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民业余文化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扫除文盲。20世纪50年代的扫盲运动经历了“速成识字法”的推广和“扫盲协会”的成立两个高潮，采取的主要形式是冬学和民校。业余文化教育提高了农民的文化知识水平，是农村社会变迁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扫盲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足：扫盲工作认识观念存在偏差，文化学习很难与农民的切身经济利益直接挂钩，师资素质较低，办学经费匮乏，人口流动频繁。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初期 业余文化教育 扫盲 农民
[中图分类号]K27；G725 [文献编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9)03－0012－08
由于连年战乱和国民党政府的腐朽统治，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文化、科学、技术、教育亦非常落后，当时文盲占农村人口总数的90％以上，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新中国的建设。列宁曾说：“在一个文盲的国家里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毛泽东也说过：“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
对20世纪50年代农民的业余文化教育，学术界已展开了初步的研究，主要成果有：日本学者浅井加叶子著，王国勋、刘岳兵译的《1949～1960年中国成人扫盲教育的历史回顾》；马云的《口述视角下的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村扫盲教育及现代启示》；杨光红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海淀区的扫盲运动》；范连生的《革命语境下的文化翻身——评建国初期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的扫盲运动》；等等。本文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民业余文化教育为考察对象，以期对其做系统考察和评价。
一
农民业余文化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扫除文盲。新中国成立初期，业余文化教育工作的重点是普及，而普及教育的主要对象是占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当时主管文教工作的周扬说：“现在又要普及又要提高，普及仍然是最重要的，是第一位。普及是大量的，要讲文化革命就是要普及，最重要的是提高农民的文化，因为农民最多。”根据普及的方针，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农民进行了一场规模浩大的扫盲运动。从新中国成立到1957年下半年“反右扩大化”，农民的扫盲过程大体经历了两个高潮。
(一)第一个高潮的产生：祁建华“速成识字法”的广泛推广
新中国成立后，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冬学运动。1949年12月5日，刚刚成立的政务院教育部发出《教育部关于开展1949年冬学工作的指示》，指出冬学是适应广大群众需要并与实际工作密切结合着的教育方式，今后应当在全国农村中普遍推行，并强调“冬学文化教育的内容应当以识字为主”。在识字的具体要求上，1950年12月21日，政务院发布《教育部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要求老解放区，“争取在三五年内使村干部及青年积极分子学会使用常用字1000字以上，具有初步读写算的能力”。半老区和新区，“如农民要求与条件许可，亦可适当地进行识字教育，为土地改革完成后开展农民识字运动打下基础。”1951年10月1日，《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规定，识字学校(冬学、识字班)“以扫除文盲为目的，修业年限不限”。根据这一决定，扫盲学校对失学青年和成年人进行了扫盲教育，从而将扫盲教育纳入到正规的学制中。周恩来同时指出，1950年农村上冬学的就有2000多万人，对于这么多人的教育问题，要予以足够的重视。
1952年，由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部队文化干事祁建华发明的“速成识字法”在全国范围内推广。1952年4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普遍推广“速成识字法”。之后这种“速成识字法”在农村中广泛推行，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当年参加“速成识字法”学习的有700多万人，扫盲人数为65.6万人；“速成识字法”推广后的1953年，扫盲人数增加到297.4万人，增加了近5倍，扫盲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北京市郊区高碑店文化馆开办的一个农民速成识字班，全班学员26名，年龄最小的16岁，最大的40多岁。其中，已经认识300字～500字的有5人，参加过一个多月冬学的有15人，纯文盲6人。该农民速成识字班自1952年1月12日起正式上课，每天上课2小时，4月6日结业，实际上课82天，共计164小时，课后多数学员能坚持自修2—3小时。到3月底，一般学员都认识了1638个生字，能念农民识字课本4册，能读简单的书报，能初步写信、写话。
(二)第二个高潮的产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扫除文盲协会”的成立
