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别山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处， 主要包括三省边区20余县（市）：鄂东北的黄安、麻城、黄陂、孝感、黄冈、罗田、礼山、浠水、蕲春、黄梅、广济，豫东南的商城、光山、罗山、经扶、固始、潢川、信阳，皖西的六安、霍山、霍邱、立煌、英山、舒城、潜山、太湖、宿松、岳西等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这片火热的革命大地上，活跃着一批本土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土生土长，其革命指导思想既依靠马克思主义，又不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他们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地实际相结合，为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大贡献。
以董必武为首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武汉的革命活动对大别山革命者的影响
“漫天撒下革命种，伫看革命暴发时”，董必武不仅将将自己的毕生心血，全部奉献给了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更重要的是经过他的思想启迪和革命熏陶，无数仁人志士开始前赴后继的走上轰轰烈烈的革命道路。“正本清源，饮水思源”，在白色恐怖肆意弥漫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别山之所以最终发展成为闻名于世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并在此地诞生出我国三大主力红军之一的红四方面军，与董必武坚持不懈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密不可分。
发端于鄂东北地区的黄麻起义，是大别山地区第一个割据政权闪亮登场的开端，而黄麻起义的领导者无一例外，大部分是董必武曾经教过的学生。董必武到底是如何将深藏于心的那种推翻腐朽落后的旧势力，从而建立一个伟大新中国的革命信念，传播到这些誓死如归的农民起义领袖的心田之中，并最终汇聚成一股伟大革命浪潮的呢？这就不能不提到在当时令人神往的革命摇篮--私立武汉中学。
武汉中学是由董必武等人在1920年春天发起创立的。早在1919年春，董必武赴上海向孙中山汇报湖北地区抗法运动开展情况时，就已经开始酝酿。正是此次上海之行，董必武初次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信息之后，开始实行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重大转变。恰在此时，他遇到了也对马克思主义抱有浓厚兴趣的同乡人张国恩，李汉俊，詹大悲。这四个人在商讨应该如何宣传马克思主义，如何发动群众等问题时，一致认为目前能够做的就是办报纸和办学校两件事。虽然办报纸的动议因经费问题胎死腹中，但办学校的事情在董必武和张开恩回到武汉之后，在众多热心人士的帮助之下却有了重大进展。1921年4月10日，私立武汉中学在武昌小东门粮道街275号正式开学，虽然最初只招收了甲、乙两班学生，但从此之后在九省通衢的武汉就有了正式宣传革命的主阵地。
由于董必武和同为武汉中学创办人之一的张开恩都是湖北黄安人，因此黄安和与之相近的麻城、黄陂、黄冈、罗田等地的许多家庭，争相将自己的子女送到此处接受教育。这些学生中就有后来成为黄麻起义总指挥的藩忠汝、第一任中共黄安县委书记董贤珏、第一任中共麻城县委书记蔡济璜及后来也曾担任过麻城县委书记的雷绍全、第一任中共罗田县委书记李梯云，以及革命烈士王秀松、王志仁、汪奠川、王鉴等人。而麻城县最早的中共党员王幼安，虽然毕业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并不是武汉中学的学生，但同样是在董必武的启迪下走上革命道路的，并由董必武在1922年介绍入党。在武汉中学的师生中，有5人参加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筹建，成为中共成立前武汉9位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中的中坚力量。而在黄麻大起义前后牺牲的革命烈士中，毕业于武汉中学的校友就有21位。可见武汉中学就是当之无愧的大别山革命运动的第一个“孵化器”。
武汉中学不仅仅是董必武宣传革命的主阵地，更是他发动革命，并有力推动革命向纵深发展的策源地。他多次邀请李大钊、恽代英等革命先驱者来校讲学，向师生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宣传社会主义思想。这里就是成立于1920年夏天的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最重要的办公地和联络处之一。1920年11月成立的湖北地区第一个共青团组织——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也是在武汉中学创办的。中共一大胜利召开后，董必武等革命的先知先觉者更是以此地为舞台，为辛勤播撒革命云雨殚精竭力，废寝忘食。作为湖北地区党的最高指挥机构——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不久改组扩大为武汉地方执行委员会兼武汉地区执行委员会）也设在此处。
