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发展与实践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的主要历史阶段。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日臻成熟、思想上进一步纯洁、组织上更加巩固。
[关键词]党的建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15）04-0009-05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取得的首次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争取国内和国际一切积极进步力量的支持，建立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战线，充分发挥了无产阶级先锋队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作用，在严酷的战争中磨砺成为一支思想上、政治上完全成熟，组织上坚实巩固的无产阶级政党，最终夺取胜利。抚今追昔，值此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再次审视那段浴血荣光的历史，对于我们牢记“落后就要挨打”的惨痛教训，不断弘扬抗战精神和提升民族凝聚力，在新的历史起点巩固和壮大统一战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意义。
一、抗日民族统一初步形成，党的各项建设面临新契机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制造“柳条湖事件”，突然袭击沈阳，侵占中国东北。蒋介石多次致电张学良要求国民党一方不予抵抗。到1935年，日本侵略者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迫使国民政府签订《察哈尔协定》和《何梅协定》，攫取了华北的大部分主权。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与国民党的消极态度相比，共产党对日本入侵持坚决反对态度。1935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号召全中国的民众团结组织起来，拥护和参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反蒋的战争。11月28日，中共发布《抗日救国宣言》，重申工农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红军愿与任何抗日反蒋的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和个人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并且愿意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实现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2月25日，瓦窑堡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正式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早在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向全国发表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1]同年，7月13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向全国同胞提出了国共合作的三项基本纲领和中共的四项保证，这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纲领。迫于形势的发展和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国民党的态度亦发生变化。9月22日，由国民党主管的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国共开始暨1924年之后的第二次合作。
面临着国内外环境的巨大改变，党的建设面临着新发展的契机。中国共产党紧紧把握住机遇，对各项具体政策做了及时改进，党的建设步伐也随之调整，促进了抗战事业和党的建设的大发展。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指出，中华民族处境艰难，随时面临着亡国的危险，广大工农、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广大知识分子是抵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基本力量；当前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已经有了新变化，买办地主阶级阵营可能会发生分裂，因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很有必要的。党的基本策略是“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此，必须反对“左”倾关门主义。1937年8月25日，洛川会议召开，会上分析了卢沟桥事变以后国内的抗战形势，认为卢沟桥的抗战已经成为全国性抗战的起点，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本阶段最中心的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正式确定了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决定》指出，为了实现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积极推动国民党的统治政策实行“全部的彻底的转变”；另一方面，则要求“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与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的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把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义的。”[2]
而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对于抗日战争极其重要，这也是抗战全面爆发前后中共中央特别强调的问题。1936年1月2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新的形势下党的组织任务》的报告，并指出：“党的建设要解决几个组织原则问题，无产阶级要在各种群众斗争中取得领导权；随着民族战争的开展，党要迅速地发展；由于党在苏区和白区所处环境和面临的任务不同，所以各地只能在统一的政策下独立地进行斗争；虽然我们没有取得城市，但是有自己的政权、武装，已有的武装已成为中国革命最主要的力量，党的干部随红军行动，党要依靠武装建立和发展党组织。”[3]报告重申反对“关门主义”的问题，要求改变对于党员成分的机械理解，克服对知识分子的狭隘观点，在战争考验中选择干部。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加强，党组织和党员队伍迅速发展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不断扩大，人民大众反抗外敌入侵的热情空前高涨，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可，党的威信与影响力日益扩发，热血爱国青年和革命积极分子主动请缨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因此，为适应抗日根据地的扩大以及坚持发展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党也抓住各种有利的条件，适时扩大党的组织，壮大党员力量。
