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无论从文化根源、历史演变还是社会现实的角度考察，鲁迅语境主要是人文的和俗世的，基督教文化语境是灵魂观照和信仰层面的。鲁迅语境中的爱是有是非、善恶、亲疏、远近、智愚、高下区分的；基督教文化语境中的爱是无缘故、无条件、无原则的。鲁迅语境的爱主要凸显爱者的自主性以及爱者与被爱者二者之间的关系，基督教文化语境中的爱强调的是超验的第三维度的律例、典章、诫命、法度和信念。基督教文化语境中“爱不值得爱的人”能给人更大的启发。
关键词：鲁迅语境； 基督教文化语境； 有缘故的爱； 无条件的爱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origin,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the society condition, Lu Xunian context is mainly humanistic and secular, while Christian context is spiritual and religious. The love in Lu Xunian context is to be delivered in terms of right and wrong, good and evil, close and distant, intelligent and unintelligent, and distinguished and obscure, while love in Christian context is delivered unconditionally. Love in Lu Xunian context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giver’s agenc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ceiver and the giver while Christian context emphasizes transcendental laws, institutions, imperatives, commandments and faith. “Love the unworthy” in the Christian context can bring us more inspiration.
Key words:Lu Xunian context；Christian context；Conditional love；unconditional love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号：A 文章编号：1006-6101(2007)04-0157-7
一
鲁迅语境中的爱是有高下等级的。孔子的教训中，仁、礼、法三者构成一个对待世人的基本思路。一、仁，主人内在精神。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君子”和“小人”的概念不容混淆。父子、君臣、夫妻、长幼、朋友的纲常是不能乱的。二、礼，主人的规范。孔子说：“丘闻之，民之所由生，礼无大。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礼记•哀公问》)礼的一个意思是世人皆须注意的泛义的文明规范，而其主要的意思是尊卑贵贱等级秩序。匡亚明说：“从孔子伦理学角度去看，礼是人们的行为准则，体现了社会对人的外在束缚；仁则是人的本质，是修己、爱人的内在自觉性。只有外在束缚而无内在自觉，则人的行为完全成为强制的结果，失去人之为人的特点；只有内在自觉而无外在束缚，则人人按自己标准行事，不能保持尊卑上下的秩序。因此外与内、礼与仁必须统一起来。以礼的准则行仁(修己爱人)，以人的自觉复礼(贵贱有序、亲疏有等)。”［1：196-197］三、法，即强制性律法。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论语•为政》)，孔子又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曲礼》上)。这种礼制是以“贵有常贵，贱有等威”(《左传》宣公十二年)的思想为背景的。上下尊卑有严格的规定，“如周天子有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天子有七庙，次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2：358］。号称礼仪之邦的《仪礼》实际上只给“士”以上的“君子”讲，“士”以下的“庶民”、“小人”是没有资格讲礼仪的。刑则反过来只有庶民的份，“凡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周礼•秋官•小司寇》)，“有爵者不为奴”(《秋官•司历》)。或者对犯了“十恶”之类的大夫以上的人要“刑于隐处”，以示虽是行刑而君子小人仍有区别。鲁迅忍不住对孔子“勿友不如己者”发议论云：“势利眼”!［3：224］