当时董必武还有许多志同道合的革命伙伴，如包惠僧、张开恩、赵子建，陈潭秋，刘伯垂，郑凯卿等人。以上这些人虽然后来发生分化，有的脱党，有的走向了革命的反面，但他们在早期的革命活动中都不同程度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陈潭秋。
董必武比陈潭秋整整大10岁。他们的人生轨迹本应是两条平行发展的直线，却又为何渐行渐近，并最终相交在一起，从而结成深厚的革命友谊？
这一切都得从那场伟大的学生运动说起。1919年，北京暴发五四运动，作为武汉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之一，陈潭秋在亲自参加了武汉学生大游行后，6月初随学生参观团到南京、上海等地参观学习。经同班同学倪季端（黃冈同乡）介绍，他在上海的渔阳里结识了董必武和后来同为中共一大代表的李汉俊（湖北潜江人）。受到董必武和李汉俊革命熏陶的陈潭秋，开始如饥如渴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回到湖北后，陈潭秋先是串联林育南、肖仁鹄、刘艺祖等人，一同回到家乡黄冈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活动。不久之后他又邀请几个同学一起在武汉创办了湖北人民通讯社，并担任社长。1920年春天，已经回到湖北正式创立了武汉中学的董必武，诚心邀请陈潭秋兼任教员，并主持全校内务工作。恰在此时，董必武接到了一封来自上海的信件，原来是正在上海筹建共产主义小组的李汉俊写给他的。李汉俊要求董必武负责筹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在陈潭秋、张开恩等人的帮助下，董必武顺利地在1920年8月正式组建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
董必武和陈潭秋的家乡分别位于黄安和黄冈，同在大别山南麓地区，两地相距并不遥远，正是在他们的指引人，无数在武汉就读的来自于大别山地区的青年学子，开始接受革命思想的洗礼和熏陶，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的道路。1927年11月黄麻起义爆发，从而在沉寂已久的大别山地区打响了反对统治的第一枪。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正是董必武、陈潭秋等革命先行者，高擎着马列主义的圣火，及时为大别山人民送去了第一缕阳光，才驱散了笼罩在大别山夜空的几乎所有阴霾，最终使一个在版图上仅次于中央苏区的革命根据地，在鄂豫皖三省交界处闪亮登场。 董必武、陈潭秋等革命先行者在革命活动中不仅是大别山地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启蒙者，而且培养了大别山地区本土马克思主义者，为大别山地区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
大别山本土马克思主义者的出现及其革命活动
在董必武、陈潭秋等湖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直接教育或影响下大别山地区先后出现了一批本土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地区进行革命活动的过程中，不断地传播着马克思主义。这些本土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以戴克敏、曹学楷、徐朋人等为代表的鄂豫皖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们。
“书香人家”觉醒的戴克敏。戴克敏，1905年5月13日出生于湖北省红安县七里坪镇上戴家村一个书香世家。自幼年起，即跟随父亲在箭厂河、七里坪等地读书。父亲戴雪舫早年毕业于湖北省农业学校，参加過辛亥革命，与董必武是志同道合的朋友。1912年戴克敏的父亲戴雪舫自湖北省农业学校毕业后，几经辗转，留在了箭厂河教私塾。这所私塾是由箭厂河吴姓族长吴芾村主持开办的。为了避免变故，开学前戴雪舫特意同吴芾村议定了三个条件：改良私塾；以学养学，族上不截留学钱；塾师年薪不少于20串，免收戴克敏学费。但一年过后，吴芾村不仅将这三条议定全部推翻，还大骂戴雪舫是臭书匠。后来戴雪芳曾教育戴克敏：“农民受豪绅地主的欺压，我们书香人家也遭受过豪绅地主的欺侮，可以说，农民和我们一样，同豪绅地主是势不两立的，结果是要决斗的。”父亲的思想言行对戴克敏影响很大，为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1923年秋天，戴克敏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武昌湖北省立第一师范附属高级小学。