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体系层次上，一般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包括三大范式：现实主义范式、理性主义范式和革命主义范式。这三种范式分别以对法国大革命作出反响的三种不同意识形态——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为基础。它们之间的竞争持续了两个世纪。随着“现代性”的终结和“后现代性”的开始，三大范式的命运是注定的：即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而发生变化和调整。这种变化和调整可以是相互交融的，也可以是极具批判性的解构和针锋相对的，还可以是批判后的理论建构。
关键词：国际关系理论；三大范式；意识形态；命运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06)02－0092－07
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大范式及其意识形态基础
英文里面的范式(paradigm)一词，“源于希腊语中的paradiegma一词，含义为范例、模型，或者基本模式。范式规定了一个研究领域中的思想内容。”一般认为，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学科，自其形成以来有三大体系层次的理论范式。它们分别是现实主义范式、跨国主义(理性主义)范式和阶级体系理论(革命主义)范式。这三大理论范式都是从体系层次——而非从国家层次或个人层次——来研究国际关系。
但是，这三大范式的出现却是要早于国际关系学的诞生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还得首先了解一下这三大范式对应的意识形态基础。
1789年在近现代世界史上，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年份。这一年的法国大革命开启了此后200年来三种意识形态——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相互之间斗争的历史。1789年，大革命的理想是自由、平等和博爱，其哲学指导思想是理性主义。从15世纪末世界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欧洲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一，—无论是在物质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经过300年的发展，到1789年大革命爆发前夕，按照美国学者华勒斯坦的说法，欧洲的“两种现代性”出现了严重的脱节。所以，法国大革命就是要在人类技术进步的基础上，携理性之光来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革命者坚信人类的理性力量。
法国大革命的失败在欧洲激起了不同的反响。第一个反响是以英国哲学家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和法国哲学家约瑟夫·德·梅斯特尔(Joseph De Maistre)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出现。这种意识形态的基本信条和原则是：超越性的道德秩序、社会连续性的原则、传统的原则、审慎的原则、多样性的原则和不完善的原则、人性不变的原则、有限政府的原则、自由先于平等的原则等。这种意识形态是对法国革命的直接反动。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想有更深厚的传统，它源于乐观的启蒙主义思想。自由主义的最基本假定是：“人在能力上是平等的，具有天然的需求和愿望，天生具有理性，并寻求以理性的方式满足需求和欲望。”自由主义作为第二种对法国革命的意识形态反响，它是以保守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自由主义者们十分自信，认为现代性(这里指的是现代性的第二层含义——本文作者注)这一新世界观是真理，竭力宣传自己的观点，将自己的逻辑推广至所有的社会机制，从而将过去的‘非理性的’残余清除出世界。”
激进主义作为第三种对法国革命作出反响的意识形态，比前两种晚了二、三十年—一它是在1848年的欧洲革命中形成的。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殊异之点是这样一种信念：即要取得进步，就必须要有一种巨大的援助；如果没有这种援助，获得进步的发展进程就会很慢。换言之，……核心就在于加快历史进程。”这种反正统的精神明显体现在卢梭(《社会契约论》)和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相关论述中。他们认为，“人类社会不同于蜂窝和蚁山的原因在于人具有理性：他具有认识能力，……人类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自然，……并且，人类本身也被他所创造的社会所改变。”
从以上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由于保守主义的基本信条之一，乃是现实世界中人的“不完善的原则，人性不变的原则”。因此，“人的本性总有一些缺陷。由于人本身的不完善，就不可能有完善的社会秩序；由于人性中的非理性可能性，……保守主义者所能期待的只能是一个可以容忍的、有序的、自由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难免会存在着某些罪恶和弊害。”这种对人性缺陷的判断是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作家建构自己理论的前提和基石。就像美国摩根索的现实主义六原则中首要的一条所说的那样，“政治现实主义认为，政治同一般社会一样，受客观规律的支配，这种规律的根源在于人性之中。……作为政治规律之根源的人性，自力图发现这些规律的中国、印度和希腊古典哲学以来，迄未改变。”当然，熟知摩根索理论的人都知道，这里的“迄未改变”的人性乃是人性的“恶”。基于这样的出发点，无论是在大革命之前还是在大革命之后的现实主义作家，也无论是像摩根索这样的传统现实主义作家还是其后的新现实主义作家，他们因而都深深地质疑人的理性力量的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实主义的作家们更关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和安全问题及其引发的冲突。由此延伸的一个有趣现象是：以美国为例，以保守主义为本党理念的共和党，鲜有主动推动国际合作机制形成和发展的共和党总统——国际联盟的推动者不是共和党人，一手促成联合国诞生的不是共和党人，不愿出席1992年里约地球峰会的是共和党总统老布什，决定退出1998年克林顿签署的《京都议定书》的是共和党总统小布什，在伊拉克战争中采取单边主义政策的是新保守派控制的美国政府，等等。之所以如此，除了美国的国内政治制约因素外，共和党的保守主义理念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作为保守主义者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他们从根本上质疑人性的善，因此，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中，想通过基于国家之间良好意愿来解决国际上的冲突和矛盾是不现实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实力政治(power politics)是首要选择。由此探究，小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也就比较容易理解。