1952年推行的祁建华“速成识字法”虽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因部分地区只追求学习进度而使学过的知识不巩固，1952年秋开始出现“夹生”和“回生”现象。根据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工农教育处反映，在训练师资上，只注意数量而忽视了质量；在教学时间上，只注意了时间上的“速”，而忽视了效果上的“成”；在试点工作上，是倾向于“大力开展”，而忽视了“稳步前进”。如江西省景德镇在1952年8月开了4个试点班，到9月则增加到58个班，10月又增加了12个班，由于过分追求讲形式、赶任务，一般都没有完成教学任务，学员学习效果很差。
出现“夹生”和“回生”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各级政府想尽早完成扫盲工作，为国家建设培养人才，但是对扫盲工作考虑得过于简单，对基层教育行政工作缺乏具体的指导。为此，《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扫除文盲的工作必须整顿》，分析了扫盲工作出现失误的原因是：“文教工作的领导干部对扫除文盲工作在整个国家建设中的适当地位和扫除文盲工作本身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一开始便出现了轻率冒进的现象。”针对这种情况，1952年11月15日，“中央扫盲工作委员会”成立，下设“农民扫盲工作司”，以此加强对农村扫盲工作的领导。政务院教育部在1952年下半年到1953年这段时间里召开了几次会议，并下发《教育部关于整顿工农业余学校高级班和中学班问题的通知》，对领导、教学、学员、师资、教材都做了详细的规定。
1953年11月24日下发的《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关于扫盲标准、毕业考试等暂行办法的通知》规定，扫除文盲的标准为要认识1000个常用字，大体上能阅读最通俗的书报，能写农村中常用的便条、收据等；扫盲毕业考试分为识字、阅读、写作三项，识字要达到课本生字的60％以上；阅读要能流利阅读所用课本的最后一册，并了解其大意；写作要能写农村中常用的便条、收据等。考试合格者发给毕业证书，凭这种正式的毕业证书可以升人中学学习。1954年8月，教育部、扫盲工作委员会联合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民业余教育会议，提出了农民业余文化教育的工作方针：结合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在生产发展基础上逐步提高农民的政治文化水平以适应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
面对农民在互助合作中生产生活的迫切需要，开展农民业余文化教育更成为当务之急。据统计：“1955年全国农村中十五岁至四十五岁的青壮年约有两亿两千六百万人。其中文盲半文盲约占百分之八十即一亿八千一百万。农村中的非文盲约四千五百万。文盲和非文盲之比，大
致是四比一。”1955年，毛泽东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了按语，对三种扫盲教材编写工作作出指示：“第一步为了记工的需要，学习本村本乡的人名、地名、工具名、农活名和一些必要的语汇，大约两三百字。第二步，再学进一步的文字和语汇。要编这样两种课本。第一种课本应当由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识分子，各就自己那里的合作社的需要去编……第二种课本也应当由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识分子，根据一个较小的范围的地方的事物和语汇，加上一部分全省(市、区)的和全国性的事物和语汇编出来，也只要几百字……做了这样两步之后再做第三步，由各省(市、区)教育机关编第三种通常应用的课本。”这个指示对以后的扫盲教材的编写以及整个农民业余教育工作都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10月24日《教育部关于1955年冬到1956年春组织农民参加学习的通知》传达了毛泽东《关于三种扫盲教材编写工作的指示》，并将这个指示更加具体化。为了配合扫盲工作的进行，1956年3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扫除文盲协会”正式成立，会长陈毅，副会长吴玉章、林枫、张奚若、胡耀邦、董纯才，并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扫除文盲协会章程》。协会的成立标志着全国扫盲工作迎来了第二个高潮。3月2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指出，按照当时的情况，力争在五年或者七年内基本扫除全国的文盲，并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工会、共青团、妇联、政府机关、工矿企业、农业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等必须制定计划，积极开展扫除文盲的工作。1957年3月8日教育部发出《关于扫除文盲工作的通知》，针对扫盲中出现的几个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推动扫盲工作稳步向前发展。1954～1957年全国共扫除文盲2095.6万人。
二
建国初期，农民业余文化教育的主要形式是冬学和民校，冬学是在创办民校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举办的，资金、师资、教材等比较充足时就由冬学改为民校，常年上课，可以说冬学就是民校的前身。
(一)冬学的举办
冬学是抗日战争时期产生的一种群众教育机构。由于农民的空余时间主要在冬季，因此各个抗日根据地都开展了大规模的冬学运动，不但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而且提高了群众抗战的认识和热忱。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困难时期改造群众传统文化所进行的一次成功尝试。
