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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军事外交影响因素分析

换届工作报告 时间:2022-03-31 10:51:47

摘 要: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作为国家总体外交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军事外交对于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但鉴于两国间的差异性,中美军事外交存在诸多影响因素。

关键词:新型国际关系;中美军事外交;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9-0044-02

军事外交是外交的一种重要而又特殊的组成部分,专指国防机构和武装部队参与的涉外事务。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的军事外交政策正在不断变化调整,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越来越积极灵活,越来越主动开放,越来越重视合作,越来越务实负责。而美国的军事外交则充分体现了其价值观和利益观以及特有的安全理念。这既出于美国推行翁权战略的需要,又受襄权战略本身的制约,美国的军事外交深受世界军事变革的影响。因此,中美军事外交呈现出不同的特质。究其本性,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框架下,影响中美军事外交的因素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家利益的分歧

利益关系是当代世界政治中影响各个国际政治行为体行为的最根本因素。对各国而言,国家利益始终是国家对外行为的最重要、最根本动因,也是当代世界政治中发挥作用最持久、影响力最大的因素。虽然影响军事外交的因素很多,但起决定性作用的往往是国家利益,其他各种因素都要让位、服从于国家利益。

《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从主权、安全、发展三个维度首次明确界定了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中国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1]相较于美国,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可谓非常确定。尽管在各种场合,美国都会凸显其国家的核心利益,手段和方式也不尽相同;可在其政治话语中,较多采用“美国的持久利益”来进行表述,即特定需求实现特定利益。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更加注重在国际事务、经济、外交、安全等方面始终保持国家利益的优先原则。其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国在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美国第一”是本届政府的主要职责,是美国领导世界的基石。特朗普政府将“以实力维持和平”“提升美国的影响力”作为国家核心利益,当面临来自现实的挑战时,美国必会加强巩固与盟国及其他支点国家的关系,以确保在军事方面的绝对优势,抢占未来战略的制高点。美国的影响力对于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具有积极的作用,美国的民主与经济繁荣具有世界示范性与影响力。美国要与其盟国、伙伴国建立紧密的价值观认同联盟,利用外交手段加强对美国价值观有认同度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同时,美国还要引诱甚至利诱那些对美国有认同感而相对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将这类国家纳入西方阵营之中[2]。

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明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国家核心利益的诉求方面,中美两国显然都有着一定的共通点,即确保本国发展的顺利进行,发展是硬道理[3]。然而,在谋求发展的过程中,中美两国又存在着一些不同的地方: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军事外交方面偏重于采取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但美国却希望建立独霸的世界秩序,认为在美国军事力量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在苏联的军事抗衡和约束不再存在的情况下,采用军事行动迅速解决问题是一种代价最小、效率最高的做法。总体而言,国家利益的不同决定了中美两国在军事外交方面必然存在差异,这不仅表明中美双方必须始终恪守底线,不因个别事件影响两国关系大局,加强战略互信;而且需要中美双方在面对重大问题时,有效管控危机,加强彼此间的军事交流与合作。

二、军事实力的不对称

世界政治是实力型政治,是靠实力说话的。虽然每个国家都在努力捍卫和谋求自身的利益,都希望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可毕竟各国实力大小不同,总是有主角和配角之分,演出的剧目也不一样。其中,军事实力对比往往是决定世界政治力量对比,乃至决定世界政治格局的基础性因素之一,对中美军事外交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力。

在信息化战争形态演进的过程中,美国的军事策略逐步经历着一系列变革。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军实现“联合作战”;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军强调“减量增质”;特朗普政府时期,全面改变奥巴马政府的建军方向,开始向“全面扩军”转变。特朗普表示,要终结奥巴马时期建立的国防“自动减赤”机制,扩大各军种规模,包括扩张核军备,并下令组建第六军种“太空军”,以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的通过,更是美国军费开支的又一次重大提升。特朗普始终将维持强大的军事硬实力作为最基本的治国哲学,重拾里根时期的“实力政治”口号,欲把美国安全和发展建立在增加实力和使用实力基础上,以实力做后盾增强美国主导地位,延长美国统治下的世界秩序。通过建立强大的海军维护美国的制海权,以实现美国统治下的海上安全与和平。特朗普认为,现在的美国海军兵员人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少的时候;因此,美国必须为海军增兵。海军陆战队规模由现在的24个步兵营增加到36个,增加8 000-12 000名士兵;并将海军舰艇的数量由当前的274艘增至350艘。在要求从整体上加强美军的同时,特朗普政府还积极加强全球的军事力量部署,特别是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目前,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部署主要有:2个航母战斗群、8个驻外海空军基地以及关岛基地,总兵力约15.3万人,舰艇总数70余艘,海空军飞机600余架,规模占到美国海外兵力总数的近60%。这一切表明,美军正在加速推动军事变革的深化。