自由主义声称自己是法国大革命精神的继承者。如上文所叙，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导师就是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启蒙运动思想家们的理论出发点是理性主义。理性主义的核心是对人的理性能力的崇拜，相信人的理性禀赋，也即人类不仅能够改造自然，也可以改造自身。因此，在自由主义思想家有来，人性即使不是至善，或有小恶，也是可以通过理性而加以净化的，从而“使人类的全知与全能成为可能。”正是这一理性主义的精神内核使得此前此后信奉自由主义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们找到了通过国际合作协调来解决国际冲突与争端的一个理论支点——尽管现实的国际政治在很多情况下让他们失望。例如，以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为核心内容建立起的第一个全球性集体安全组织———国际联盟，不仅在美国国内遭遇失败，而且在此后的国际争端中也无果而终。又如二战以后建
立的集体安全组织联合国，其命运也令人堪忧堪怜。当然，在另一方面，国际间通过合作而达到双赢、多赢的例子也有很多，尤其是近二、三十年间在国际经济领域中发生的跨国合作行为可资佐证。
最后，以激进主义为其意识形态基础的革命主义，作为一种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范式，在西方世界一直是处于外围和边缘的位置。激进主义不仅要凭理性来改变人类，而且与理性主义不同的是，它是要通过加快进程的手段来改变人类，从而使全体人类能够早日达到至善的境地。在这样一种反正统的精神鼓舞下，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的开篇即指出，“人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马克思更是在《共产党宣言》的结尾处发出了战斗的号角：“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革命主义范式虽然在西方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视野之外，但却对广大的南方国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国际关系理论三大范式的发展及其比较
尽管以英国哲学家柏克为代表的保守主义、以法国的孔斯坦、英国的边沁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以及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激进主义都先后对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作出了适时的反应，但是，作为国际关系中的理论范式，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和革命主义的广为人所接受，却是在20世纪初的事情。这是因为，作为一门学科，国际关系是在20世纪的头20年间建立起来的。因此，它们要成为这一研究领域中的“范例、模型、或者基本模式”，就必须在这一学科形成以后。而此前作为对法国革命反响的三大意识形态——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因而只是它们的哲学基础。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范式，首先是在英国政治学家E·H·卡尔的《二十年危机》中得以确立的。卡尔在书中写道：“在思想领域里，它(现实主义)强调对事实的接受和分析这些事实的起因、结果。它不看重意图的作用，并毫无保留地明确坚持，思想的作用就是要研究一系列无力对其施加影响或使之改变的事件。在行动领域里，现实主义强调现有力量的不可抗力和现存趋势的必然特性，并坚持认为，最大的智慧莫过于接受并使自己适应这些力量和趋势。”作为对卡尔传统现实主义的发展，摩根索以现实主义六原则牢固地确立了自己集大成者的地位。此后传统现实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受到新现实主义的挑战，先后出现了美国的肯尼斯·华尔兹、罗伯特·吉尔平和约翰米尔斯海默等一批作家。现实主义范式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对权力和安全的追求。
理性主义范式的确立稍早于现实主义。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巴黎和会上见之于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中’一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建立国际联盟，其目的是要通过国际机制基础上的国际合作和集体安全来解决国际争端。这种跨国合作理论又被称之为理想主义，或制度跨国主义理论。这一理论范式因二战的爆发而大受诟病。因此它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要等到1970年代。这时候，国际间的经济合作日深，从而促成了相互依存理论——又称新自由主义——的出现。这种理论因强调国际间的经济合作和相互依存而得名，故又被称为经济跨国主义理论。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基欧汉和小约瑟夫·奈等人是其杰出代表。理性主义范式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无政府状态下国际行为体依据国际法和国际机制来实现集体安全和合作带来的共同利益。
革命主义范式也在这一时期得以确立。最早见之于霍布森和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通过征服和控制领土来实现自己的权力扩张。革命主义范式演化到二战以后，先后出现了巴西政治学家多斯·桑托斯的依附理论和美国政治学家伊曼努尔·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这些分属不同阶段的革命主义范式中的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是通过跨国经济阶级的联合来实现改变现存世界，消除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和剥削。故此，革命主义范式又被称之为全球主义理论或新马克思主义理论。