建国以后，冬学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它以农村生活中的冬闲时节为契机，把青年农民组织起来实施一定的教育。冬学发展的速度十分迅速，1949年参加冬学学习的农民达到1000余万人。1950年参加冬学达到2500万人，1953年有1900万人。各省也都非常重视冬学，1950年河北省“在财经困难师资缺乏等情况下”，“文化教育工作仍有很大的开展和提高”，“农民业余常年学习人数已近30万人”。1950年察哈尔全省共建立冬学4234处，入学青壮年227553人。据1950年5月下旬举行的苏南工农教育会议披露：1949年苏南共开办了4319处冬学，参加学习的农民有253000余人。
(二)民校的推行
民校就是常年农民业余学校的简称。一般是每天晚上学习2个小时，平时自己复习。1951年2月28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冬学转为常年农民业余学校的指示》，要求各地为争取完成1951年全国有500万农民转为常年学习的任务而奋斗。通知发出后，各地开始检查冬学运动，如果条件成熟就转为民校。1950年，由冬学学员转为民校学员的有300万人，1951年达1100余万人，1953年民校学员达1200余万名。吉林、松江、辽东、黑龙江四省，鞍山、本溪两市及旅大地区，据1950年4月末5月初的不完全统计，已由冬学转建民校的26006处和学习小组44452个，共有学员921992人(黑龙江入学人数不在内)。松江省在1949年50万农民上冬学的基础上，又于1950年建立了3187处民校和30566个识字小组，参加经常学习的群众在35万人以上。1953年，福建省民校达到8696所，较1950年增加了21倍，入学学生达975180人，其中贫农、中农子弟共750233人，占学生总数的72％，比1950年增加了3倍。
从冬学转为常年学习后，农民表现出了比较高的学习热情。许多村庄利用黑板报、广播台等方式推动识字运动，并制出“千字表”来帮助大家学习，农村中形成了浓厚的学习气氛。农忙季节，一般民校都采取结合生产、分散学习的形式。民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提高了农民的业余文化水平。山西省平顺县北社村爱国社社员曾在一首歌谣中这样歌颂自己的文化翻身：“民校比家还要亲，一天不学不放心。五年闪眼过去了，瞎汉变成文化人。记工帐，当会计，全是摘了文盲帽子的老农民。”这首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广大农民对业余文化学习的热情。
冬学和民校的开办使得广大农民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而且发展迅速，仅1952年全国参加学习的农民就有2700万人，是1951年的175％，是1950年的777％，3年间增长了7倍多。仅安徽省从解放到1956年就扫除农民文盲80万人，1956年该省有5万多农民参加业余高小班，有11000多人达到高小毕业。农民业余文化教育提高了农民的业余文化水平，从而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村中的文盲率。
业余文化教育运动使得农村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通过对乡村社会的业余文化教育，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整体素质，促进了农村社会的进步，也使得农村社会的分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化层次的提高拉动了农村非农化的进程。在当时的农村中，非农化的职业分化主要是一部分农民流向了工人，还有一部分流向了干部。如北京市石景山区27岁的刘玉田，原来是文盲，1952年参加学习，冬天每天学1～2个小时，高级班毕业后担任农业合作社副主任。后来经过他的劝说，有个年轻人也参加了扫盲班的学习，毕业后升入初中，做了工厂的工人。同时，农民心理的转变、参政议政热情的高涨、社会风气的变化等，也与业余文化教育紧密相连。
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扫除文盲的绝对数量和规模都比较大，但是相对于当时4亿多人口的农民来说，数量仍显不足；从质量上来看，对扫盲的效果要进行辩证的分析，正如美国学者罗兹曼所说，“大规模的扫盲运动效果可能是很低的”，“1956年在福建的2.5万名乡长和乡党委书记中，2／3的人是文盲或半文盲”。当时这些乡镇的基层领导大多也参加了扫盲运动，但是农民扫盲“回生”、“夹生”现象严重。深层次分析其中的原因，大体有以下几点：
(一)对扫盲工作存在认识上的偏差
认识上的偏差表现之一是对扫盲的长期性认识不足。扫盲工作是一件长期性的工作，实现一个国家国民的脱盲，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在建国初期的扫盲过程中，由于认识不足，出现了要求偏高、偏急的现象。例如在1956年1月12日和13日举行的北京市郊区文教科长和
青年团区委会宣传部长联席会议上，提出的《扫盲规划》就要求在1957年内扫除农村干部和青年中的文盲；到1959年春季以前，全郊区农民中的文盲都要被扫除，还提出要动员一切可能入学的青壮年农民文盲入学；还要成立市、区、乡三级扫盲协会，北京市各郊区每年要举行两次考试，考试成绩及格的发给扫盲证书。1956年沈阳市提出2年内扫除全市文盲92％的要求，郊区个别村甚至提出“全部扫盲”的口号。黑龙江省规定4年内基本扫除文盲，但下面一层一层又把完成任务的时间缩短，不少县市缩短为3年，区乡又缩短为2年，个别合作社甚至缩短为1年。更有甚者，有的农村提出了在年内(1956年)的“七一”、“八一”、国庆节或年底前扫除文盲的要求。这样就迫使基层盲目地赶时间、赶任务，结果只能是使扫盲工作只重数量，不重质量。
