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企业市场环境的变化和现代技术的发展，企业规模经济的重要性开始减弱，高度专业化的微型企业获得了更多的生存、发展机会。结合社会资本理论，分析了社会资本在企业中的功效；并结合我国微型企业发展现状，剖析了社会资本在我国微型企业创业中的作用。
关键词：微型企业；社会资本；创业
中图分类号：F276．3
文献标识码：B
一、问题的提出
知识经济、网络技术的发展和人们收入的提高引起了需求结构多元化、个性化变化，也引发了企业组织结构的变化，企业规模经济的重要性开始减弱，为微型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动荡的市场环境变化和现代柔性生产技术的发展，使规模大的企业组织容易出现规模过于庞大带来管理上的僵化、组织费用增大、运行的低绩效，因此高度专业化的微型企业获得了更多的生存和发展机会。
据全球创业观察(GEM)的调查表明，每100个中国人中有12．3人参与了创业活动；在37个全球创业观察参与的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全员创业指数排名第9位，明显高于日本、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现在，有高达36％的人期望在三年内创办企业，这一数字是我国香港地区的4倍、美国的2倍。古典范式所进行的创业的企业绝大多数是规模非常小的企业，这些规模非常小的企业已成为经济增长重要的推动力。“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新建企业对美国和世界各个行业的竞争结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些曾被认为不可战胜的巨人公司，最终被一股新的创业企业冲得七零八落。”。根据美国小企业管理局1995年的统计资料，在高科技企业中，员工少于20人的企业有40356家，占70％。更为重要的是，微小企业是在特定的地理空间聚集了亲缘、业缘、地缘、人缘关系组成的关系网络，造就了灵活的专业化协作网，使得企业与企业之间、人与人之间正式交流沟通而形成的猎取社会资源的能力加强，为微小企业创业和发展提供了契机。具有生命力的微小企业往往充当新技术孵化器，成为新经济的助推器和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主要场所。有资料统计，美国70％的技术是由小企业发明的，在新增就业机会中，有85％是由小企业贡献的。美国“克林顿时代”经济增长的奇迹，5000余家微小型高科技企业起到关键作用。
我国理论界对微型企业的研究成果散落在对小企业的研究中。在我国现行经济政策中没有微型企业的称谓，习惯上把微小企业称为“个体户”。人们关注的只是大企业如何挺进世界企业500强，“抓大放小”从一定的视角反映了人们对微小企业命运的漠视，使人们创办微型企业动力被抑制，也使我国大型企业失去了由微型企业等组成的分工协作网络，大型企业陷入自我服务的循环格局，规模报酬递增效应不明显。与此形成鲜明对应的是，在我国东部地区，家庭作坊式的微型企业似雨后春笋般诞生，并衍生了一批“明星企业”。由微型企业、小型企业、中型企业组成的“企业束”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力引擎，推动着东部经济的高速发展，产生了“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的奇迹。有关微型企业问题是摆在经济理论工作者面前亟待解决的课题。笔者归纳了各种资料，微型企业是指企业雇员人数小于10人、产权和经营权高度统一、产品(服务)种类单一、规模细小的企业组织。国外理论界比较早地认识到了在信息技术条件下微型企业的凸现作用。法国把雇员在9人以下的企业称为特小企业，西班牙则称之为微型企业。为了便于研究，1996年欧盟委员会统一了界定标准，把雇员人数在1-9人的企业称为非常小企业。在我国，理论界系统地对规模小的微型企业展开研究，几乎还是空白；仅有少数学者就微型企业的内涵、特征、作用进行了探讨。关于我国微型企业的产生、发展和微型企业的演变规律还缺乏研究。引发微型企业的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仅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出发，探讨我国微型企业产生的原因。
二、社会资本理论与社会资本功效
最早提出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概念的是法国人类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他在1979年发表的《区别：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中，提出了三种资本形式：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但他没有对社会资本展开分析。
