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社会转型和工具理性的扩张，造成了当代中国公共伦理一定程度上的缺失。而广泛存在于人与人之间关系中的社会资本，具有丰富的伦理意蕴，它是中国公共伦理生成与践履的催化剂。因此，在充分挖掘中国传统社会资本积极功能的基础上，大力提升现代社会资本的存量，是中国公共伦理建设的理性选择。
关键词：社会资本；公共伦理；社会转型；工具理性
中图分类号：B8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06)11—0045—03
基金项目：本文为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十一五”科研规划重点课题项目“转型时期中国公共伦理建设的社会资本基础”阶段性成果，批准号为ZD0606。
作者简介：贺龙栋(1967－)，男，江苏连云港人，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政治与政府研究。
一、社会资本：一种新的理论分析范式和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源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是国外社会学家从社会学结构主义视角引申出来的一个重要的解释范式。它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资本概念内涵拓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对应的理论概念。它虽然由经济学家提出，但真正进行系统论述的则是社会学家(包括经济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1979)、科尔曼(JamesColeman，1988)、普特南(R．D．Put—man)、格兰诺维特(M．Granovetter)、罗纳德·博特(RonaldBurt)、林南(Linan)等。
我国学者对社会资本的介绍和应用比较晚，大致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但社会资本理论在我国的发展和应用却极为迅速。中央编译局杨雪冬在《社会资本：对一种新解释范式的探索》一文中认为，社会资本之所以在中国问题的研究中极有价值，主要归咎于三点原因：“第一，中国的社会状态与社会资本范式有不谋而合之处。中国文化强调社会的优先地位，个人对家庭、群体利益的服从，社会关系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特征使社会资本在中国能够轻易找到理论的原型和证明的依据；第二，社会资本提倡的对人的社会需求和社会共同体的重视有利于减轻中国学界被理性选择范式和新古典经济学毒化过深的危险，在中国研究中恢复人本主义精神，并且有助于学者们更全面深入地理解市场经济以及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社会道德基础和政治文明基础，不至于盲目或别有用心地把一切自私行为都论证为合理，忽略社会的整体利益发展的持续动力以及共同的长远前途。”
二、社会转型与工具理性的扩张：中国公共伦理缺失的原因探析
当前，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正处于全面转型的时期。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育和成长，逐渐瓦解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户籍制和单位制，从而从根本上松懈了中国社会的伦理实体。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的生产和社会活动的范围受到极大限制，人际交往的领域相当狭窄封闭，往往局限于自然人伦关系所延伸的有限范围，这就严重限制了哈贝马斯所说的现代公共领域的生长空间。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实质上是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不断走向开放的过程，同时也一个社会的交往不断扩大的过程。长期以来“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在各自利益的驱动下，逐渐摆脱了对土地与地缘关系的依附，拥向了陌生的城市。而城市中的个体也逐渐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制”的刚性隶属关系中“解脱”出来，不断寻求和选择新生和新的发展机会。因此，现代市场经济打破了狭窄的时空限制，斩断了人们之间的血缘亲情纽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公共的、理性的契约关系，公共领域的生长空间因而得到了极大张扬，传统社会的“熟人”关系界限被不断超越，中国社会也因此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过渡。
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社会流动的加速，伦理实体的松懈，传统社会中和“单位制”下的井然有序的伦理规则被打乱。因为在这两种社会结构里，人们的交际范围有限，重复互动的频率很高，相互的利益联结紧密，道德监督较为容易。而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城乡社会流动的加速，人们交流范围的不断扩大，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一次性交往的匿名效应使得道德监督大大弱化，而中国又缺乏西方传统社会的宗教传统，缺乏一个无所不能的上帝的无形监督，而伦理规则的控制又离不开有形的监督，一旦伦理实体松懈，互动加强，情境消失，道德监督条件弱化，道德行为就会大打折扣。由于转型期的公共伦理所规约的是陌生人之间的关系，而他们之间能够产生良性互动的前提已不像“单位制”下的组织信任那么坚实、可靠，同时也因转型期伦理实体的松懈而使公共伦理的外部监督机制丧失，所以这样就造成了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公共伦理一定程度上的缺失。
在市场经济社会，脱离了传统乡土社会和计划经济体制及“单位制”的条件下，基于紧密的社会结构和评价机制以及利益获取渠道的熟人伦理规则的传统方式，在“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动机的前提下，往往会按照成本一收益的逻辑作理性考量，这种工具理性对于不断拓展的公共生活所需要的公共伦理是极具杀伤力的。根据公共物品性质的分析，我国的社会道德从目前来看它的发展程度，仍然属于公共物品，也就是说只有所有人的牺牲和奉献将社会道德水平提高到一定高度后，每个社会成员才能享有这个道德所能够提供的各种服务和保障。道德的这种“投入和产出”机制决定了只要其他人的努力促使这个道德形成，没有做出牺牲和奉献的人也能享有道德的好处；而已经做出牺牲和奉献的人未必能得到好处，有时候“道德人”付出的成本过高，甚至需要以生命为代价，而他们的收益却不确定，因为他们施与的对象往往是陌生人，是模糊群体(例如在车上见义勇为负了重伤，结果医药费单位不让报，对方不领情并溜之大吉，周边的乘客甚至还袖手旁观)，熟人社会的伦理规则失效了。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一个人的道德行为具有感染人的力量，但面对周围众多的背离道德原则的非道德行为，自己践行道德行为却不得不独立承担所有的道德成本，那么个体将不再会继续道德的选择，这不仅因为“道德人”的道德行为无助于社会道德的改善，而且因为“道德人”终将意识到，与其白白地让人家享有非道德行为的好处，不如我自己也不承担道德行为的成本。这也就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囚徒困境”在道德领域的展开。假如每个人都以这样的博弈来对付别人，每个人就都会选择背离道德要求的行为方式，那么社会道德也就会像公共物品的生产和消费一样可能持续不下去。因此，由于“道德人”经济理性的预期，也使得转型期中国公共伦理面临着缺失厄运。