鲁迅真实地揭示了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吃人真相，呼唤人间的爱。但是，鲁迅的爱人并不是普世的、有爱无类的，而是在是非、善恶、好坏、智愚、主奴等区分观念中的。鲁迅语境中，“现在世界没有大同，相爱还有差等。”［3：137］“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4：204］在批评“自由人”、“第三种人”时，鲁迅说：“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不是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4：440］鲁迅说，在阶级社会里，人总是受阶级意识支配，“在阶级社会中，文学家虽自以为‘自由’，自以为超了阶级，而无意识底地，也终受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所支配。”［4：205-206］
在鲁迅语境中，人们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人若爱我我就爱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人不爱我我就恨他，人若恨我我就复仇。鲁迅认为，讲爱、讲公理要看环境，对不同的人要区别对待。讲“费厄”“还要有等差，即‘费厄’必视对手之如何而施”［3：275］。如其不然，就会使老实人自找苦吃，“反给恶势力占了便宜”［3：276］。“即使真心人所大叫的公理，在现今的中国，也还不能救助好人，甚至于反而保护坏人。因为当坏人得志，虐待好人的时候，即使有人大叫公理，他决不听从，叫喊仅止于叫喊，好人仍然受苦。”［3：275］爱只对可爱的人讲，只有好人才配得人爱。好人爱坏人是上当受骗，自找苦吃；坏人爱好人一般都是阴谋陷阱。鲁迅面对世人，爱憎分明，“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二
在人世间要真正把爱人落到实处，就只能是没有道理的爱人。这样的道理在汉语语境中实在是少有人深入思考。实际的情况是，如果要讲条件，要追问原因，人最终就没有理由爱人，人最终是不可能爱人的，甚至没有理由、没有可能原谅人、宽恕人，因为人类满眼看到的都是人的坏的一面，从小孩到老人，从家人到熟人、同事、路人。
在希伯来文化语境中，一种强有力的表达是要爱你们的仇敌，一种更广义、更朴素、更平和的表达是要爱你们的邻居。“邻居”一词的含义在希伯来文化语境与汉语文化语境中稍有不同。汉语语境中，是指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人，是同一个居住区、同一个生活环境、同一个工作集体里的人。这个邻居具有“人所故有的团结合作或邻里团结，家庭成员兄弟般亲近或民族相近之亲。‘邻人’一词最初含义说的正是这种彼此亲近关系中的‘亲人’”。汉语文化语境中，一方面，该词的意思是亲人；另一方面，则是与“我”分离、保持界限和对立的“你”或“他”，这个概念中有护城河、隔离墙、长城等严格区分的意思。但在希伯来文化语境中，正如弗兰克所说，这个词是一个包容性概念。“基督教的爱的关系是‘公开的’克服人类一切局限的关系，关于仁慈的撒马利亚的寓言，清楚地表明了这个‘邻人’的概念的变换：‘邻人’原来不是同乡、教友，而恰恰相反，是具有不同信仰的，但表现出怜悯、仁慈和爱的异乡人。”［5：368-369］
刘小枫说：“基督教的爱以至善至爱至美的纯全存在为依据，它才成为超现世形态和自然形态的一种拯救力量。圣爱凌驾于道德的绝对命令之上，对邻人的爱、自爱都只能从圣爱中引导出来。由此被引导的对邻人的爱超逾出伦常的社会关系，它首先意味着，不管是谁他都与我有一种精神上的关系，任何人都有权利有求于我。伦常之爱不可避免地把一部分人排除在爱的范围之外。在基督教看来，使人人相依为命的不是自然的和伦理的情感关系，只能是人的精神与圣爱的同一关系。在这样的规定下，爱必然奔向与我‘无关’的人，以及奔向罪人和恶人。”［6：322］
在基督教文化中，神爱人不讲条件，不讲原因，神不按人的过犯待人。若讲条件，世界上没有人在心里和行为上配得上神永恒的爱。神是本乎神对人的爱，对人的救赎而爱人。如果上帝只选择爱义人、爱好人，那么，世界上就不会有一个人有资格蒙神的爱。K•巴特论述圣爱与世俗之爱的不同时说：“在诚爱(亦即圣爱，翻译之异)之爱中，人的本质所固有的共在人性受到尊崇。……在诚爱者的爱中，坦诚地看见他人，自己同样坦诚地显现于他人之前：在诚爱者的爱中，他对这一切怀有喜悦之情”；“诚爱在这里也意味着奉献，——这并非为另一个人而丧失自我，否则我们便进入了爱欲之爱的领域；这是为另一个人承担责任，而全然不问他的吸引力、他所能向别人提供的东西，全然不问对方与自己的关系的交互性，也没有要求对方以同样奉献的形式进行报偿的意图，怀着诚爱之爱，人将自己给予他的共在者，并不期待共在者的回报，这是纯然的大胆行为，甚至冒着他人恩将仇报的危险，冒着得不到他人的回报之爱的危险，最后这种回报之爱甚至可能是他人人性的泯灭。”［7：319］
