她的演讲，大家可以感受到一个中国音乐家
是如何用世界的眼光注视本民族的文化，是如何用跨越民族的脚步去寻找本土之根，又是如何将这种文化信息转换成为世界所认同语言、所能理解的方式，以及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传统文化、民间艺术及其历史进程的独特性对音乐家创作思维过程所产生的支配作用和根基作用。正如陈怡博士所说：我相信，音乐是一种普遍语言，它有助于持不同观点的人们之间实现相互理解。人们可以分享我们的音乐创作作品，这对我们的多元文化社会、我们的传统以及未来世界的和平都有着极大的启示作用。
音乐人类学家内特尔做了题为《音乐教育与人类音乐学：(通常的)和谐关系》的演讲。内特尔教授是研究人类音乐学的权威专家，他的发言谦虚、慎重而恳切。他坦言，从严格意义上讲，音乐教育并不是他的专业领域，但他与ISME打了二十多年的交道，并曾担任其中一个委员会的主席。因此，对于音乐教育体系和观念，内特尔教授保持了客观的立场和清醒的认识。他和他所在的委员会起草了一份政策声明，被国际音乐教育学会理事会采纳了，包括如下建议：每个音乐教育体系都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西方古典音乐研究、地方音乐传统研究和世界上其他地方音乐的一些研究。在发言中，内特尔教授涉及了五个方面的问题：1 美学问题；2 音乐世界的本质是什么；3 一个相关话题：真实与传统；4，理解音乐、理解文化；5 我们是哪类人?我们在为别人做好事吗?内特尔教授在演讲中介绍了人类音乐学与音乐教育的关系，目前人类音乐学家和音乐教育家在认识音乐的本质、范畴、功能问题上的思路和进展，以及两者的工作内容、工作对象、工作方法上的方向。他指出：人类音乐学的意义在于，它是音乐材料的来源之一，它是与音乐相关的理念，它是我们看待这个世界上音乐的视角。在人类音乐学家和音乐教育家的内心深处，人类音乐学家越来越像人文主义者，而音乐教育学家们则或多或少地成为某种意义上的音乐的人类学家，音乐教育家一直可以运用人类音乐学家在发展自己领域时所得的收获。最后，他认为，无论是人类音乐学家还是音乐教育家应该时常自问：“我们是哪类人?我们在为别人做好事吗?”不断寻找两者的共同点，并互相观照和借鉴对方领域内的成果、意义和职能。
北京教育委员会主任刘利民的报告题为《音乐推动和谐，教育构建未来——北京音乐文化与音乐教育发展的回顾与展望》，包括北京市学校音乐教育蓬勃发展；北京社会音乐教育形式多样、景象繁荣；北京音乐文化历史厚重，现代音乐文化精彩纷呈；北京市音乐文化产业发展生机无限四个方面，介绍总结了“民族艺术进校园”、“北京学生金帆艺术团”等一批学校音乐教育的成功案例；国家大剧院社会音乐教育活动的现状及效应；以及北京国际音乐节、北京传统音乐节、北京现代音乐节、打开音乐之门等一系列新时代音乐活动品牌。通过主讲人的介绍，当代北京音乐教育的概貌与古都北京历史文化的积淀鲜活地呈现在与会者的眼前。
总体而言，本届大会堪称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为参会者提供了充足的自主选择。从形式上，主讲人与听讲人的互动频繁、交流平等、参与性强。尤其在教学展示和工作坊中，听众做为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来完成每一个实践环节、经历每一次音乐体验，强化了感性认识和技能记忆。例如江苏省昆山中学邓解芳老师的教学展示《但是相思莫相负、牡丹亭上三生路——走进昆曲》，主讲人以委婉的讲解、精彩的范唱成功地营造了昆曲艺术的独有氛围，通过描述情节、提问常识、引导想象、鼓励实践的教学环节推进，场内听者在学习过程中不由产生了“情动于中而发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的感受，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达成了教学目标——听众同唱《牡丹亭》。
本次大会主要有以下特点：1 基础学科的繁荣与边缘学科的兴盛。尤其是音乐心理学、音乐治疗学等新兴学科的进展为人所瞩目，这方面的论题有《以音乐治疗为取向的自闭症儿童个别化教育训练个案研究》、《听障儿童康复初期音乐活动的实践研究》等。2 研究视野宽泛、对象分层细化。论题范围从个案到整体；从教学体系到课堂环节；从高等专业音乐教育到0岁音乐启蒙方案；从宏观艺术政策到具体音乐作品；从理论建设到实践探索等均有所涉及，涵盖了定量定性、方式形态、意识内涵、功能评价、价值意义等不同层面、不同切入点的基础研究、本体研究和补充研究。3 以音乐文化为核心的多元研究不断深化。