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它的苦、它的痛、它的悲、它的乐……始终牵动着中国有志青年的心，指引着他们走向田间地头。
农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它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它曾经孕育出一个崭新的共和国，它的未来决定着这个国家的未来。
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上，农村与中国知识青年之间始终有着水乳交融的联系，1980年代以前的几代青年，把他们的青春与汗水尽情地抛洒在乡村的田间与地头，农村经验成为他们人生中最宝贵的阅历。
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经济发展逐渐步入了快车道，都市的繁荣吸引了青年，召唤了大批知识青年“回城”，农村逐渐淡出了知识青年的视野。然而，当城市建设初显其成效之后，新一代的知识青年便再次将他们的目光投向了农村。一股到农村去的民间力量，在知识青年中重新萌生并延续发展下来。
尽管始于1990年代的这一次知识青年的自愿“下乡”运动，从初露端倪到如今的初具规模整整用了十余年，然而，却划出了一道中国当代青年知识分子追求人生价值的闪亮轨迹。在个人经济利益越来越成为一种强大的异化力量的眼下，自愿放弃优越而安逸的生活，走进条件艰苦的广大农村，将自己的青春和汗水奉献给最不可能得到直接利益的土地上，并为了农民的欢乐与幸福而不惜牺牲自己学业、事业甚至生命的青年身上，体现的是一种令人感佩的道德自觉和社会责任感。
从历史的视角上看，当代知识青年的“下乡”运动，正是近百年来中国的有识之士们建设美好中国社会的理想的延续，是中国知识分子百年来下乡运动历史的新篇章。可以说，只要中国的农村和农民问题不能有完善的解决，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下乡运动就不会消失。
青年下乡的五四启蒙
——李大钊的号召
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五四前夕。各种新思潮纷纷涌入中国，其中俄国的民粹主义对中国的“平民主义”思潮的兴起产生了关键作用。民粹主义强调具有浓厚道德色彩的农业社会主义的特点，对于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来说很有吸引力，李大钊就是其中之一。
这位激情澎湃的启蒙者1919年2月在北京《晨报》上发表了他的著名论文《青年与农村》，号召中国有志青年到农村去，走与农村相结合的道路。
他说：“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去开发他们，使他们知道要求解放、陈说苦痛、脱去愚暗、自己打算自己生活利病的人，除去我们几个青年，举国昏昏，还有哪个？”
因此，他号召城市的青年到农村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与理想，“只要知识阶级加入了劳工团体，那劳工团体就有了光明；只要青年多多的还了农村，那农村的生活就有改进的希望；只要农村生活有了改进的效果，那社会组织就有进步了，那些掠夺农工、欺骗农民的强盗，就该消声匿迹了。”
农村与革命
——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在五四思想的感染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的青年对于走入农村有了极大的兴趣。共产党人充分意识到了千百万农民所蕴藉着的巨大革命力量。1927年毛泽东深入湖南农村进行广泛的调查，于３月间开始在《战士》周报上公开发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阐明了中国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农民同盟军问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的正确理论，成为以后新民主主义革命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随后毛泽东领导了著名的秋收起义，农民运动发展成武装斗争。农民运动的经验使得毛泽东最终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并争取全国解放的思想。
毛泽东终身注重农村工作和农村建设，关注农民疾苦，强调知识分子一定要到广大的农村去向农民学习，通过服务农村百姓来改造自己的思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成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理由。他说：“拿未曾改造过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儒家的理想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
与政治家社会革命的视角不同，中国的学者则希望深入农村以探索改变农村愚昧落后和不民主面貌的各种可行性方案，以改造农村和建设农村为切入点来改造中国的整个社会，从而实现建设一个公正、民主、科学、富强的新中国社会的梦想。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中国新儒家代表人物梁漱溟先生和留学归国的晏阳初博士分别依据自己的方案在农村开展乡村建设的试验。他们的实验纯属于民间努力，目的是“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或可云一种建国运动”。
梁漱溟从儒家学说的观念出发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剖析，得出对中国农村的基本看法。他认为中国近代以来在与西方文化竞争中遭到了失败，这种文化的失败导致了中国社会遭受了破坏。中国要走出这种失败的阴霾，就只能走乡村建设运动之路。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他选定山东邹平县作为乡村建设的试验地，并成立了乡村建设研究院，坚持了8年的乡村建设实验，以尝试他的理想。梁漱溟的一系列实验中，发展教育是农村建设的最重要手段。他认为：“乡村建设也就是民众教育，民众教育不归到乡村建设就要落空，乡村建设不取道于民众教育将无办法可行”。在邹平县8年间他兴建了200余所各类学校，探索和积累了大量关于农村教育的改革经验。
海归派的事业选择
——晏阳初与博士下乡运动
晏阳初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在那个时代，他完全可以凭此而谋求富贵舒适的生活。但这位洋博士却从他的三C信仰（孔子Confucius、 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出发，坚信自己毕生的追求在于广大乡村的建设和平民的教育事业。他在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即言论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第五项自由：即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
