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广东是现代农民运动最先进、最发达的省份之一，而东江地区农民运动发展在广东则最为显著。本文以惠阳县为中心，考察东江农民运动的发展以及与地方党团组织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东江农民运动；地方党团组织；关系
【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570（2016）-09-053-04
广东是现代农民运动最先进、最发达的省份之一。而广东的农民运动尤以东江地区发展最为显著。本文以惠阳县为中心，考察东江农民运动与地方党团组织之间的关系。
东江农民运动就发展历程而言可分为萌芽时期（1921年至1923年底）、发展时期（1924年1月至1925年5月）、高潮时期（1925年5月至1926年5月）、困难时期（1926年5月至1927年4月），之后就转入秘密活动时期。①从领导组织上可分为两个时期：共青团组织领导时期（1921年至1924年10月）、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时期（1924年10月至1927年4月）。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是通过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实现的。从农民运动的组织机构名称上可以划分为县农会（1921年至1925年2月）和县农民协会。1925年2月下旬，东征军克复海丰。彭湃在周恩来协助下建立中共党支部，同时恢复农会，改称县农民协会。
一、惠阳县农民运动的兴起
惠阳县高潭区位于海丰、陆丰、惠东、紫金县交界的山区，距离彭湃家乡只有35公里，是惠阳县最早筹划建立农会的地区。高潭山高林密，土地贫瘠，农民受地主剥削十分严重。在海丰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1922年9月，高潭水口乡、黄沙乡农民黄星南、黄子琪等人在贫苦农民中开始串联活动，筹划组织农会。1922年10月赤山约农会成立后，一身农民装扮的彭湃就亲自来到惠阳县高潭区。他告诉大家：我们农民若不团结，就没有力量，没有力量就会受人欺负；大家若有力量，就要组织农会；组织了农会人多势大，就不怕土豪劣绅欺负了！1923年初，彭湃再次来到高潭与黄星南等人商量组织农会事宜。2月，高潭区第一个农会组织——水口乡农会成立。随后锦江、黄沙、五岭、大同、公梅、中洞、水下等乡的农会先后成立。农历三月初十，高潭区农民协会正式成立，选举黄星南为农会会长，杨国辉为副会长，张佐中为秘书长。农会成立宣言明确提出“要减租，要减息……打土豪，反贪官，一切权力归农会！”
农会成立后，高潭原来没有建立农会的乡也相继建立农会。高潭24个乡，乡乡有农会、有农军。
惠阳县鸭渡区与高潭区不同。这里土地肥沃，是个鱼米之乡。鸭渡区“四大半围”是由同和乡的高田、新村、岗头、陂塘角四个村组成，有三百多户，一千余人。其中90%是佃农，他们祖祖辈辈都是租耕镇隆大山下、井龙和鸭渡叶佩兰、叶承源、吴亮德、黄孚东等大地主的土地，所获谷物七成交租和纳税。1923年夏，海丰县总农会改组为“惠州农民联合会”。随后惠阳鸭渡、淡水、横沥等地农民有组织地抗苛捐杂税，反对陈炯明、杨坤如的大惠州主义。省港罢工时，又联合各地农民声援省港罢工，在惠阳澳头一带拦截偷运粮食供给香港的船只。
鉴于东江农民运动的迅速发展，1924年3月，盘踞东江的陈炯明下令解散东江各地农会。
1925年2月，中共广东区委为配合国民革命军东征，统一广东，决定以惠阳为中心发展农民运动，抽调了惠阳籍中共党员、农讲所学员罗克仁、余子光、黄配勋和原在陈炯明部搞兵运工作的罗俊、黄卓如等回原籍。他们首先在惠阳潼湖、“四大半围”活动，发动农民帮助东征军筹粮、带路、送信、组织武装直接参战和组织随军运输队、担架队，得到了广大贫苦农民的积极响应，出色完成参战和支援前线的任务。
