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文字很复杂，加之神庙僧侣又故意将其弄得十分晦涩，因此，随着古代埃及的远去，其文字也逐渐无人能解。15个世纪以来，世人都以惊奇的眼光观察象形文字。欧洲学者一直误认为它是宗教仪式上使用的神秘符号。直到19世纪，它才由法国学者商博良破译成功，从而使光辉灿烂的古埃及文明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商博良也因此成为了埃及学的泰斗。
1790年，天赋异禀的商博良出生于一个书商家庭。他出生之时，父母和邻人都惊讶不已，因为他的皮肤是黄色的，脸也酷似埃及人。幼年时期的商博良就酷爱读书，渴求知识，尤其偏爱与埃及有关的知识。当他从朋友那里得到一包书籍时，商博良大声说：“一切与未知领域有关的东西基本上都会吸引我……”。
哥哥让·雅克在商博良成长的道路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一直为商博良的学习提供帮助。1799年，哥哥为商博良聘请了一位宗教老师Dom Clamels，教他古典语言——希腊语和拉丁语。由此，商博良开始阅读柏拉图及其他古人的作品。1801年，商博良搬到格勒诺布尔，开始在哥哥指导下学习。1802年，他进入学校学习希伯来语。翌年，经老师批准，商博良开始学习阿拉伯语、古代叙利亚语、亚拉姆语和科普特语，其中他最钟爱科普特语。
具备了语言基础后，商博良开始研究古典学，研读了希罗多德、斯特拉波、普卢塔克等人的著作。这些作品都涉及到与埃及有关的内容。1807年，商博良与哥哥迁至巴黎。此后，他进入法兰西学院和巴黎东方语言学校学习。在那里，他继续研习希伯来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古代叙利亚语、亚拉姆语和科普特语。
商博良对埃及文化有着巨大热情，一切与埃及有关的东西都深深地吸引着他。1809年，拿破仑远征埃及的战利品目录出版，商博良开始投身于埃及文化的研究之中。同年，他还担任了格勒诺布尔大学古代史的助理教授，随后迁至格勒诺布尔。在巴黎和格勒诺布尔期间，商博良一直都在研究埃及语言，包括科普特语法和方言变化。
商博良破译埃及象形文字所依靠的重要资料是罗塞塔石碑。1798年，拿破仑率军远征埃及。在这次远征队伍中还有一群科学家和工程师，其中包括考古学家、艺术家和动物学家等。这些科学家对所有的建筑、雕像、铭文以及其他文物、动植物、艺术品，进行了详细记述、分类和研究。1799年夏天，一个叫做Boussard或Bouchard的人，在距离亚历山大30英里的罗塞塔镇工作时，偶然发现了一块玄武岩厚石板。这块石板有3.9英尺九长，24.5英尺宽，11英寸厚，上面刻有三种文字：圣书体文字（通译埃及象形文字）、希腊文、民用体文字。
法国人将罗塞塔石碑转移到了1798年在开罗建立的国家研究所。1802年，石碑铭文的副本被送至巴黎。然而，在对铭文的研究正式开始之前，这座宝贵的纪念碑被英国人占有了。英国人在1801年打败了法国人，并从其手中抢得大量的古器物。其中，最令他们珍视的就是罗塞塔石碑。英国人将这块石碑火速送往伦敦，并小心翼翼地安放在大英博物馆。时至今日，石碑仍存放在那里。
显然，英国人认为，将石碑控制在自己手中，就可以掌控象形文字的研究状况以及致力于解读铭文的研究者。然而他们的如意算盘落空了。最先解读出象形文字的依然是法国人。在英国，解读象形文字的重任落到了学者托马斯·杨（1773-1829）的肩上。杨是一名物理学家和医生。他于1802（也就是在发现石碑三年后）年加入皇家学会，1804年成为皇家学会的特别会员。他曾研究过一些东方语言，但并不是语言学家。杨的研究标本十分丰富，拥有很多其他的象形文字副本和纸草文本。而商博良却不具备同样的条件，就连他的同胞、导师Silvestre de Sacy，也致力于让他在黑暗中继续摸索。De Sacy在1815年7月20日写信给杨，建议他就现在的工作对商博良保密。他写道：“如果要我给你什么建议的话，我建议你不要同商博良交流你的研究成果”。商博良倒也收到过一篇菲莱的铭文，不过那已是在杨得到这篇铭文的4年之后。
杨的研究的确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始终没能解读罗塞塔石碑。而商博良却在别人不断失败的时候，在此方面取得了卓越成绩。他在使用罗塞塔石碑以前，研究了很多其他的资料，并且像儿时做游戏那样，将不同的字母表放到一起进行比较。他将罗塞塔石碑上的民用体文字同其他纸草上的文字相比较，尽管无法准确理解它们的意义，却可以试着从文本中辨别出最简单的特点或标志。此外，商博良还将民用体、祭司体和圣书体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并且把同一文献的几个版本放在一起比较——例如，对比圣书体和祭司体版本的《埃及死亡之书》。此外，对于朋友和同事提供给他的其他一切文本，他都会仔细研究。每卷新的拿破仑远征埃及的战利品目录都会为他提供更多的研究资料。