正是在这所学校里，通过董必武，戴克敏直接接触到了宣传共产党革命理论的书刊。“如今得到这些书刊，便爱不释手，如饥似渴地读着、记着。白天，他利用课余时间，带上国文课本，装着温习功课的样子，钻进行人稀少的树林，学习著作；夜晚，同房的三位同学去看戏、逛街，他就关上房门，专心致志地看书刊。就是躺在床上还要思考一番，把不懂的地方默默地记在心里，以便来日请季伦、希烈指教。”1924年1月，经戴季伦、徐希烈介绍，戴克敏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又加入了在董必武指导下成立的革命团体———黄安旅省青年协进会，至此戴克敏开始从事革命活动。在以后的学习中，戴克敏以极大的热情，团结进步学生，组织读书会，上街演讲，自发地到烟厂、蛋厂去办夜校，到工人中去宣传去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
信封里获得思想启迪的曹学楷。曹学楷（1898—1931），原名学凯，出生于湖北红安县七里坪镇刘家园一个破落地主家庭。1918年，他瞒着祖父赴武汉，考入武昌中华大学附属中学。当时这所大学的校长正是湖北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恽代英。他是曹学楷在汉接触最早、印象最深的一位恩师。大约在1919年4月10日前后，曹学楷置于箱内的学膳费用不幸被盗，他茫然不知所措，当晚写了篇日记，将学膳费的来历和丢失后的心情记入日记中。4月13日，恽代英批阅学生日记，在曹学楷的这篇日记上写了4句话“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一人不职，所伤甚多。一息尚存，永矢勿谖。”借此说明改造社会、完善制度之必要及自己的职责所在，同时鼓励曹学楷不要为此而灰心丧气。后来，曹学楷因丢钱受到祖父的斥责而辍学回家。为了弥补损失，贴补家用，曹学楷在黄安县七里坪镇程维德村开了个招牌为“保元祥”的小杂货店。在做生意期间，他与恽代英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常将自己在乡下的所见所闻写信告诉恽，恽曾数次复信，托郑遵芳转交，并带来一些进步书刊。不久，通过恽代英的介绍，曹学楷认识了仰慕已久的董必武，并在同董必武的通信中明白了许多道理。曹学楷后来曾对戴季伦、戴克敏讲，他是在恽代英、董必武的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的。1924年后，革命团体——黄安旅省青年协进会经常派学员回黄安县开展革命宣传活动，戴克敏、戴季伦就是其中的成员。每当“二戴”回乡，曹学楷便放下生意不做，加入他们的行列，到各地游说。1925年冬，经“二戴”介绍，曹学楷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并由此正式完成了其人生成长中的重大转变。
私塾先生徐鹏人的伟大转变。徐朋人（1903—1931），湖北省红安县七里坪镇高徐家村人。父亲徐型仪是一个学识渊博的旧式知识分子，以教私塾为职业，兼行医采药。朋人幼时随父读书，他学习用功又聪明懂事，14岁以后，因生活所迫，便一边读书，一边帮助父亲教书。之后，徐朋人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黄安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求学期间，接触到了董必武赠送黄安高等小学的《新青年》、《新潮》、《黄安青年》等进步书刊，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高小毕业后，因家庭困难，徐朋人放弃到武汉中学读书的念头，到离家30多里的天台山徐家河小学当教员。1923冬季，董必武在武汉中学组建了以董贤珏（董必武之弟）、王鉴、雷绍全为骨干的中国共产党黄安县工作组。工作组回到黄安后，办农民夜校、平民小学，宣传反帝反封建，宣传马克思主义。一次偶然的机会，工作组成员接触到了徐朋人，取得联系后，徐朋人没有忘记在高小期间接触到的新思想，他向工作组成员借到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书籍。拿到这些书籍后，徐朋人如获至宝，积极学习研究。在学习中，他注意同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为了了解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他还深入到附近农村作社会调查，与农民促膝谈心，了解他们的痛苦和愿望。他对农村的社会矛盾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与研究，逐渐认识到，土地问题是农民最关心的问题。为了了解全国革命的动向，他经常给在武汉中学读书的同乡挚友写信，索取《中国青年》、《向导》、《洪水》、《黄安青年》等书刊。1926年秋，徐朋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受党的指示在紫云区初级小学当校长，发展党团组织，宣传革命思想。
大别山革命根据地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的成果
