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党）、黄卓如（1921年经罗俊介绍入党）、罗克仁、罗志白、何友荻等在四大半围宣传发动，开展农民运动。黄卓如等首先在四大半围的高田村建立青年农民俱乐部，组织农民夜校，教唱《工农兵大联合》、《打倒地主土豪》和《农民叫苦歌》等歌曲。随后，高田、新村、岗头、陂头角、和滩等村建立起村农民协会。
1924年8月，镇隆派出农运骨干罗克仁參加广州第二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罗克仁在学习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委任为广东省农民协会特派员。1925年1月，镇隆区又派罗志白、余子龙、黄佩勋、林浩池四人参加广州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并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些农运骨干学习回到镇隆后，深入各围、村积极宣传革命道理，并先后在朱屋瑛、牛仔坑、凤凰岗等村建立起83个村农会。镇隆区及各村农会的成立，标志镇隆农民运动不断深入，其规模和影响也进一步扩大。
地方党、团组织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
1926年3月，在中共惠州地方委员会的指导下，中共镇隆四大半围总支委员会成立，书记张仲鸣，党员40人，总支部下辖高田、岗头、沙滩三个支部。在中共四大半围总支部的领导下，镇隆和四大半围农民运动进步得到发展，农会会员从初期493人，增至2300人，并建立了一支有250人的农民自卫军。1926年1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四大半围”支部成立，与此同时，乡妇女解放协会、少先队、儿童团等组织也有了蓬勃的发展。至此，以四大半围为中心的镇隆、潼湖区农民和社会各阶层，在农民协会的领导下，向土豪劣绅、地主恶霸展开激烈斗争，开展减租减息和“一切权力归农会”活动；严禁吸烟（鸦片）、赌博、取缔娼妓陋习；动员广大妇女走出家门，参加夜校学习，参加社会活动，争取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冲破封建枷锁投身革命活动等，涌现出一批革命运动的妇女积极分子。
顶住土豪劣绅疯狂反扑，显示农协武装力量威力
1926年3月，国民党右派在广州策划了“中山舰”事件，逮捕了一批共产党员，并制造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等一系列反共阴谋活动。镇隆、潼湖的地主、土豪也乘机进行反攻倒算。如镇隆大山下大地主叶佩兰伺机纠集土匪、社会流氓对农会进行破坏，暗杀县、区农会骨干；井龙村地主吴两德不但抗拒减租减息，甚至对四大半围的佃户加租逼债；大山下村反动地主叶承源勾结吴两德的反动武装向“四大半围”发起进攻。惠阳县委书记黄居仁、黄卓如率领“四大半围”农军奋起反击，数次打退反动地主民团的进攻等。中共潼湖区委为了顶住土豪劣绅的反扑，进一步推动农民运动的发展，在镇隆马安山下农军练兵广场进行农民自卫军声势浩大的武装检阅。区委书记罗克仁在会上唱自编的山歌。他唱道：“六月割禾正当午，点点汗滴入禾土；几多辛苦为别人，打下粮食无米煮。田主收租太过分，连我谷种都量走；番薯没有谷又无，明年唔知怎落种？农友快快来入会，握成拳头团结紧，减租减息不还债，组织起来斗豪绅”。这一系列武装斗争胜利和宣传活动，大大鼓舞了广大农民群众，锻炼和造就了一大批武装斗争骨干，又一次打击了地主豪绅的嚣张气焰。
参与第三次平山暴动失利后，坚持反“围剿”斗争，直至抗日战争暴发
1928年3月，中共中央委员恽代英与中共广东省委常委杨石魂等人，经惠州转移到镇隆四大半围根据地。这期间，恽代英化名为张镜尧，先后隐蔽在高田村黄卓如、饶计、黄志平家里。恽代英多次组织召开县、区党团联席会议，并在县苏维埃政府驻地岗头村杨氏宗祠，主持举办县、区苏维埃成员，党、团书记，赤卫队领导政治学习班，亲自讲解《中国社会政治状况》、《列宁主义》等课程。
同年3月29日，为贯彻省委关于向西（海陆丰）发展，与惠州暴动连成一片的指示，恽代英、杨石魂等人在四大半围组织第三次平山起义，以此截断敌人从惠州到海陆丰的交通线，威胁海陆丰守军，以达到分散敌人兵力、减轻海陆丰、高潭苏区的压力。但由于时间仓促，力量不足，加上国民党军队已有察觉，急忙调集部队，敌人力量骤然增大。恽代英果断决定将准备参加平山暴动的武装撤回原地自卫，已经出发的赤卫队连夜撤回四大半围。这次起义虽然未能实施，但充分显示了共产党领导下农民革命的伟大力量，以及四大半围群众不畏强暴、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镇隆暴动和平山起义后，国民党惠州当局调集反动军队联合地主武装对四大半围的农民武装进行镇压。1928年4月，国民党七军第七师的2个营共700多人分三路包围四大半围。因敌众我寡，为避锋芒，减少损失，四大半围的农民赤卫队转移到深山密林中。敌人扑空后，纵火焚烧民房，大肆抢掠，仅四大半围烧毁的民房就有52间，苏维埃干部、共产党员家属和革命群众14人被捕，有的受到酷刑折磨，近百户农民财物被洗劫一空，99户127人被迫逃亡。
1934年夏，中共香港工委书记郑怀冒等人受委派到四大半围整顿党组织，恢复同上级党组织联系，建立地下交通站，输送青年参加红军，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反“围剿”斗争，直至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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