神之爱与人之爱不同，“神之爱首先使‘爱的对象’变得值得爱：‘上帝之爱不是发现爱的对象，而是创造爱的对象。’”上帝不是在芸芸众生中发现值得爱的人，而是使不值得爱的人也变成值得爱的人，使罪人、恶人、愚拙的人、软弱的人变得正义、善良、智慧和强壮。［18：792］“‘上帝是爱’的爱，不能理解为向着无爱流布的爱。这个爱是跟那无爱密切关联的。它所找到的那个对象是不值得爱的，它是把完全不值得爱的东西变成了值得爱的东西，而且，它是通过爱它来做到这一点的。”［8：791］上帝是爱本身，上帝是救赎者。
神的爱是超出世俗眼中的利害关系的，“十字架象征爱的完全，而这爱超越历史中的公义与互惠的常范。”［5：268］神的爱与纯世俗意义上人的理性、逻辑、哲学、选择、算计中的爱完全不同。神的爱远远逾越人的知识智慧。人的智慧若不在神里，人的智慧就只显出人的盲目、短浅、有限、偶然和荒唐。使徒保罗说：“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惟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9：林前8：1-3］
鲁迅的爱是有缘故的、理智的爱。他爱一个人的前提是，这个人对众人好，这个人是好人，是值得爱的人。人的爱有三种：肉体的爱、理智的爱和心灵的爱。基督教文化语境中，神的爱的传达和回应主要是心灵的爱，心灵能感觉到但在知识经验里似乎没有道理，不可测度。鲁迅的爱实际上是一种理性的、知识的、智慧的、区分眼光的爱。鲁迅语境中，爱与人的道德品质有关，与人的知识智慧有关，与人的眼光和世界观有关、与人的善恶好坏有关，与爱者和被爱者之间复杂的推理演泽有关。在鲁迅语境中，爱源于“真实”的、可陈说的、可触摸的、可验证的数据、证词、物件、因果律等，是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经验的、关联中的、变化着的。因而，鲁迅语境中，爱的实际状况就是一个无常，是因人因时因势的变异。爱本乎人的理性时，人的各种理性因素因人因时因势而千差万别，面目纷呈。各种前提的设置和结果的引出极具偶然性、多样性和变化性，从而使得人在人的道理之中的爱的实践时刻陷于矛盾，使得实际的情形是，爱的表相之后是机关算尽，是猜疑、仇恨，使得爱实际上不可能存在。
由于人自身的软弱性，人自身难以克服的人人具有的罪性，世人有分别的、有选择的、有缘故的爱的道理总是以我为中心，往往是利己而损人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爱总是善变的、骑墙的、徘徊的，而使得“有原因”的爱总是演化为有原因的恨，而使得表面上看上去一来一往有根有据的、有选择的爱的道理实际上最终成了爱有关环境，有关态度、有关倾向性，有关是非善恶品质，有关经济状况，有关阶级地位，有关受教育的程度，有关血缘关系，有关社会属性；而使得爱的本来的意义最终离开人而转向与人无关的物；而使得爱最终化为乌有。在这种语境中朦胧表相的爱实际上非但不是像人们说的那样不去爱他们不感兴趣的未选中的一部分人，而且连他们真正选中了的够条件的人也往往最终还是没有理由去爱。因为无论人们如何仔细，被选中的那些人总会在一定的时间地点或多或少显出一些不能叫人爱的因素，而使得他无法叫人爱，而使得人们最终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爱一个人，而使得由人解说的世界到头来只有仇恨是有道理的。而使得整个人间到头来只能充满仇恨。历史辩证法的“黑暗”本质正是在这些地方一步步把人类引向灾难。
认为人可以有条件、有选择、有分别地爱人，就意味着人可以有条件、有选择、有分别地恨人，也就意味着人必须有条件、有选择、有分别地与可恨的人战斗，也就意味着人可以有条件、有选择、有分别地把可杀的人杀死。因为在这种“世界观”里，有一部分人是可恨、可杀的；因为在这种“世界观”里，有一部分人是永远正确的，他们永远拥有杀人的正当理由。
这其实仅仅是一种观念，只要你认为人类可以分为好人坏人朋友敌人两类，只要你认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只要你认为如果我们不杀死敌人敌人就一定会杀死我们所以我们要年年月月时时刻刻杀死那些我们认为是敌人的人；并且我们一定要采取全民皆兵先下手为强的策略，要贯彻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且要把敌人消灭干净的世界观，那么，人类就永远不会有爱人的原因，人类就永远不会有不杀人的理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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