科尔曼(James S．Coleman)是对社会资本进行理论分析的第一位重要学者。他在其1990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社会理论的基础》(Foundations ofSocial Theory)中，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达成某个目的的生产性因素，它是藏于社会结构中的、基于信任的关系资源；它在两个人之间创造出明显的责任，同样也构成为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ties)，这种明显的责任便是双方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就能够利用的资源，就像人们在银行里存了一笔钱，将来可以随时取出来使用。
在科尔曼的基础上，波提斯(Alejandro Portes)在研究国际移民现象时，对社会资本进行了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界定。他指出，社会资本是个人依赖网络或更大的社会结构中的成员之间互相调配稀缺资源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依赖于个人，而是依赖于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
1985年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的《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中，深入探讨了嵌入性概念。他进一步发挥了博兰尼的“嵌入”概念，提出了“弱嵌入”(weak em-beddedness)的概念。这是介于“强嵌入”和“零嵌入”之间，又不同于“强嵌入”和“零嵌入”的一个新概念。实际上，“弱嵌入”就是部分嵌入，它一方面强调经济行为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而核心的社会结构就是人们生活的社会网络；另一方面又承认经济过程具有自主独立性。因此，原始的、非市场社会的经济行为嵌入社会关系的水平比起持“强嵌入”观点的学者所认为的要低，而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行为嵌入社会关系的水平比起持“零嵌入”观点的学者所认为的要高。甚至，当一个社会向现代市场转型时，也不会改变经济行为嵌入社会关系的水平。美籍华裔社会学家林南的深入研究表明，个体社会网络的异质性、网络成员的社会地位、个体与网络成员的关系力量决定着个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社会网络资本就是指嵌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资源的总和。这个资源的范围广泛、类型众多，如权利、地位、财富、金钱、学识、信息等等，通过社会网络，人们可以获得和利用这些资源，达到功利或非功利的目的。
波提斯(Alejandro Portes)借用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观点，将社会资本区分“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两种：“关系嵌入”是基于互惠预期而发生的二元关系；“结构嵌入”是指在更大的社会结构中双方的互动关系。在结构嵌入中，必须考虑文化和规范等因素，因此，信任、惩罚与规则等得到增强。在所有有界的社会
资本范围内，会促使个人因为对群体内需求和目标的认同而建立社会网络，形成资源共享的格局。波提斯的社会资本论，不仅给出了分析二元关系的微观解释模型，而且涉及到更大范围的社会结构层面多元关系的中观和宏观分析范式。
企业的社会资本是指那些能够被企业所控制的，有利于企业实现其目标和实现目标活动的，嵌入于企业网络结构中显在的和潜在的资源集合。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一样，企业的社会资本既有先天的成分，也就是企业先赋性的社会关系；也有后天的获致性社会关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后天获致性社会关系在企业中的作用日益凸现。
作为组织的社会资本，企业社会资本存在二个层次，一是企业可能会在与其他行动者的联系中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性资源，扮演“桥梁”作用；二是企业的内在社会网络和规范可以融合组织内部的行动者，成员间合作团结的“粘合”作用也常常会为企业实现其目标提供便利。
三、社会资本在我国微型企业发展中作用
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在对东亚经济发展成功的原因进行分析时，发现东亚的社会资本比其他国家更为丰裕；整个社会经济在发展目标上达成共识；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伦理和社会关系结构相对稳定；社会关系和谐。东亚经济发展成功的奇迹为社会资本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材料。我国东部地区微型企业的迅速发展，除了有政策、体制、环境多方面的因素外，笔者认为拥有比大型企业更多社会资本来源渠道和更容易获得足够的社会资本量是微型企业蓬勃兴起的重要原因。
