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早期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李大钊顺应时代的需要,率先在中国大地上高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并较早地对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进行了初步探索。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接受某一学说时,“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①。对一个社会主义者来说,“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②这实际上已经初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
在此基础上,李大钊进一步提出了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命题。他说:“应该细细的研考马克斯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详细一点说,就是依马克斯的唯物史观以研究怎样成了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状,我们应该怎样去作民族独立的运动,把中国从列强压迫之下救济出来。”③这些论断,是对于未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如何获得中国特性的一种恰当的提示,④是对当今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如何实现中国特色的一种有益探索。值此李大钊诞辰120周年之际,探讨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初步探索的理论贡献,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比较全面地阐述了生产力、生产关系及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间的相互关系,初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
基本原理
十月革命后,李大钊真正开始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1918―1920年间,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比较全面地阐述了生产力、生产关系及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间的相互关系,初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必将推动社会发展和变革。
马克思认为,经济生活是一切社会生活的根本条件,物质生产是所有社会发展的最终基础。据此,李大钊认为,“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⑤因此,“物质既常有变动,精神的构造也就随着变动。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物质和经济可以决定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⑥换句话说,“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然发生变动”,“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⑦不仅如此,“历史的唯物论者观察社会现象,以经济现象为最重要,因为历史上物质的要件中,变化发达最甚的,算是经济现象。故经济的要件是历史上唯一的物质的要件。”⑧同时,“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然随着他变动”,变动的最终结果便是社会变革。因此,马克思主张以经济为中心考察社会变革的原故。同样,李大钊也坚持“经济的生活,是一切生活的根本条件”这个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并将这一观点作为其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考察的锐利武器,从而逐渐成为我国最早的一位探索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先驱。
值得一提的是,自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创立以来,一直存在着对它的种种误解,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所谓“经济决定论”。用恩格斯晚年的话说,“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或歪曲。”⑨对此,李大钊敏锐地意识到,历史的发展固然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基础,但塑造历史进程的因素,还有非经济的物质要件,如民族、地理等,尽管由于它们自身的变化很小,但“于他那最少的变化范围内,多少也能与人类社会的行程以影响”。⑩此外,“在经济构造上建立的一切表面构造,如法律等,不是绝对的不能加些影响于各个的经济现象。”{11}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者,遇着时机,因着情形,或须取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而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这种准备,便是阶级竞争或阶级斗争。因此,李大钊指出:“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12}由此可见,李大钊实际上已经注意到历史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经济因素并非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场合都是影响历史进程的唯一决定性因素,任何将其绝对化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应对其作用进行辩证的考察。
二、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初步设计了未来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一般原则
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切重要的生产资料和经济机构都应收归国有,劳动人民真正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人与人之间彻底打破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建立起平等自由联合的关系。李大钊恪守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原理,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经济原则进行了设想。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凡大资本的企业:铁路、矿山、轮船公司、承办运输事业、大规模的制造工业、大商店,收归国有”,“自国家银行以下所有的银行,均收归公有”,“小工商业及运输机关,亦渐次收归国有”,“除去有土农夫所有的土地以外,土地亦收归国有”。{13}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阶级,完全打破,使人民全体,都是为社会国家作有益的工作的人,“并为大多数人谋幸福”{14}。在此,李大钊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公有制进行了明确界定,并指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和目标。