建国后，在谈到鄂豫皖根据地的建设发展时，徐向前元帅讲到：“根据地的这些领导人，土生土长，和当地群众有血肉联系，土马克思主义有一些，洋教条极少。如果照搬洋教条的话，闯不出这种局面来。路是人走出来的，不能妄自菲薄，小瞧土马克思主义。“徐向前元帅所说的”土马克思主义者“即是大别山地区的本土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是毛泽东同志所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执行者和推动者。他们根据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具体情况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相结合，在大别山地区积极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对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积极实践
1927年11月，著名的黄麻起义爆发，遗憾的是在占领县城21天后，大别山这批最初的本地“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随着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转战木兰山。日益艰难而残酷的斗争，使这些本地“马克思主义者”逐渐认识到：革命的武装如果不进一步发动群眾，建立一个基础坚实的中心区域来站稳脚跟，仅凭流动式的单纯游击活动，就不可能坚持长期的革命斗争，也难以取得最后的胜利。1927年5月，黄安县委和第七军党委会领导人“吴光浩、曹学楷、戴克敏、戴季英、徐朋人等，在紫云区檀树乡清水塘村举行会议，决定开辟柴山保，并以黄安、麻城、光山边界的光裕山、摩云山、羚羊山、木城寨、天台山等为活动中心，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开展群众工作，以创造一个比较稳固的立足点。这个决定，是黄安县委及第七军党委贯彻湖北省委关于“造成割据局面”指示精神的初步体现，是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黄安、在鄂豫皖边界地区的最初反映，是黄麻起义诞生的工农革命军在发展中的又一重大进步。”在具体开辟工作中，以戴克敏、曹学楷、徐朋人等为代表的这些大别山里的本土“马克思主义者”，充分利用了他们自身的出身优势和理论优势进行革命活动。为迅速打开局面，曹学楷与戴克敏、戴季英、陈定侯、徐朋人等商量，决定对柴山保地区上层分子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提出“为绅不劣者不打，有土不豪者不杀”的口号。在土地问题上，曹学楷等结合当地实际，采取渐进式的作法，开始减租减息，到秋收时，则提出“谁种的田归谁收去”。经过戴克敏、吴光浩、曹学楷、徐朋人、戴季英等历时两个月的艰苦工作，党的正确政策和策略在柴山保地区取得显著效果。群众生活逐步改善，并初步组织起来。党和工农革命军得到黄、麻、光3县边界近20万群众的直接支持，开始在这里站稳了脚跟。至此，鄂豫皖边界地区第一块红色区域开始形成。1928年冬，他们酝酿即在整个大别山脉实现武装割据，这一战略思想的提出，直接推动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更大割据局面的形成。
（二）对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经验总结
首先，这些本地“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本地斗争的实践经验，提出了一系列的斗争方针策略。1928年，时任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党代表的戴克敏，在率部从黄冈返回木兰山的途中，将第七军的游击方式方法用两个16字作了概括。“第一个16字是4句话：昼伏夜动，声东击西，远袭近止，绕南进北。第二个16字是“八会”：会跑（跑路与跑脱敌人），会打（不打无益之仗），会集（集合），会散（散开），会进（进攻），会退（退走），会知（知己知彼），会疑（疑惑敌人和一切反动派）。”后又经第七军党务委员会讨论，把4句话概括成“十六字游击方针”，将“八会”概括为“八会战术”。这些游击经验对于指导和推动大别山地区武装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
其次，在大别山区，以这些本土“马克思主义者”为主要成员的根据地领导人认为，是否坚持党的领导，是红军区别于旧式武装的根本标志，是保持人民军队本色的重要保证，是部队精神力量的源泉所在。1927年，大别山地区第一支人民军队———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成立，总指挥潘忠汝，党代表戴克敏。1928年，鄂东军改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时，又明确党小组建立在大队的原则。党在大别山区的革命军队，从一开始就明确了党对军队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