第一，在微型企业的创业与发展过程中，社会关系资本起着极为重要的资源集聚功能。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国家行政权力在资源分配中的控制虽然在逐渐放松，但主导地位没有改变。由于微型企业在创办和发展过程中所需的自由流动资源的相对短缺，大量社会资源仍处于国家行政权力和国有单位的控制之下。因此，通过创业者已有的和后续不断编织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取各种资源是微型企业创业和企业存续发展的基本条件。自古中华民族就有对富裕追求的渴望，同时，“父债子还”对债务的“强信承”和“苟富贵，毋相忘”互惠价值观，使亲朋好友乐于“有钱出钱，没钱出力”来成就创业者。创业者在由亲缘关系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容易以低成本获取社会资源包括资金、技术、信息。调查表明，在创业者未成为企业家，不具有任何社会声望的时候，敢于不计较任何风险，给予白手起家者伸出援助之手的，大多是具有血亲或姻亲关系的亲戚，或是有多种交情的好友。在这种大家认可的自己人的隐形关系网里，人们可以随时获得资金、人力等方面的支持。由于创业资金的来源渠道主要是个人融资，受资金量集结的限制也使创办的企业规模是微型的。
第二，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企业规模重要性降低，而创立企业所用的社会资本将随企业规模减小而下降。当所需的社会资本量达到创业最低边界点，新的企业就会诞生。技术革命使企业组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同时也使企业生产的有效规模(MES)变小，平均成本曲线左移，使得许多中小企业可以进入原来难以进入的领域进行生产经营，尤其是以知识经济为特征的新技术革命，使企业规模变得较小。当人们期望将储存在脑袋中没有显性化的沉默知识转化为生产力时，具有相同知识结构的技术人员就共同创办企业或以个人为核心创办企业。相同知识结构的人在一起，拥有共同的语言、情趣、爱好，更易于团结。在缺乏直接的社会融资时，企业的规模必然是微型化。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网络技术的发展，使企业规模变得不是那么重要。通过网络，企业家可以获得足够的社会资本。与此同时，科学技术引发的大型企业的组织再造、业务分解也为微型企业的生存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第三，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社会关系节约微型企业创业的管理成本。微型企业雇员人数少，一般来说是以亲朋好友为主。华人社会关系与西方社会关系的重大区别是：在血缘亲情这种特殊主义的社会关系和无血缘亲情的普遍主义关系之间存在着泛家族化社会关系。从家庭、家族的关系延伸到全社会这种泛家族关系特征使得我国微型企业具有很强的社会关系网络。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由亲缘关系组成的命运共同体——企业，容易形成合力，他们有较强的归属感，激励动因大，避免了团队中的“搭便车”、“偷懒”行为，也避免了“委托一代理”中的机会主义及败德行为和目标函数不一致而出现的高昂的激励成本。历史沉淀形成的文化如共同规范、准则和习惯是所有人相互认可、代代相传的行为准则，良好的文化氛围能够给投资者增强投资的信心，使企业能够扩大信息的交流量，通过建立和传导信誉、增进交易的重复性机制，以减少机会主义动机和交易成本。
第四，社会资本增加了微型企业创业的市场机遇。企业的成功有赖于各种重要资源的有效组合，如生产资源、政府行政资源等等。企业的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它可以帮助企业获得所需的各种市场资源，如从网络伙伴那里得到有价值的市场信息，或者建立重要的联系等，促进企业市场份额的扩大和经营绩效的提高。根据Burt(1992)的“结构洞”观点，行为主体可以通过占据其他未联结节点之间被成为结构洞的位置在网络中获取稀缺资源，而其他主体只有通过他才能获取相应的资源。从企业的角度来分析，一方面企业处于其自身构建网络的核心位置，占据了网络的结构洞，因而可以享用网络中的各种资源来满足企业的发展。不仅如此，企业还处于由其他企业构建网络的从属位置，虽然该企业不能象利用自身网络那样获取充足的资源，但他还是可以通过处于结构洞的其他企业得到一些对企业发展有用的资源。
(责任编辑：阿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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