所有制形式决定分配方式。李大钊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底下做工,是很愉快的,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除去少数幼稚、老休、残疾者外,其余皆是作事的工人,各尽所能以做工。”{15}怎样才能让大家各尽所能呢?他说,“从经济方面言,必须使劳动的人,满足欲望,得全收利益。”{16}那么通过什么手段“满足欲望”呢?首先,生产决定消费。“生产决定消费,生产为消费者的需要所轨制”,“使生产恰合于公众的需要”。{17}但我们不应忘记,消费引导生产。传统的计划经济只强调按计划进行生产,忽略了“消费者的需要”,结果导致盲目生产:一方面,消费者不需要的产品“过剩”;另一方面,消费者急需的产品“短缺”。在某种程度上,李大钊已经对计划经济的弊端进行了某种预测,尽管这种预测的主动意识还不是很强,但其启示意义仍不可估量。其次,“使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得到和他劳工相等的份。”这实际上是在强调社会产品的分配应遵循公平原则,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这是按劳分配原则的雏形和早期表述形式。不仅如此,李大钊还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使人尽富或皆贫,是使生产消费,分配适合的发展,人人均能享受平均的供给,分享最大的幸福”。{18}这一观点与我们今天倡导的“共同富裕”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施行,自然要求计划经济与之相辅,这是当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致观点。李大钊据此指出,“社会主义是使生产品为有计划的增值,为极公平的分配,要整理生产的方法。”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应实行科学、合理、有计划的生产,实行计划经济。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制度,是以事物的管理代人的统治的制度”,“在这种经济组织之下,无论工农生产事业均渐扩大,生产自然增加”。{19}社会主义国家应“依极经济的组织与方法,把资本、劳力与天然均成经济化,利用自然力开发富源,俾利国用”,并反问道,“社会主义之下,资本可以集中,劳力可以普及,资本之功能以集中而增大,劳力之效用亦普及而加强。有此种资本与劳力,以开发公有土地之富源,那愁实业不突飞猛进?”{20}应该说,李大钊当时的计划经济思想是时代的产物,更是一种进步的意识,尽管有不足,但其超前思维所闪耀的真理光芒不可抹煞,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启迪作用仍不容小觑。
三、依据中国小农经济的特殊国情,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原理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一般原则的具体运用必须中国化
注意同实际结合,同群众结合,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具有的一个特点和优点。{21}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之一,小农经济的广泛性是当时中国的最大实际,李大钊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为搞清这一问题,他在1925―1926年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下了《土地与农民》等论文。文中他分别从中国农业和农民的地位以及农村生产关系的角度,对当时的“三农”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首先,“农民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全人口中占主要的位置,农业尚为其国民经济之基础。故当估量革命动力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其重要的成分。”{22}其次,“中国的农业经营是小农的经济,故以自耕农、佃户及自耕兼佃为最多。”长期以来,中国农民深受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的双层压迫,生活日趋艰难,流离失所,缺衣少食。在这种情况下,自耕农与佃农成为“农民中最多数最困苦的阶级”,中国农村出现了“水潮似的全国农民破产的潮流,正在那里滔滔滚滚的向前涌进而未已”。{23}这表明,中国农业经济的基础很深,虽然经济上的变动不能骤然表现出来,但其发展趋势是势不可挡的。
那么中国农业和农民的出路何在?李大钊认为,孙中山“所拟的平均地权办法,未能及身而见其实行”。于是,他提出了“广众的贫农所急切要求的口号”——“耕地农有”。他说:“国民革命政府成立后,苟能按耕地农有的方针,建立一种新土地政策,使耕地尽归农民,使小农场渐相联结而为大农场,使经营方法渐由粗放的以向集约的,则耕地自敷而效率益增,历史上久久待决的农民问题,当能谋一解决。”{24}他还进一步论证了农业生产效率的高低与农场面积的大小关系甚大的道理:“农场面积的大小,对于使用人工、畜工、农具等的效率,亦有一种确定连带的关系。在面积较大的农场,其工具设备的效率皆较高。”{25}因此,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必须扩大经营规模,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与联合。同时,还需改革经营方法,使经营方法渐由粗放的向集约的发展。由此,李大钊的解决农民问题的思路清晰可见:首先实行“耕地农有”的方针,然后再实行把个体小农业“联结”为集体化大农业的政策,同时将粗放经营转向集约化经营。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在以后的民主革命进程中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思路来解决农民和农业问题的。
认清国情是解决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中国的国情主要表现为农业经济的特点显著,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这就决定了中国在实行社会主义之后,要迅速改变经济落后的状况,就需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为此,李大钊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能够使我们人人都能安逸享福,过那一种很好的精神和物质的生活。照这样看来,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26}这表明,李大钊已经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
那么如何在当时的国情下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呢?李大钊认为,在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存在货币和商品经济,在经济领域中仍存在竞争。他指出:“生产品不就是为消费的,有直接分配于消费者,有分配于他业者。后者不过记一记账,前者则须代价。金银纸币流行,可以换取所需的物品。”又说,“国家将生产品经过一回中心市场,使有货币者得以换取所需的物件,售价适应于此其中流行的货币。”他还进一步指出:“人咸以为实行社会主义之后,决不发生竞争。盖社会由竞争而进步,良好的竞争,是愉快而有味,无不可以行之。”{27}这表明,李大钊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尽管以计划经济为主体,但同时还存在着一定的商品经济和竞争。他最后指出,我们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是寻快乐的,不是向那穷苦不自由的地方去”{28},充分表达了他追求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这些思想,对我们今天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大启示。
四、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罪恶,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社会主义竞争的现实合理
性