上述三大范式都属于体系层次的理论。但它们之间的差异远大于这一共性。这不仅在于它们之间意识形态基础的不同，它们研究中涵盖的内容——包括分析焦点、所分析的主要行为体、对国家行为和国家目标的定义、对人性和国际体系状况的看法一一也存在很大的差异，详情可参见表一。对表一中的内容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
基于对人性的不同判断，以保守主义为哲学基础的现实主义范式认为，人性的不足，使得国家在类似于“自然状态”下的无政府状态中为求得生存不断地为权力和安全而斗争。这同以自由主义为其哲学基础的理性主义范式形成对比。在理性主义范式看来，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并不一定导致纯“自然状态”的出现。换言之，基于人类的理性力量，无政府状态中的国际行为体，完全有可能通过共同遵守以自然法为基础的国际法和国际机制来实现合作，进而谋求一致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而以激进主义为其哲学基础的革命主义范式，一方面认为人性的不足是客观的存在，但人类通过理性的力量是可以战胜这些不足的。这就需要以激进的手段来对人性进行改造，进而改造这个剥削循环的世界一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由此观之，革命主义对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提出了双重的挑战。
现实主义与理性主义之间的分歧、革命主义对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双重挑战，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世界进入下一个千年而“终结”——历史正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继续大踏步地向前发展！
国际关系理论三大范式的命运及其评价
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三大理论范式的斗争出现了新的发展。以现实主义范式为例，这一理论家族中不仅以结构现实主义为基础分成了防御性现实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两派，并且出现了对结构现实主义进行批判的新传统现实主义。“新传统现实主义作为新近出现的一种现实主义的理论归纳，通过更多地强调国家外交政策背后的动机而非全球结构，使自己有别于新现实主义；它主要关注国内因素对国家的对外行为的影响，而不是关注国家外交行为中的全球决定性变量。”“这一理论运动力求超越华尔兹式的新现实主义，完全关注的是全球层次的分析。他们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因为它忽视了古典现实主义对外交政策在个人层次和国家层次分析中的决定变量的关注。对新传统现实主义者来说，国家外交政策选择的根源，由领导人对国家利益和能力的认知，而不是全球的结构变化，能够得到最有力的解释。”由此观之，新古典现实主义不仅是对古典现实主义的回归，而且在它所强调的“关注国内因素对国家的对外行为的影响”和“领导人对国家利益和能力的认知”中，前者正是经济跨国理论一直关注的问题——即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后者则是以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为代表的认知理论所关注的内容。
在理性主义范式方面，由制度跨国理论(或
曰理想主义)发展而来的新自由主义“在许多假定上有别于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尤其关注这些方面的影响力，如民主治理、公众舆论、大众教育、自由贸易、自由商业企业、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军控和裁军、集体安全和多边外交、以及受道德激励的治国术，它们可以改善我们这个星球的生活。”这都是现实主义范式不曾涉及的领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它(新自由主义)遭遇到了优美的合作理论，大受其感染，并与经济学家的旅行团队结伴而逃。”
革命主义范式的命运不仅在于改变，而是“在冷战结束前夕几乎完全崩溃。但它所包含的激进精神并没有消失；它以一种后工业的、后现代的新形式重新出现。”因此，在上世纪的80年代中，以美国里查德·阿什利(Richard Ashley)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不遗余力的“解构”过程中，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被解构得面目全非，以至于将华尔兹的理论解构成“极权主义的”理论。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的奥那夫(Onuf)、温特(Wendt)等学者开始建构自己的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不能说建构主义是革命主义范式在新时期的“薪火传承”，但却是以激进主义为其意识形态基础的批判理论的结果之一。
这些新的发展使“国际关系学研究的三大基本范式在20世纪90年代变得模糊和不确定。正如三盘布丁从安全的冰箱移到滚烫的肥皂水中一样，当它们浸入到后冷战的现实中时，这些范式溶解了。它们溶解并漂浮在一起。而且，它们还与其它研究视角混合起来。……革命主义几乎完全溶解。……现实主义也已改变了的形式来表现自己。……通过经济模式探讨无政府状态的努力推动现实主义分析转向了自由主义方向，并在某些情况下进入了自由主义的阵地。……结果是现实主义与理性主义之间旧有的明确区别消失了。由此带来的混乱由于理性主义从合作理论和制度经济学中引入非常正式的模型而进一步加剧。因为通过这一引入，理性主义也开始自觉地接受现实主义的主张，认为无政府是国际体系的独特状况。
三大范式的命运如上所述。而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则要从“现代性”的终结和“后现代”的开始中去寻找答案。理论范式的命运之所以如此，我们只能说，现实的发展和需要是理论存在的唯一根据。也因此，在本文行将结束之时，作者想特别强调的一句话是：“命运”一词在本文中并不是一种宿命。相反，时代的发展要求国际关系的理论范式——正如其它领域的理论范式一样——丰富自身的内容，并呼唤新的范式出现。这无疑对当代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者既是机遇，更是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