為了紧跟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步伐,新时代中国特色新军事变革也在持续推进。近年来,中国的军事实力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常规军力稳居世界第二,力争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世界一流军队[4]52。总体而言,军事实力的不对称性表明中美在军事外交方面必然存在差异。

三、文化因素的差别

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亨廷顿指出,文化上的差异和矛盾是导致世界政治冲突的重要原因。他认为,未来世界的冲突将不会是意识形态、战略利益等因素引发的,而是由文明间的差异所导致的。因为人类在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愈发凸显,并不可调和。

世界政治中所涉及的文化因素,大多指代狭义上的文化。文化因素是构成国家综合国力的基本要素之一,并普遍被称为“软实力”。软实力,亦称“软国力”(soft power),与“硬实力”或“硬国力”(hard power)相对应。这个概念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通常硬实力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力量,即传统力量的代名词;软实力则特指一种精神力量,包括国家的凝聚力、文化受到普遍认同的程度以及该国参与国际机构的程度等,具体表现为政治力、文化力、外交力等。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硬实力与软实力都不可或缺,两者相辅相成、有机统一。

就中国的软实力建设,提出者约瑟夫·奈最初是持否定意见的。他认为,中国的软实力发展根本不值一提。可不久后,他却发现中国无论是在弘扬传统文化,还是在展示发展成就,抑或是在提升国际影响力等方面,软实力都已经崛起。同时,这种崛起是没有任何危害性的。不但如此,约瑟夫·奈在中国人民大学发表“中国共产党的软实力”主题演讲时,表示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都有了强大的软实力。的确,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倡导文明的多样性,致力于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不同的是,在软实力建设方面,美国一向自恃“文明优越”,认为其价值观、意识形态是当今最优秀的,世界各国都应该遵从和效仿。美国的这种软实力建设,其实是一种逆全球化的表现,严重阻碍了世界多极化的发展,不符合世界发展的历史规律,使得近年来美国的软实力建设呈现明显下滑之势。当然,除了软实力建设,文化因素的差别还突出表现在历史渊源、文化氛围、传统习俗等等方面。总体而言,文化因素的种种不同最终使得中美在军事外交方面所采取的方式存在必然差异。

一直以来,中美军事关系就呈现出敏感性与重要性、脆弱性与适应性、合作与竞争并存的特点,这反映中美军事外交既存在差异又相互统一的关系。因此,当面对军事外交差异时,中美两国应寻求共通的利益汇合点,在矛盾中寻求发展合作的可能性,在可能引发摩擦的过程中积极融入合作的发展空间。多年的实践证明,中美之间充满着合作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这正如美国所认识的,中美之间有着深度的依赖关系。虽然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等方面是不同的,但发展问题不容忽视,只有协调配合、加强合作才是最有效的途径。无论是在传统还是非传统领域,中美两国都需要基于共赢的原则,求同存异,扩大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在军事领域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在多层面寻求更多的发展。对此,中国政府前瞻性地提出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中美大国关系,力图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等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中国渗透论”中。尽管在意识形态、战略目标、经贸问题、台湾问题等方面中美都存在着认知和理解上的差异,尤其是特朗普政府持续推进印太战略,中国无论从地缘上还是对象上,都被推向与美国正面交锋的前台,美国已经将中国视为最大的竞争对手,中美在印太地区的摩擦难以避免;可中美还是有着许多共同的利益,双方在更广泛的领域仍需加强合作。合作才是中美关系唯一的正确选择。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1年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EB/OL].[2018-09-28].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9/06/c_121982103.htm,2011-09-06.

[2]杨卫东.2017年美國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评析[J].学术前沿2018(6).

[3]张芳.理论 策略 机制[J].国际展望,2014(1).

[4]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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