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在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新的历史时期下，切实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具有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关系到党的政治生命和国家的前途。文章从历史的与理论的回顾中得出结论：要想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政策不能缺、感情不可少，政策与感情的叠加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既要宣传、教育群众，又要真心实意向群众学习，两者相互依存互相促进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人民群众；血肉联系
[作者简介]杨翰美，中共桂林市委党校党史党建与哲学教研室讲师，广西桂林541003
[中图分类号]D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1)08-0079-04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向全党重申了“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要求，在当前我国所处历史发展阶段及新的形势任务面前，深刻领会这一要求的意义，努力践行这一要求，事关党的政治生命和国家的前途。本文结合历史的与理论的回顾谈几点思考。
一、马克思提出的伟大观点，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仍然具有伟大意义
马克思通过研究资本主义以及全部人类发展史，得出的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是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而唯物史观的发现直接导致了马克思理论研究的突变，从而诞生了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后来的研究发现，资本主义被推翻以后，国家不可能马上被废除，而“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因为国家机器在其运行中会造成管理者脱离人民群众的情况，会生产出腐败。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当时仅有的巴黎公社的实践经验，曾高度赞赏公社所采取的从工人中产生国家管理者并接受工人监督、管理者的报酬不能高于工人的工资等做法。在当时的条件下，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更深入详尽地去研究这一问题，他们把这一问题留给了后来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去研究。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看到了无产阶级掌握政权运行国家机器所带来的脱离人民群众的问题，在去世前留给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遗嘱》中，建议在中央委员会中增加几十名普通的工人群众，建议成立工农检察院，从内部与外部两个方面实施对执政党管理层的监督。
现在看来，列宁主要是针对夺取政权的职业革命家以及旧国家机器留用人员，在运行新国家机器时会产生的官僚主义与腐败问题，为此提出了防范措施。我们现在遇到的是共产党长期执政后，“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代党员干部运行国家机器所带来的新问题，并且又是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环境中发生的问题，这是列宁没有思考过的。
现在，在一部分年轻的党员与干部的思想里，他们对人民群众的内涵往往难以正确理解。群众作为政治范畴，我们在确认政治身份时，是党员的，就不能填“群众”。但是，这种重要的政治身份意识，在很多党员心中已经被淡化，在一部分党员身上已经彻底消失，因此，他们思想观念中的群众观点也随之淡化了。人民群众在现阶段具有丰富的层次性，但最主要、最重要的还是工人、农民与知识分子。虽然新中国诞生60多年来客观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这一重要的现实至今并没有发生改变，今后几十年内估计也不会发生带有根本性的改变。尤其是工人与农民及其衍生群体，占了中国总人口的近五分之四，对他们的态度最能体现现阶段的群众观点。工人与农民得不到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口头上的高度关注，“血”与“肉”也就分离了。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伟大的观点不会因为无产阶级政党长期执政而发生改变，发生改变的只是无产阶级政党长期执政后带来的践行这一伟大观点的特点与难点。
二、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的心是与群众相通的
毛泽东之所以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中重要的一条就在于，他把马克思的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伟大观点，转化为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并且演绎成党的思想路线、认识路线、组织路线和工作路线，形成了完整的为了群众、依靠群众的理论体系。在革命战争的年代里，毛泽东把这个理论体系发挥到极致，成了党与军队克敌致胜的法宝。蒋介石总结在大陆惨败的重要教训，多次谈到这一条，自愧不如。
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领导共产党人开展的群众工作卓有成效。但是，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尽管毛泽东在这一方面继续始终如一地付诸努力，却没能为自己创立的为了群众、依靠群众的理论簿系增添指导未来的新内容。
毛泽东的心是与群众相通的。中国走上了讧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他急于兑现新社会要让人民群众尽快过上幸福生活的承诺，结果在经济建设和制度建设上犯了欲速而不达的错误。当他知道很多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时，心疼得掉下眼泪，心爱的红烧肉也舍不得吃了。他为了凸显人民群众的地位，提出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在一段时间里还让普通的工人群众占领了上层建筑等等。这种把伟大观点片面推向极端的做法，结果只能事与愿违。
感情不能代替政策。当然，产生毛泽东晚年的这一悲剧，与当时国际政治斗争的态势有一定关系，与党内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认识不清并出现意见分歧也有一定关系。但是，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共产党执政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以及为了群众、依靠群众的伟大观点和理论体系，在继续变为实践的过程中遇到了新挑战，成了一个新课题。
共产党成了执政党，执政者即国家大事的决策者、政策的制定者，也是法律制定者。因此，运用决策与制定政策的能力及其效果，已经作为基本途径与主要手段，成了党和政府以及各级领导机构能否践行好“为了群众和依靠群众”的伟大观点的具有决定性的要素了。
三、邓小平是一个群众利益至上的现实主义者，他同时也预见到了实现经济翻两番以后会出现的新问题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在邓小平看来，一切为了群众，首先就要发展经济，让人民群众能过上小康日子。他认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判断是非的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提出了奋斗20年，完成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他强调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走向共同富裕，是实现上述目标的重要途径和方法。这是顺应民意的思路。
同时，我们党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实践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经验教训。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党要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领导人民群众胜利前进，首要的问题必须保证
决策和决策的执行符合人民利益”。
