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本地户口，读不上公立学校！没有本地户口，社保权益得不到保证！没有本地户口，找工作“低人一等”！“户口”二字，数十年来给国人带来的烦恼和不便，不胜枚举。谈及户籍制度，几乎每一位中国老百姓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今年2月25日新民网一项调查显示，在“全国两会我最关心的话题”中，“户籍制度改革”和“房价是否上涨”的关注度位居前两位。来自公安部官方网站统计数据显示，在2007年公安部承办的452件代表、委员的建议、提案中，涉及户籍管理的97件，占总数的21.5%。
令人欣慰的是，50年来一直横亘在我国城乡之间的户籍“藩篱”，就要打破了！
3月3日，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向媒体表示：由国务院牵头，公安部、发改委、劳动保障部等14个部委参与的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正在积极推进，《公安部关于进一步改革户籍管理制度的意见》（送审稿）已经形成，正在进一步修改、完善。
“事实上，我们公安部一直都在积极推动这个事（户籍改革），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是在拖延。”武和平表示。据透露，户籍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放宽户口迁移限制，引导人口的合理有序流动”。（傅汉荣、王富、周乐瑞）
（摘自3月5日《羊城晚报》，作者为该报特派记者）
[“两会”声音]公安部副部长白景富：户籍制度改革不会一刀切
3月5日，全国人大代表、公安部副部长白景富表示，户籍制度改革不会一刀切，大中小城市肯定会有区别。
春节前的南方雪灾造成数万回家过年的人滞留火车站，使得人们期望户籍制度改革更快出台，减小人口流动性。白景富告诉记者，户籍制度改革牵扯到住房、教育、医疗等方方面面的潜在利益,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
白景富说，户籍制度肯定是要改的，但大城市与小城市肯定有区别。他进一步解释，北京、上海、天津和其他大小城市肯定不同，省会城市又和其他城市不同。
白景富反问说：“北京现在人口近2000万，若再放2000万人成吗？又如石家庄、郑州等已上千万人口，放开成吗？这不是简单放开的问题。” (张艳)
（摘自3月6日《京华时报》）
[历史篇]
中国户籍制度变迁50年
全球目前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中国至今属于其中之一。
衍生于计划经济年代的户籍制度从严格控制到半放开历经了漫漫50年，现在仍处于有待彻底改革的相持阶段。
城乡二元户籍制之源
1958年，被视为中国人口管理制度的一个分水岭。
这一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及配套制度，为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提供了详细的制度安排。在此前的1954年，其实中国公民的迁移自由已经从宪法中被取消。
从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开始，中国人步入了一个漫长的城乡分割二元体制。这一体制的形成，很多人把其归结为计划经济使然。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则认为这更多是当时的经济危机造成的。
他在《我们是怎样失去迁徙自由的》一文中提到，在1952~1957年中国“一五”计划时期，大约有2000多万农民工已经自由流动进入城市。但从1959年开始到1960年，大概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又从城里迁出2000万人。
这一变化源于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建国后中国政府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一五”时期所建立的基本是军重工业为主的国家工业体系，重工业有一种内生的“资本排斥劳动”的机制，这一方式起初并未对农村劳动力完全封闭，期间部分农民工流动现象可以说明这一点。
不过情况到了1956年发生变化。中国工业此时刚刚起步，由于中苏交恶，苏联停止了对中国工业化的后续投资。苏联停止援助后，政府财政赤字大规模增加，基本丧失了扩大再生产能力，没有新增扩大再生产就没有新增就业，所以1959年政府不得不把进城的人向外迁移。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分析，对比西方国家先发展轻工业、积累了大量资金再逐渐投资到重工业的发展模式，当时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客观使得轻工业没有为重工业提供积累的机会”，只能通过“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让他动弹不得，永远种粮食这种方式来实现资金积累”，从而演变为一场对农民的“掠夺”。
这一背景下，户籍制度一诞生就带有浓重的行政命令色彩，并为之确立了一套完善的具体管理制度，内容包括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变更等7项人口登记制度。这个条例以法律形式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限制城市间人口流动，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构筑了一道高墙，城乡分离的“二元经济模式”从此在中国根深蒂固。
1964年，国务院转批公安部户口迁移相关规定的基本要点时提出两个“严加限制”：对从农村迁往城市、集镇的要严加限制；对从集镇迁往城市的要严加限制。1977年，国务院第一次正式提出严格控制“农转非”，此后公安部具体规定了“农转非”的内部控制指标，即每年从农村迁入市镇的“农转非”人数不得超过现有非农业人口的1.5‰。
在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下，上个世纪整个六七十年代自动流动的人口几乎没有。城市生活柴米油盐都是凭户口凭票证供应，没有票证，意味着无法生存。
户口成为了利益载体
在长达50年的时间里，户籍政策构筑了“农业户口”与“城市户口”在实际利益上的不平等。两种户口成为差别化分配各种利益的最直接标签。
非农业户口在各项待遇上明显优于农业户口。在改革前近30年的国家工业化初期阶段，城市人口享受到了从出生到死亡的各种保障制度，这些保障靠国家财政补贴维护。据国家计委和国家统计局保守估计，城镇每安排一个人的就业和生活需花费3至4万元，2亿多人就需要6万多亿元……
然而，占人口80%、只能提供积累不能分享工业化收益的农民一直与这种制度无缘，土地成为他们唯一的保障。
两类户口在一定程度上衍生出具有不同等级的社会身份。1961年之后，要成为国营企业工人一般首先要有城市户口。在整个社会，干部、工人、农民之间的阶级分野非常分明。
户口制度的辐射力量是惊人的。人们很快发现，其背后逐渐附加了从社会保障到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几乎所有公民权益的城乡化差异。城乡之间建立起一种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上的全方位不平等，由此也衍生了长期二元社会结构下城市市民的“一等公民”与农业人口的“二等公民”的社会地位。去掉 “农”字标签，获得与城市公民平等的社会身份，成为几代农民百折不挠、掺杂无数辛酸血泪的奋斗史。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户籍制度的松动，“农转非”控制指标有所调整，一些地方开始规定农民交纳一定数额费用就可成为当地有效市民。城镇非农业户口商品化的“星星之火”由此点燃，并以燎原之势蔓延至全国。
户口交易，成为近30年户籍改革变迁中的独特现象。据有关报道，到1994年上半年，全国约有17个省共300多万人购买了城市户口，此项收入高达250亿元，这还不包括那些未登记在案的以及黑箱操作的部分。这个数字，充分表明了户口负载的各种利益分配的真实含金量。
农民工潮：绕不过去的中国特色
改革开放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国农产品短缺问题，同时私营企业、乡镇企业的大量涌现及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需要劳动力的流动，政府才开始放松对人口迁移的控制。
1984年，户籍坚冰出现首道裂缝：是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农民进入城镇落户问题的通知》，文件规定，有经营能力、有固定住所或在乡镇企业单位长期务工的，公安机关应准予落常住户口。统计为非农业人口，吃议价粮，办理《自理口粮户口簿》和《加价粮油供应证》。这无疑是一个里程碑，给了部分人以“迁徙自由”，农民由此获得了在城市合法生存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