三、提升社会资本存量：中国公共伦理建设的理性选择
社会资本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表征着人与人之间的特征。社会资本是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基础的，表现出来的就是行为主体互动的
关系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作为行为主体的个人会不断地得到塑造。因此，良好的人际关系，如有效的合作、彼此的信任等，构成一种优质的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具有丰富的伦理意蕴，它是中国公共伦理生成与践履的催化剂。
从社会伦理规范意义上讲，社会资本就是特定群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一套非正式的价值观或准则，它是由社会成员的主要与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理念构成的。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资本主要是指在人际互动与集体行动中，人们共享的一些规范、价值观以及正在使用的共同准则。这些准则使得公民有合作、信任、理解和彼此产生共鸣的倾向，彼此以合作者而不是以陌生人或潜在敌人来对待。社会资本组成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能提高社会的凝聚力，有助于解决集体行动的问题。在社会伦理规范意义上使用社会资本概念时，互惠规范和信任原则占有核心地位。互惠规范和公民的参与网络能够产生出社会信任，信任水平越高，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而且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普遍的互惠是一种具有高度生产性的社会资本，能够在一个共同体内有效地约束投机，解决集体行动问题。在这里，人们确信他们的信任会得到回报，而不会被人欺骗，交易就有可能发生。随着交易的不断重复，促进了普遍的互惠规范的发展。公民参与网络增加了博弈的重复性和联系，促进了交往，培育出强大的互惠规范，更容易加强信任和合作，减少了不确定性，约束投机并克服集体行动的“囚徒困境”。因而，社会资本总是通过加强行动者之间的信任来促进集体行动的产生和发展。依据互惠规范和信任原则，“社会资本通过把个体从缺乏社会良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自利的和自我中心主义的算计者，转变成具有共同利益的、对社会关系有共同假设和共同利益感的共同体的一员而构成了将社会捆绑在一起的粘合剂”。
就中国社会资本而言，我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人情、关系，因此以儒家文明为核心的传统社会中社会资本存量异常丰富。而建国以后，国家又通过单位体制对整个社会进行整合，基于单位基础之上的信任、规范和网络统制整个社会，单位成为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主要供给者。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关系发生了深刻变革，中国的社会资本的总体构成中也呈现出越来越多的诸如契约关系、民间组织等形式的现代要素。因此，从根本上讲，当前中国的问题不是社会资本总量过少，而是社会资本结构不够合理，传统意义上微观层次、局部性的社会资本过多。而这部分社会资本封闭性过强，过于分散，规模过小，向更大范围的转化缓慢。所以，导致了公共伦理建设所需求的更大范围的社会资本短缺的问题，实际上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
中国当代公共伦理作为公共生活的价值建构，它是与以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为基本架构的公民社会相适应的新型伦理，并具有很强的理性化特质。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是一种基于理性的伦理，是传统伦理文化的合理内核在公共生活领域的转化与提升，是社会伦理文化通过主体意识作用的重构。
显然，中国公共伦理建设需要的是建立在公民权利义务基础上的现代型的社会资本，而非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基础上的社会资本。因此，在目前我国社会资本存量和结构都还存在缺陷的条件下，一方面要对现有的社会资本形态进行改造，发挥传统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与外来文化的不断撞击、冲突、交流和整合中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现代化根本上是向工具理性意义的理性化发展，而中国的儒教是在世俗中追求神圣、注重与世界适应的、重视道德与文化的体系，因而它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与市场工具理性形成较为合理的紧张。因此将儒教的伦理与市场经济的理性主义整合在一起，来构建中国当代公共伦理不失为明智之举；另一方面要利用制度创新增加现代意义社会资本的规模。非正式制度的变迁是个渐进的长期的过程。首先，政府应该主动、积极、有效地进行非正式制度的投资，包括对意识形态教育的投资。必须借助政府的力量，由政府主动提供并维护有效的社会资本。其次，要把公民的权利落到实处，保护公民权利，同时培养公民意识、公民精神，倡导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恢复公民对社会对他人的信任，形成普遍化互惠惯例。最后，在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的同时，推动公民社会的发育，扩大民间组织的广泛性和行动的有效性，为公民把个人利益与团结互助结合起来提供条件。只有这样，当代中国公共伦理建设才能进入一个良性通道。
责任编辑：钱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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