1938年3月15日，《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就指出：“为了担负起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神圣的任务，强大的党组织是必要的。但应该指出，目前党的组织力量，还远落在党的政治影响之后，甚至许多重要的地区，尚无党的组织，或非常狭小。因此，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目前迫切与严峻的任务。”[4]在严峻的抗日战争形势及国共两党复杂微妙的关系下，中央要求尽可能吸纳优秀分子进入党内，破除发展党员“关门主义”的壁垒，反对把精力投入在审查旧关系和旧线索的“小圈子”内。通过积极发展党员，宣传党的主张，来扩大党组织的影响力。为此，党组织“大胆向着积极的工人，雇农，城市中与乡村中革命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坚决勇敢的下级官兵开门，把发展党的注意力放在吸收抗战中新的积极分子与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上。”[5]在战争条件下，党把组织建设延伸到战区和前线，不断吸收新的成员。即使是后方没有党组织的地区，也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与发展。与此同时，党还要求严防汉奸、托派分子、阴谋家、投机家混入党内，在日寇占领的中心城市与工业重镇区域及党在开展活动时需要隐匿的部位，就必须控制发展党员的数量，确保党员队伍的思想可靠性与政治纯洁性。历史证明，扩大党组织的辐射面、积极吸收新党员的做法适应了当时的形势。
在入党方式和新党员的教育上，中央也作了原则性的指导。在大量发展党员的情况下，还是要对人党对象严格审查，避免只看数量、不计质量的拉人入伙式的入党；新成员入党，必须经过组织程序，经过党员介绍和支部政治审查。同时，为适应党员数量上的需要，新党员候补期按照“革命出身”加以重新规定：譬如，工人雇农不要候补期，贫农、小手工工人一个月；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小职员、中农、下级军官三个月，但在特殊情况下可以适当延长或者缩短规定的期限。对于新加入的党员，要对他们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无产阶级政党观的教育，使他们区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其他党派指导思想的根本区别。中央还要求各级党部做到把发展党员作为经常的重要工作之一。经过组织发动和广大党员干部的努力，党的组织得以扩大，党员人数不断增加。而对于如何在国统区发展党员，也有具体的指导。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各游击区域在党的组织与工作方面要普遍建立党的秘密组织，改变党的领导方式与工作方式；有组织地、有计划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重新教育党的干部和党员。
总之，在抗战初期，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培养了大批革命骨干，为党领导抗日战争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和组织基础，也为以后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全党的党员人数大约是四万，而在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后，我们党在全国有了大规模的发展，到1940年，党员人数已达到八十万。[6]取得这样的成就，关键在于正确地判断形势，不断加强抗日宣传，使统一战线政策得到了绝大多数民众的认同。
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确立，党的建设布局全面展开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着重讨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地位、作用、策略，确定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统一全党的认识和步调。这次会议继续强调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会议批评了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暴露出的“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两种狭隘思想，尤其是以王明为首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指出正确的统战方针应该是既统一又独立。全会重申，抗战时期党要把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战区和敌后，以主要力量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
在思想建设方面，会议号召党员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从理论中提取普遍性道理，要重视历史知识的学习，从历史中汲取经验与教训。反对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与本本主义，破除洋八股，避免离开现实问题空谈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陋习。提倡新鲜活泼的，被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文风，防止拿马列主义吓唬人和乱扣帽子。[7]毛泽东在会上专门指出，“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8]在学习方法上要理论联系实际。一方面，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对敌斗争结合起来。不要片面、孤立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而要取其精髓用于指导实践；不要只停留在会抄写马克思主义语句和简单背诵的层面上，而要把他当做指导战争实践的精神武器来使用；要熟悉马克思主义原理关于一般社会规律与人类社会的结论，把他用作分析问题与解决矛盾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另一方面，要学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实际。对历史遗产要“批判——继承——批判——吸收”。[9]对于当前形势的特点和规律，要在全面掌握情况的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系统、科学地分析。
在作风建设上，会议重申党的纪律，加强民主集中制。毛泽东指出，“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10]他还指出，有效的监督是必要的，是爱护干部的一种体现。倘若没有这些，所谓“积极性”就是一纸空文。而这些“积极性”的发挥，就要靠党内生活的民主化。一个缺乏民主生活的“党”，就会沦落为“一个人”的党或“几个人”的小团体。因此，在党内大力开展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使党员知晓什么是民主生活、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系，“民主”与“集中”的权限。只有解决好上述问题，才能做到在扩大党内民主生活的同时，又不至于走到极端民主化，形成破坏党内政治规矩的“自由主义”。
会议指出，共产党员在面临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抉择时，应坚持集体主义，使个人利益服从于人民群众的利益。必须懂得，共产党员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员，要体现“先进性”，这种优越性不只是停留在党内，党外也存在着许多的先进分子和积极分子，我们要主动接近并把他们团结起来。共产党员应该既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只有虚心向民众学习，向环境学习，向友党、友军学习，汲取他们的优点，才能开阔眼界、丰富视野、荣辱与共、共同进退。
