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历着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同时经历着加速城市化的过程。体制转型和城市化这双重变迁既改变了物质经济，也从更根本的层面重塑着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贫富差距在阶层化的过程中拉大了，但是，社会保障体系却没有得到及时的完善，这成为当前改革中最严峻的问题之一。同时，制度的变迁、城市化进程，以及技术发展带来的新的沟通模式，在微观层面使人们的日常生活建构方式、人际关系、社会风尚发生着或微或著的变化。
社会结构的变化
体制转型牵动着中国社会的每个细胞——从经济、政治到社会、文化，从城市到乡村，从老人到孩子。转型过程中，利益重新分配，利益格局发生巨大变化，谁拥有不同的资源，他在社会中的位置和能力就不同。从垂直向度看，有人向上流动，有人向下流动，从而社会的阶层结构发生变化，这是一切变化中最根本的变化。
改革前中国是政治分层社会，以户口、家庭出身，参加工作时间、级别、工作单位所有制等一套非财产所有权标准来界定一个人的“身份”，政治地位是每一个人的首要地位，升学、工作、参军，甚至谈婚论嫁都首先考虑是否“根正苗红”。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就对处于政治底层的人的政治面貌重新进行界定，身份制开始渐渐解体，政治分层的地位下降，经济分层的地位上升，社会进行了重新的排列组合，引起了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动。主要有如下变化：农民可以突破户籍限制进城流动；企业逐渐脱离政府的级别等限制，企业经营者所受政治约束减少，受市场影响增加；“档案”对人的限制逐渐减弱，劳动者的流动能力增强；先天的出身影响减弱，后天获得的文凭、证书、学历等成为流动的主要标准；产权作为区分人群的作用越来越大，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市场机制的作用被强调，财产在分层中的作用变得更大了。
20世纪80年代是资源扩散的过程，原来的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是改革的受益者，反倒是知识分子和国家公务人员获益较少，出现“脑体倒挂”的现象。到了90年代，资源重新向少数人手中聚集，由掌握权力、财产和知识的人结成联盟，控制着多数社会财富。尽管看起来社会因分工更加细致而似乎成为“碎片”，但是资源却高度集中，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弱势人口所能够掌控的资源非常有限。这种少数人握有多数资源、多数人分享少数资源的状况在90年代中后期逐渐定型，社会形成中间“断裂”的两极，学者用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分析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个倒“丁”字型——庞大的底层构成“丁”字倒过来那一横、弱小的中间层作为一竖的过渡、少数顶层是一竖的顶端。一个社会的均衡稳定发展是中间层占多数的橄榄型结构最理想，而我们这种结构使得资源难以在高低层之间顺畅交换，社会结构紧张，出现很多社会问题。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急剧扩大。
尚不完善的社会保障
转型过程中先是渐渐均化、后又极化且趋于定型的社会结构造成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相当多数的人处于社会的中下层，他们特别是底层的生活需要完善的社会保障才不致艰难。转型过程是除旧布新的过程。由于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目标，遇到的问题也是独特的，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难免发生社会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的情况，需要走出中国式的路。社会保障制度在转型的过程中，一方面适应体制的变革而去掉了旧的体系，另一方面，却没有及时更新建立新的体系，不仅在体制转型、结构变迁和城市化进程中新沦为弱势群体的下岗工人、农民工、失地农民和拆迁户等没有得到有力的保障，而且一些原来通过单位制获得的保障也随着单位的弱化而减弱或失去。90年代以来，政府在养老、住房、医疗、教育、流浪乞讨人员保障和救助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以适应社会变革过程中出现的新的弱势群体的保障需求。各地根据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制定颁布了相应的救助办法。这些应变性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帮助弱势群体的作用。但是，在救助主体、救助资源整合、救助理念和救助方式等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没有形成系统的机制。社会保障成为近年来中国社会最突出、最不和谐的问题之一，“民生”一词成为近几年党代会和“两会”最热的词。十七大报告中特别提到了要建立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社会福利体系。否则，发展的公平难以实现，社会矛盾难以得到有效的化解，社会将很难稳定，因而成为经济发展的巨大隐患。
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工伤、失业等都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能够看到国家在这些方面的努力，比如，对于低收入者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政策，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政策等。在中国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中，三农问题成为发展的瓶颈。而农民在社会保障方面遭遇到的城乡不平等格外严重，尽管农民工在城里工作，但是他们却无法享受市民的保障政策，所以他们还是要把土地当作自己的保障，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农民和市民仿佛是两种公民，因此，城乡统筹、全国统筹的社会保障政策在目前“民工荒”、加速城市化的时刻显得格外紧迫。
城市日常生活如何建构？
转型的同时，中国的城乡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世界各国发展经验表明，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城市化的过程。城市化不仅表现在城市空间规模和人口规模的扩大，也表现在城市居民生活方式的变化。考察社会的变迁，宏观结构的视角非常重要，可以帮助人们清晰地看到社会的发展脉络；微观日常生活的视角同样重要，因为生活世界是最真实、最新鲜的社会镜面。在变迁才是唯一不变的特征的时代，关注日常生活的真实运行也许是最可靠的。日常生活是在同他人交往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城市生活更是一刻也离不开人际互动。因此，可以通过考察个体社会关系的内容和过程来发现建构日常生活的动力和逻辑。
1949年之前的中国社会是如费孝通先生首创的“差序格局”——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造成这种波纹差序的是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尽管城镇生活比乡村多了些陌生性，但是血缘和地缘的联系依旧是城里人实现日常生活的依靠，比如各地来京办事的人往往落脚在当地在京的会馆，类似于今天的驻京办事处。戊戌变法时候，各省的举子都住在本省的会馆。此外，就是通过从事同类经营的人自发成立的行业协会（业缘）来约束彼此的行为，避免恶性竞争，裁度是非，寻求帮助。总的来说，传统社会是个熟人的圈子，个体通过非正式的血缘、地缘和晚期出现的业缘纽带作为自己办事、交流的媒介。
1949年之后，城市生活中个人之间的关系减少了，单位制和街居体制将城市里几乎所有的人囊括其中，住房、工资、升职、托儿、子女上学、洗澡、食品票、布票、电影票……等等一切物质和精神需求都取决于单位，并且没有其他资源可以候选，甚至夫妻吵架都“找组织”解决，政治性因素裹在私人生活领域当中。个人生活实现的程度和品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人在单位的位置、能力和关系，对单位高度依赖，形成了单位把一切都“包下来”的“总体性社会”。个体倒是很省事，不用自己去为生活操太多的心。这样，设计生活的弹性也就非常有限了。
1978年改革以来，除少数大型国企和机关单位之外，大部分企事业“去单位化”，将原来很多由单位承担的保障、福利转给市场和社会，选择的可能性增加了。此时的社会已经不是传统时代靠血缘和地缘联系的状态了。体制转型削弱了户籍对人员流动的限制，城市化进程增加了城市人口的数量，职业选择多样了，对外开放价值观多元了，住房商品化了，科技的应用特别是网络的普及使沟通变得既便捷又难以捉摸。总之，城市生活的流动性、陌生性、异质性、复杂性增强了，曾经尽管单调但是却很确定的生活变得很不确定、很不安全。然而，事情还是要办，情感还是要表达，兴趣还是要实现，心灵还是不能孤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