商博良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探究出了这神秘文字的含义，找到了开启古埃及文化大门的钥匙。他欣喜若狂，丢下手头的工作，冲出房间，穿过大街跑到哥哥工作的法兰西学院，大喊：“我发现了！”
商博良多年的研究成果在《Lettre à M. Dacier》上首次公布，轰动了整个欧洲。他总结出象形文字包含864种符号，这些符号有的表示物体（天体、动物、植物等），有的表示几何图形，有的表示想象出来的动物（兽头人身的动物）等等。他意识到，图中画的都是侧面，这是为了标示出文字的书写方向。如果它们面向左，就意味着人们要从左向右阅读。当然，这些字也可以垂直书写。
商博良还精心制作了一个表格来描述象形文字的另一个重要特点—— 一个物体的图像可以作为符号来表示一个音，但此物体在口语中的名称需以想要表达的那个音开头：例如，古埃及语中的鹰叫做Akhom或Ahome，用来表示A；香水盘叫做Berbé，用来表示B；膝盖叫做Ke’li，用来表示K；狮子叫做Laboi，用来表示L。就这样一个语音要用几个不同的图像来表示。
此外，这类语言既表发音，也有象征性和符号性：例如Het意为“心”，由此延伸出精神和智慧。要表达“忧虑的”，就可以写作“小的心”；“耐心”就是“沉重或缓慢的心”；“骄傲”就是“高高在上的心”；“胆小”就是“脆弱的心；“犹豫不决的”就是“有两颗心”；“顽固的”就是“坚硬的心”；“懊悔”就是“吃掉某人的心”等等。
商博良的另一伟大成就是揭示了古代埃及文字三种文字——圣书体文字、祭司体和民用字之间的关系。商博良指出，三者中最古老的就是圣书体文字，基本上用于雕刻公共纪念碑。随着对更简便写法的需求，出现了祭司体，这是圣书体的速写法。这种字体由祭司使用，书写在纸草上。祭司体具有象征性、符号性和表语音的作用。
最后出现的文字是民用体。它几乎完全表语音。有象征意义的字符只用来表示神灵和神圣的东西。商博良宣布“在整个埃及地区，这三种文字一直都在同时使用。”他还补充道：“全国各个等级的人都使用民用体来进行通信，记录涉及到家庭利益的公共和私人事件。”
然而，商博良的成果并没有立刻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不列颠的学校联合起来抵制他，并对他进行诽谤，否认法国人的成果。杨也站出来贬低他的成就。但在德国，洪堡兄弟、威廉联合达西埃、傅立叶等众多知名人士，团结起来捍卫商博良的理论。直至1866年，另外一篇著名的象形文字文本《坎诺普斯法令》出现，并根据商博良的理论成功解读，才令那些质疑者缄口。事实证明商博良是正确的。
1826年，商博良回到巴黎，担任埃及博物馆保管人。1828年，在法国和托斯卡纳政府支持下，商博良和洛塞利尼同到埃及游览。不幸的是，天妒英才，商博良此行身染重疾，于1829年返回巴黎。1931年，年仅41岁的商博良去世。
商博良于人世匆匆四十载，犹如美丽的流星一闪而过，却用短暂的生命再现了神秘的古埃及文明，完成了几代人的梦想。他仿佛是上帝派来的使者，只为破解象形文字而生。
商博良取得重大发现的决定性因素是热情和专注——15年如一日地辛勤工作。他学习语言轻松而迅速，更重要的是，他可以从中获得乐趣。对他而言，研究语言就是最大的娱乐。例如，在他学习阿拉伯语的时候，就穿着阿拉伯风格的服装，称自己为“al Seghir”（阿拉伯语意为“年轻人”）。另一种“玩语言”的形式就是比较字母表：商博良将古代叙利亚语同亚拉姆语、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字母表放到一起进行比较，然后再将它们同科普特语、希腊语等语言的字母表进行比较。这是一种他用来消遣的方式。正是这种在孩童时期的游戏，后来帮助商博良破译了神秘的象形文字。虽然所获评价褒贬不一，但商博良并不在意。因为他专注于追求的是真理，而非他人的认可。
天才语言学家商博良，用自己超凡的热情和毅力为世人揭开了古埃及神秘的面纱，但却在铸就辉煌之后悄然逝去，不禁令人扼腕叹息。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古埃及文明这颗璀璨的明珠不断地为我们带来惊喜。但惊喜之余，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为象形文字而生的商博良的伟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