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后,开始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罪恶进行尖锐批评。他指出: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用以榨取工人的“余工余值”;这“全是资本主义的罪恶!”“经济上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现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底下,那里有劳动者的自由,只有少数资本家的自由。”{29}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发达之下,贫困日见增加,在这种惨烈的竞争场里,社会现象迷乱复杂的程度有加无已,人若想求慰安与幸福,除了内观、冥想、灵化而外,殆不可能”。{30}同时,李大钊根据对时代发展潮流的分析,认为在今日世界经济形势下,中国非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可。他说,“中国的经济情形,实不能超出于世界经济势力之外。现在世界的经济组织,既已经资本主义以至社会主义”,从中国自己的情况来看,“一般平民间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压迫,较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苦痛。”这种国内外经济形势决定了中国“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所以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31}因此,“社会主义之发生,恰如鸡子在卵壳里发生一样”,是自然而然的,待条件成熟之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必然要取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主义社会“无论人愿要他不愿要他,他的命运的必然的出现,这是历史的命令”,“乃如夜之继日,地球环绕太阳的事实一样确实了”。{32}这就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是马克思所预言的“两个必然”的中国化。
历史的必然性并不等同于现实的合理性。要真正代替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又是须将现今制度,完全改革。其实质方面又须寻出一种新方法,代替旧式之私竞的经济秩序及组织,使社会上发见新的经济组织及秩序是正规而优良者,即主张协作的生产,并得真正平均的分配,此为其目的。”“故社会主义不是破坏生产,是求进步的、适合的生产,即整理生产,使归统一,免呈纷乱之象。分配平均,使生产不致过度,社会上遂现一种新的秩序。”{33}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的竞争不仅是为社会进步而进行的竞争,而且是在保证人民最大幸福的基础上,使生产、消费、分配适合的良性竞争,“竞争的结果,把这集中的资本收归公有……也是不可免之数了。”{34}这就论证了社会主义竞争的现实合理性。
社会主义竞争的现实合理性具体来讲,是通过为实业振兴创造前提来体现的。李大钊在其发表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的考察》等文章中指出:“不少人认为要实行社会主义,必须首先着力于发展实业,以开发全国的事业,增加富力,从而使一般人尤其是广大的下层农民富裕起来,认为这是最稳妥和最好的方法。然而我的想法却与此相反,我认为要在现存制度下发展实业,只能越发强化现在的统治阶级而迫使下层农民为少数的统治者阶级付出更多的劳动。”他断言:“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因为“中国非无资本而苦于资本之散漫”,“现在若果实行平民专政,先将这样资本强行收集起来,一定可以大办实业”。“中国劳动者,本来是价廉物美名驰全球的。但中国实业不发达,没有很多工厂雇用他们”,“所以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不愁缺乏资本,尤不愁缺乏劳力,以此而开发地大物博的中国富源,实业是大可发展的。”{35}同时,李大钊又认为,社会主义“原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它的实际形式不可能一成不变,当人们“用以为实际的运动”时,它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36}。这表明李大钊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只有通过不断的改革,社会主义才能发挥其优越性,将历史必然性变成现实合理性,最终代替资本主义。
总之,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应该说,李大钊是一个对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有很大功劳的历史人物,是变被动社会现代化为主动社会现代化重要转折期的、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影响发展方向的关键性历史人物。{37}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在其1967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的《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序言中,阐述李大钊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时说,李大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解释者,他不仅介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而且还对未来即将发生的变化作出预言。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深深地影响着未来整整一代中国共产主义领导人的思想和行动。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解释和探索方面,可以说,李大钊“第一个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思想武器去考察经济现象,抛弃了传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成为我国最早的一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38}他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初步探索过程中,起到了开天辟地和承前启后的作用。深入研究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探索,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有着重要价值。
注释:
①②③⑤⑥⑦⑧{12}{13}{14}{15}{16}{17}{18}{19}{20}{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9、34、711、59、139、60、51、68、611—612、333、50、671、614、670、613、445—446、824、825—827、833、828、670、374、672、672、142、454—455、334、375—376、84、446、34页。
④沙健孙:《李大钊的社会主义观》,《光明日报》,1994年6月27日。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6页。
⑩{11}《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9、34页。
{21}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
{37}张静如:《李大钊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贡献》,《北京党史研究》,1994年第6期。
{3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李大钊研究文集——纪念李大钊诞辰100周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95页。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博士
责任编辑:周奕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