这次会议对于干部政策有了新的认识和规定。如“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要“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在选拔干部发面，“要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11]不仅要选出好干部，还要善于使用干部，用好干部，“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12]在干部问题上必须坚持公道正派的作风，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只有这样才能使党的组织更加稳定。
总之，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肯定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路线，确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坚持持久抗战的基本方针和战略部署，克服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使统一战线思想在全党得以确认。同时，对党的建设作出了全局安排和具体规划，为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思想上与组织上的保证。
四、统一战线成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党的建设齐头并进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给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和广阔的空间，同时也给党的建设带来了挑战。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排除各种干扰，力量得到迅猛发展，党在思想上变得更加纯洁，组织上更加巩固。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此时的共产党是一个“全国性”与“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若从领导骨干、党员成分、指导思想等方面考量，已经是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和“布尔什维克”化的党。但是，由于大量新党员所在的党组织并非全是“群众性”的，不具备稳定的思想和完全纯洁的组织，就不能称其是“布尔什维克”化的。同时，对于（老）党员队伍，也不同程度存在着参差不齐的状况；对于先前成立的党组织，需要进一步进行“布尔什维克”化。党所面临的环境、任务与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已有所不同，身处的环境更加复杂，担负的使命也更加重大。因此，在1939年毛泽东就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地需要建设这样一个党，建设这样一个党的主观客观条件也已经大体具备，这件伟大的工程也正在进行之中”。[13]
对于上述问题，毛泽东在1939年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作了阐述。他对党的建设历程总结分析道：党的建设的过程，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全党上下不懈努力，党的各级组织带领党员干部通过坚韧不拔对敌斗争的结果。毛泽东在回顾了党的建设发展历程后认为，民主革命时期，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这两个武器的英勇战士，后被概括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
随后，中央作出了《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并指出：“共产党必须进一步依靠群众，必须深入群众工作，才能克服投降与反共危险，巩固统一战线，争取继续抗日，争取民主政治，准备反攻力量，否则是不可能的”。[14]同样，共产党必须深入群众工作，获得广大群众的拥护。党的支部，必须以群众工作为基本工作，每一支部必须变成每一个乡村、每一个市镇所有群众的核心，变成一切群众运动、一切群众斗争的宣传者、组织者与领导者。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密切结合是党的建设的关键，这一决定更加明确了实现党的伟大工程的途径和根本方法，为党领导统一战线工作指明了方向。
总之，中国的抗日战争虽然已被尘封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册，但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壮举，是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有力武器，是中国人民团结一致的坚强纽带，更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在那些矛盾非常复杂、斗争异常激烈的特定历史时期，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艰难探索，党不断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的恢宏实践，依然闪耀着时代的光辉。它们将永远载入中国人民革命和中华民族解放的史册，最终幻化为中华儿女为全民族的团结、国家统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不竭动力。
参考文献：
[1]罗平汉.中国共产党90年若干重大事件探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00.
[2][3]魏风华.抗日战争的细节[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79、84.
[4]步平、荣为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全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215.
[5]张静如.中共党史专题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77.
[6]王建朝等.抗日战争（1937-1945）[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379.
[7]丁俊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113.
[8]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3.
[9]石仲泉.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402.
[10]李庚靖.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新论[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3.81.
[11]田学勤.毛泽东思想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98.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598.
[13]熊辉.毛泽东执政思想研究[M].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12.127.
[14]中国统一战线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70.
（责任编辑：卫令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