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反腐之路

个人试图操纵正式的权力架构以谋求私利。通过解体司法机关，“文革”还掩盖了腐败的真实程度与严重性，数据的缺失导致我们很难准确地测量和分析这个时期的腐败。

新时期的反腐情形

1978年，检察院重新建立之后，正式提起公诉的经济犯罪案件的数量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

1980（可以获得数据的第一年）～1989年，这个数量在9000 件的基础上增加了75% ，达到了约77000 件。其中的三个年份（1982年、1986年及1989年），反腐运动导致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数量快速上升。1989年之后，这一数字则开始逐年递减。

1997年，中国拥有了一部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腐败进行了重新定义，一系列低级别腐败被免除了刑事责任，结果导致检察院起诉的案件数量再次大幅下跌。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修订时就把很多普通案件的受审职责移出了司法体系，导致统计数据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断层。

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实际腐败率并没有因为一些低级别腐败被免除刑事责任而受到影响，1997～1998 年的腐败案件受理数量骤然下跌应该被视为一个数据断层，而不代表实际腐败率的下降。我们还能看到，自1998年之后，检察院经办的腐败案件数量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只是减少的幅度较为缓和。

检察院起诉的经济犯罪案件的总体变动趋势似乎符合人们的一种普遍假设，即改革加剧了腐败。这种假设存在几点问题。

第一，在改革之前，腐败水平之所以较低，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反腐力度较低导致的。我们在前面提到过，在“文革”初期，检察院系统和纪检监察系统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在改革之际，这些机构还在重建中。因此，当经济改革开始放松控制时，官员的反腐能力仍然比较薄弱，反腐力度比较松懈，实际腐败率和腐败暴露率之间的差距可能比政府反腐能力改善之后二者的差距要大。

第二，用来追踪腐败态势的数据是根据腐败暴露率分析得出来的，这些数据只能测量反腐工作的执法力度，不能测量真实的腐败态势。如果我们假定政府的反腐工作是反应性的，即出现了腐败现象之后才被迫采取反腐措施，那么腐败暴露率的上升可能是腐败本身不断加剧与反腐力度不断加大共同作用的结果。

鉴于上述分析，我们目前可以获取的数据表明：在改革早期，虽然存在腐败，但程度相对有限。此外，这些数据还意味着低级别腐败占据着主导地位。

改革早期低级别腐败占主导

在改革早期，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大多是普通案件。截至1989年，涉案金额超过10000元的重大案件在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总量中所占比重还不到20% ，被起诉的高级别官员相对较少。

1983～1987年，检察院以经济犯罪为由起诉了309名县处级及以上的官员（在中国的法律用语中，这种案件被称为“要案”）。平均每年起诉的要案数量为62件，还不到起诉案件总量的2‰。相比之下，1988～1989年，被逮捕的高级别官员多达932名，其中包括在1989年反腐运动中被逮捕的742人。

从能公开获取的有限的数据中，我们可以判断，虽然改革早期的一些重大案件可以追溯到毛泽东时代，但大部分情况下，官员都是在改革启动之后才开始出现腐败迹象。

如果说我们能获得的少量有关高级别腐败案件的数据有何启发意义的话，那就是这些数据表明腐败态势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大幅加剧，具体时间是在开始进行农村改革和第一轮城市改革之后。

总而言之，有关改革之前以及改革初期的数据表明，尽管20世纪50年代受到调查、起诉的腐败案件的数量较多，但起诉率在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下降，而在“文革”期间几乎一度降低至零，这种现象不是因为腐败彻底消失了，而是因为负责调查、起诉腐败案件的机构在政治动荡中被解散或者暂时停止运作了。

“文革”结束后，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检察院重新建立起来，反腐工作也逐步恢复了。20世纪80年代初，起诉率开始攀升，到1989年，起诉率接近于1980年起诉率的9倍。但1979年之后的新增腐败案件主要是普通案件，官员级别一般低于县处级。

更重要的是，我们根据现有的有关大案的数据分析，腐败是在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加剧的。但我在下文中将进一步解释，高级别腐败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才开始加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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