多元文化的研究是大会的传统议题，有着丰富的资源积累和基础，本届大会的相关议题延续了这一传统并呈纵深趋势发展，以更多具体素材与田野考察相结合进行阐释和佐证。4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并存。统计学、比较学、数据分析处理等为实证主义所推崇的方法更广泛地运用到音乐各学科的研究手段中，自然科学方法的介入为音乐的感性认识增添了理性色彩，为音乐学科建设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当然，本届大会也有不足之处。概而观之，本届大会学术活动的内容尽管是从上千篇提交文章中遴选出来的，但客观来看，由于涉及面广、议题繁多、角度各异，因此研究成果水平参差不齐、活动效果也因人而异，甚至有些研究的立论和结论都值得商榷，从基础研究中论据的准确性、新兴学科中观点的客观性、实证程序的科学性、实践操作的标准性上，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反思与展望
有媒体评价，“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是一次“音乐教育界的奥林匹克盛会”，从大会的组织和它在业内的影响力而言，这种类比并没有言过其实；也有代表评价，此次大会是一次音乐的“自助餐”，从每个时段都有近百个的学术活动同时进行，并供听众自由选择这个角度来说，这种谐谑也是不无道理的。但不可否认，本次大会给所有参会者、尤其是三千多名中国音乐教育工作者带来的，不仅仅是参加大型国际学术会议的荣誉感，也不仅仅是国际交流而产生的自豪感，更重要的是知识学习、技能传授、经验交流、观念碰撞、意识更新后的沉淀与反思，以及对中国音乐教育现状的推动。
通过这次大会，我们需要把握世界音乐教育的整体趋势，需要科学认识和发展音乐与其他学科的交叉，需要重新认识和理解音乐教育的基础和内涵，需要提高基础教育的师资水平，需要调整音乐教育的对象和目标，需要在教学中坚定对音乐本质的传授，需要理性面对音乐课堂教学中的创新，需要正确处理弘扬民族文化和理解世界多元文化的关系。
对于这些问题，每一个音乐教育工作者都会有不同的思考。最后，我们不妨再回顾一下内特尔教授的部分观点：1 也许对于人类而言，音乐具有普遍性；但是，音乐并不是人类的共同语言。相反，音乐是许多互不相关的语言，更清楚的说法便是，各自自成体系的沟通机制。每种语言都需要学习。2 也许今天——实际上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世界上的普通音乐都是一种文化混血儿。所有音乐都曾受到过其他文化的影响。3 做为不同阶段的音乐教师，我有这样一种感觉，那就是我们把音乐教学的很多精力都放在了音乐重在体现道德感、文化感和民族感上。4 然而，也许我们也应该关注对立的视角，那就是音乐是文化中确立并表达文化关系的一个阵地。这并非因为音乐是一种每个人都可以来理解的“共同语言”，而是因为音乐表达和解释了文化之间、社会之间的各种关系。5 我本人觉得，理解一种文化的传达方式对于理解其音乐至关重要。
显然，内特尔教授的演讲并没有直接给出音乐教育的最终答案，但从中能够寻找出人类音乐学在当今世界受到如此强烈的关注而发展得如此迅猛的某些原因。最根本的一点，是因为这门学科关注的是“人’和他们最古老、最普遍的交流方式之一——音乐，这个“人’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由个体组成的民族，也可以是民族之外的更大范围的群体，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而同时，教育也是一门关注“人”的学科。因此，对待“人”的认识极有可能将是我们思考和解决上述问题的新起点，也必须成为解决所有问题的出发点。而这个起点，不仅与本届大会的主题“和谐与世界的未来”遥相呼应，也与世界音乐教育学会的英文缩写“ISME”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第29届世界音乐大会”在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中国音乐学院、北京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胜利召开圆满结束。大会为中国的音乐教师和音乐教育发展打开了一扇窗户，让相对封闭、滞后的中国音乐教育有了全方位接触、认识国际音乐教育的机会，也向国际同行展示了中国音乐教育的现状和励精图治的愿望，这将是中国音乐教育发展中的里程碑事件，衷心希望它能够对探索中的中国音乐教育有所触动、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