同时，扫盲工作认识上的偏差还表现在没有处理好扫盲和生产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两个极端：一是“冬学冬学，冬去不学”被视作常规，不能把冬学和农村生产结合起来，一股劲搞生产、一阵风搞扫盲现象明显；二是用学习文化知识代替生产，从而影响了生产建设。黑龙江克山县十四区翻身村就是一个典型。1947年土改后，全村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全村人民普遍要求学习文化的热情也随之高涨。到1949年，村里建成冬学4处，学员增加到298名；1950年，在省、县文教部门的帮助和指导下，冬学学员全部转入常年民校学习，为村里赢得了“模范识字村”的称号。但是1950年的旱灾与1951年的春旱夏秋涝使得全村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而村干部仍盲目地强调文化学习，以文化学习来代替生产度荒的中心工作。在他们看来，这是保持“识字模范村”称号的唯一有效办法。这种做法使农民根本没有心思参加扫盲学习，学习效果很差。因此，把学习和生产很好地结合起来才是扫盲工作顺利开展的保证。
(二)文化知识的学习很难与农民的切身经济利益直接挂钩
中国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度，长期以来农民的生产活动都是靠上辈传下来的经验进行，他们中的大多数靠田生活，农村中普遍存在知足常乐、保守落后的观念，这也成为农民业余文化教育发展的障碍和阻力。在赵树理的小说《锻炼锻炼》中这种思想就有所反映：1957年村合作社副主任杨小四给村里的落后分子“小腿疼”和“吃不饱”写的大字报中写到：“有些妇女们，光想讨点巧，只要没便宜，请也请不到……提起正经事，啥也不知道，开会常不到，也不上民校，谁起提意见，马上跟谁闹，没理占三分，吵的天塌了。”虽然只是虚构的小说，但是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农村社会中小农的保守思想。上民校，识汉字，学知识，并不能立即转化为直接利益，所以他们对扫盲并不是那么热心，于是在大多数的冬学和民校中就出现了“每年秋后，只召开一次群众大会，宣布男女老少都要上冬学，就算开学了。结果是‘叫、吵、散’(人不来就叫，叫到校就吵，吵一会就散)，‘挤、松、光’(头两天教室挤不下，四五天人数突然减少，十几天冬学就散摊)”，很多地区的扫盲工作虽然声势浩大，但收效甚微。
(三)师资素质较低和办学经费匮乏
师资力量较弱是农民业余文化教育成效不理想的原因之一。1950年12月的《教育部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中提出，“能坚持正规学习的农民业余学校，可以设专职教师外，一般地应实行以民教民的方针，号召动员一切识字的人作群众教师，以教人识字作为自己的光荣任务。”1955年6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民业余文化教育的指示》指出：“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方面要采用适当和有效的办法，广泛组织和动员识字的人，利用业余时间来教不识字的人，并使他们真正理解到这是一个义不容辞的光荣任务。”这个方针的实施，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时师资不足的问题，但是很多农民刚刚从冬学学习回来，文化知识水平还很低，由他们充当冬学的教师，势必影响农民业余文化教育的效果。
另一方面，教学经费的缺乏使得农村业余文化教育在并不富裕的农村很难有效地开展。1955年6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民业余文化教育的指示》中规定：“农民业余文化教育的经费，除少数专职人员的开支、业余教师训练费、主要乡干部离职学习的办公杂支以及一定的奖励费外，都应当由群众自筹。自筹的办法，可以采用学员自出、学员集体生产、合作社统筹等等。各地应当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在自愿原则下，由群众自行决定。”实际上，当时贫苦的农民很难有剩余的财力来创办冬学或民校、开展业余文化学习。尤其是贫农、雇农，他们“缺乏生产资料，特别是口粮。一般贫雇农都缺粮两三个月，个别缺粮四个月”，这些人根本无暇顾及自己的业余文化教育问题。而一些生活还勉强过得去的中农和富裕中农，认为没有文化也一样种地，也不愿把自己的钱拿出来帮助开展扫盲教育。
(四)人口流动加大了农民扫盲工作的难度
建国初期，人口流动现象十分突出，给农村扫盲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一方面，城市失业问题严重，很多城镇人口在城市无法生活，政府就动员有条件的失业无业人员回乡生产，从1950年到1954年总计动员还乡生产人数145714人。另一方面，尽管城市失业问题严重，但是由于农村劳动力过剩和城市高收入的吸引，仍然有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寻找工作。这时期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数量很大，1953～1957年，城镇工业部门新增的劳动力绝大部分是从农村招来的，平均每年进入城镇的农民有165万人。另外，许多农村青年感到农村没有前途，羡慕城市的生活，这也是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的重要原因。1957年入冬后，北京市郊外的农村扫盲工作处于停滞状态，其原因就是青壮年为了外出做民工放弃了学习。
当代中国农民经历了三次历史性转变：从依附地主阶级向个体农民转变，从个体农民向集体农民转变，从集体农民向独立生产经营者转变。在这其中，业余文化教育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真正有意识地走向现代教育的开端，对这段时期的农民业余文化教育加以总结，吸取有益的经验，对当今社会“三农”问题的解决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郑 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