与梁漱溟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阶段性不同的是，晏阳初毕生致力于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运动，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创办了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菲律宾国际乡村改造学院等民间教育机构,曾被美国百余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代表评选为“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之一，成为通过推行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而争得世界荣誉的少数中国教育家之一。国际社会尊称他为“国际平民教育之父”。
晏阳初将中国农村的问题归为 “愚、穷、弱、私”四端，主张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分别医治之：以文艺教育救“愚”——通过学习人文与自然科学知识开发民智；以生计教育治“贫”——举办实验农场，改良猪种和鸡种，对农民进行“生计训练”；以卫生教育救“弱”——创建农村医药卫生制度，村设保健员，联村设保健所，县设保健院：以公民教育救“私”——养成人民的公共心与合作精神。
1929年，他举家搬迁至河北定县，与普通农民生活在一起。此后，中国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博士下乡运动”，一批受到他影响的高级知识分子纷纷离开繁华的都市走入乡村，从事艰苦的乡村教育和建设工作。他们把定县作为“社会实验室”（抗战爆发后迁至重庆北碚），认真进行社会调查，扫除文盲，开办平民学校，推广合作组织，创建实验农场，传授农业科技，改良动植物品种，倡办手工业和其他副业，建立医疗卫生保健制度，还开展了农民戏剧、诗歌民谣演唱等文艺活动，受到农民的欢迎。
“博士下乡”标志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传统的“学而优则仕”观念的超越，反映了他们一代的知识分子希望服务他人，以艰苦扎实的实干精神报效国家的崇高精神境界。
上山与下乡
——共和国青年的足迹
建国后的青年下乡运动盛况空前——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知识青年下乡运动一波接一波，参与人数达千万之多，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不过，与解放前的知识青年下乡相比，多少带有政治运动的色彩，而文化大革命中极不正常大规模知识青年下乡运动，则完全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
总体上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知识青年下乡运动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而每一阶段都有它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原因。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到文化大革命是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政府号召知识青年下乡的出发点主要在于解决城市中就业困难问题，同时鼓励号召青年去开发边疆和偏远的地区。从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一文中不难看出中央号召青年下乡的缘由：“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
不久，党中央提出的“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第一次把城镇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概括为“下乡上山”。同时，北京、上海等城市掀起了建国后知识青年下乡的第一次高潮，至1957年底，城市下乡青年已将近80万人。
大跃进失败后，城市的就业形势再度严峻，知青下乡的路子又被重新提起，成为精简城镇人口的重要手段。武汉、西安、北京等地的知青纷纷到国营农场参加劳动。知识青年下乡的新一轮运动在党和政府的鼓励下得到了迅猛发展，中央为此还专门设立了指导知青下乡的工作机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不时给予精神上的鼓励和动员。据统计，这个阶段全国下乡知青多达130万人。
文革开始后，知识青年的下乡运动进入了第二阶段。一开始，在当时政治氛围的影响下，下乡的知识青年们开始怀疑前一段的上山下乡运动与所谓的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有关，要求回城问个明白。另外，红卫兵们组织了全国性的知青组织，进行全国串联，涌入城市参加文革。全国大中学校停课闹革命，各地都处于混乱之中，学生毕业了，却难以分配工作。
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发布了最高指示，要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此后中国便掀起了空前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大约十年的时间里，先后有数千万知识青年情愿或不情愿地被下放到了农村。可以说，这一次规模空前的下乡运动完全是在国家领导人和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有关的争论以及它给我们留下的历史经验还将有待进一步去认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中国步入了正常的国家建设和发展时期，经济建设成为整个国家日常生活的核心任务，知识青年下乡的历史一度被社会所遗忘。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新一代青年成长起来以后，又开始涌动着新一轮走向农村、关注农村的潮流。
新一代的青年知识分子们在繁荣的城市里已经嗅出了这个社会越来越不均衡的利益分配，意识到了城市与乡村之间越来越大的裂痕。显然，这样的发展最终可能导致中国城乡之间的矛盾越发严重，而中国城市一旦失去充满活力的乡村，最终也将一事无成。同时，就个体而言，奉献牺牲精神的追求，自信心和成就感的树立，学习体验人生百味等等理想，都可以在服务农村的奋斗过程中得到回报。
于是，一些勇于践行的青年学子不断从城市和学校的象牙塔中走出来，沿着先辈们走过的道路，循着先辈们的理想走向农村，去了解、关怀、帮助、奉献、学习农村。那一幕幕似曾相识而又充满新的时代风气的感人至深的故事在历史的长河中又不断地上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