老一辈的革命家与领导人，在血与火的锤炼中结下的与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决定了他们将一辈子心中装着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是，动机与效果在这里受到了伦理学与认识论的双重检验。历史证明，为了群众的伦理学上的良好动机，结果却没能产生相应的良好效果。究其原因。在于动机在向效果转化的各个环节上，并不钟情于愿望的良好与否，而更受制于对认识论原理的尊重与遵循。认识不符合客观实际、决策违背规律，有为人民群众的良好愿望，往往也不能给人民群众办成实事、带来实惠。
因此，邓小平带领全党拨乱反正，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决不动摇，同时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一个既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重大决策，也符合在当前中国所处发展阶段能够实现国富民强愿望的认识论逻辑。
然而，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客观上是一个会导致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政策。因此，邓小平在提出这一政策时就作了时间限定，即此政策实施有效期为20来年。他从90年代中期以后，在多次谈话中都开始关注缩小收入差距和共同富裕的问题了。另外，经过短短20年，到了90年代底，我国的两极分化现象已经比较严重，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这么快地拉大了地区之间、阶层之间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而这种差距又几乎同步地拉大了党和相当一部分人民群众之间感情认同上的差距，成了影响党群、干群关系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是我们多数同志在提出和实施这一政策时所没有完全预料到的。
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党在收入分配的决策思想上发生了较大变化，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从沿海地区先行一步，到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高度关注民生等问题，并由此推出了一批在新时期新阶段符合人民利益的收入分配政策。
但是，由于在大众层面上具有内聚力的政策，实施一个阶段以后会产生较强的社会惯性，它的作用不会因为政策的调整而立即改变。因此，从进入新世纪到2008年这一段不算短的时期，虽然调节收入分配的新政策出台不少，但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却没有明显改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至今仍相对滞后，主要是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偏低，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都有继续拉大的趋势，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如果收入差距继续扩大，不仅严重影响党群和干群关系，而且必将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
四、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政策不能缺、感情不可少，政策与感情的叠加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与党和政府的正确决策并提出和实施了一系列正确政策是分不开的。但是，也是这一时期，以公权力为背景的特殊利益集团被同时孕育并成长起来了，已经成为当前与今后贯彻科学发展观、统筹解决事关民生问题的政策出台与政策执行的障碍。
对此，一方面需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最大限度地削弱与化解特殊利益集团的能量，并通过严肃政治纪律与司法权威，对以这样那样的所谓理由对贯彻中央精神不力的各种行为坚决实行制裁与打击。另一方面，要重视建立与加深党员干部对人民群众深厚感情的工作。感情不能代替政策。但是，有无感情大不一样。感情对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具有重要促进作用。我们口口声声说要为人民服务的党员干部尤其是关键岗位的领导干部，到底站在哪一边?即权为谁所用?在统筹发展阶段能不能换位思考，破解为民服务的难题?有无对人民群众的感情与感情深厚程度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老一辈的革命家与党员干部，在血与火的锤炼中结下的与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在现在和未来的一代代年轻党员干部身上，已经不可能再现了。怎样培育一代代年轻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是一个既十分现实又极其重要的课题。在笔者看来，一是要从娃娃抓起，从小加强尊重与热爱普通工人农民的行为引导和思想教育，要在个人档案中像设立诚信记录一样设立爱心记录；二是要加大大学生毕业后到直接接触人民群众的基层地区和单位工作的力度，要及时淘汰带着形式主义和镀金思想去接触人民群众的大学生；三是对选拔到领导岗位的党员干部每年要有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记录，要建立领导干部以自己的工作报酬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的考察制度。
这里还需指出，当代西方各国的政治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已经不像早期资产阶级那样使用扬“官”贬“民”的赤裸裸词句，而是采用技术理性主义的手法遮人耳目。他们比较注重“民意测试”和“民情调查”，以这种测试和调查的结果作为政党斗争的武器，或者作为调节和修正政府管理工作的技术参数，以此掩盖资产阶级国家权力的阶级性质。我国宪法规定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性质，突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如果国家的各层级管理者与人民群众在感情上逐渐疏远(这决不是危言耸听)，虽然也重视民意，但只能沦为技术理性主义了，人民共和国的性质也就丧失了。
五、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既要宣传、教育群众，又要真心实意向群众学习，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全党要“深入做好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工作，虚心向群众学习，热心为群众服务，诚心受群众监督。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在这里，中央指出了既要宣传教育群众，又要向群众学习，这是须臾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其中向人民群众学习这一方面做得好不好，将直接影响党群关系的改善。
在革命战争年代，以及在新中国成立后的60多年里，我们党也重视向人民群众学习，但更多的是做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和教育群众的工作。尤其是解放以后，党拥有了极其庞大的宣传教育机器，拥有从上至下的层层组织和成千上万的遍布所有地区和单位的党务工作者和政工干部，并且不断加大投入，不断提升加强与改进的力度。久而久之，向群众学习这一重要方面渐渐地被弱化了。以致于再提党要向群众学习这一方面，不少同志感到茫然。认为有必要向群众学习的同志，大多也感到不知从何处做起，应该怎么去学。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在我们的年轻党员干部中，学历和职称高了，留过洋的多了，知识丰富见识广了。他们中相当一部分说话做事底气很足；但是，尊重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学习群众则是他们的先天不足。他们容易看到人民群众中存在的弱势和缺点，而不易从芸芸百姓的平凡度日中体悟到可学之处。甚至有人直呼：一介草民，有何值得学习?
正如列宁告诫掌握了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党说：“具有优秀精神品质的是少数人，而决定历史结局的却是人民群众，如果这些少数人不适应群众，群众有时就会对他们不太客气。”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本质上不存在群众落后论，即使群众中出现的落后面与落后问题，大多也与领导机关和领导者的官僚主义、敷衍推诿、麻木不仁相联系。从当前发生的一些群众不满来看，很多是群众用他们只能采用的方式方法来教育我们的党员干部。现在，我们应该突出强调向人民群众学习这一方面了。包括在面对群众的不满和发泄事件时，在做疏导与化解矛盾的工作中，也不能忘记向群众学习，要直接学、间接学、反思学。
[责任编辑：周志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