粤东各地农民和农民自卫军也对东征军给予热情欢迎和大力支援。阮啸仙在《广东省农民一年来之奋斗报告大纲》中指出：“10月14日攻破惠州城的战役，也就是在惠阳农民的积极配合下取得的。”苏联顾问罗加乔夫认为，两千年来从未打破的惠州城，在26小时内被革命军打下了，这是“兵民合作精神的体现”。总指挥蒋介石在惠阳县平山28乡农会欢迎东征军大会演讲时也肯定了农民支援东征军所作出的贡献。
1925年4月，黄卓如回到潼湖区协同何友逖、罗克仁、黄佩勋、余子光等人开展农运宣传，先后组织了9个乡农民协会、83个村农民协会，在横沥区组织了14个农民协会。会员须知指出：“凡属本会会友，务须亲爱团结。万众一心向前，打倒贪污豪劣。帝国主义军阀，专吸工农膏血。工农联合奋斗，敌人完全消灭。”潼湖区农民协会主席先后由罗克仁，余子光、罗志白等担任，委员有杨维青、杨植棠、黄瑞麟等。农民协会成立后，在岗头村创办政治夜校，15岁以上青年均需参加学习。到1925年11月，惠阳全县建立区农会5个，乡农会76个，会员3813人。
二、惠阳县农民协会第一届代表大会
东征军攻克惠州后，1925年10月19日，阮啸仙来到惠州参与筹备组织惠阳县农民协会时指出：“惠州城已下，农民运动可集中在政治中心点，因为以前只侧重西南隅发展，东北及附城一带还未开展。乃派同志3人进驻惠州城内，设县农民协会筹备处，一面开始向东北及附城进展，一面整理原有协会区域，同时在相当期间成立统一指挥机关——惠阳县农民协会。”①
1925年11月26日，惠阳县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在惠州府城第一公园内举行。到会代表分5区86乡，共计123名代表。参加会议的有学界、军政界、党部、各社团、工界代表三千余人。会议选举执行委员会委员会长朱观喜，副委员长戴云昭，秘书何聪，执行委员林喜、余子光、黄星南、何有，候补委员黄发统、罗志白、叶玉墀。惠阳县农民协会的成立，极大地推动了全县农民协会的发展。到1926年4月，惠阳县各级农民协会组织和会员、义勇军、警备军人数均占惠州所属各县首位，其中区级农协6个，乡级农协181个，会员1.3万人。
大会决议政治经济方面有凡各区警察学校经费有关于农品之抽捐，应请县属敕令该区警察学校详细报告县农会审查，如有害及农民者，应请县属核免之；请政府出示豁免售租及凶年免租；请政府禁绝烟赌、制定度量衡等内容。
1926年1月13日，为了统一惠属各县农民协会，广东省农民协会惠州办事处在惠州府城成立，朱祺任办事处主任。1926年9月，朱祺调中共广东区委后，办事处主任由何友逖继任。惠州办事处负责指导惠阳、博罗、河源、龙川、紫金、和平、连平、新丰8个县的农民运动工作。1926年5月1日，阮啸仙在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上作《广东农民运动之形势》的报告时，赞扬了惠阳县的农运工作。朱观喜当选广东省农协第二届执行委员，何友逖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
1926年6月，井龙地主吴德亮企图趁东征军回师广州后，与惠州警备司令胡谦串通，对鸭渡区“四大半围”佃农加租迫债，散播反动言论污蔑农民协会。在黄卓如、罗克仁、余子光率领下，上百名农军手持大刀、土炮、木棍围攻吴德亮的居住地，摧毁了反动民团，收缴其枪支。同时，农民协会在镇隆张贴“打倒帝国主义”、“实行减租减息”、“一切权力归农会”、“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等标语，宣布“耕者有其田”、焚烧田契，没收地主霸占的农民土地归还农民，取消苛捐杂税；取消民团自治局，将其经费拨归农会。
三、东江农民运动与党、团组织关系
1924年冬，惠阳籍共产党员叶文匡从广州回到家乡惠阳县秋溪乡开展建党工作。1925年4月成立中共秋溪乡支部，随后又以象山高级小学为基地，继续发展党员，1926年春成立中共惠阳象山特别支部，书记叶文匡。
随着东征军克复惠州城，在阮啸仙和陈国钧指导下，惠州特别支部成立，由朱祺任书记，共有党团员31人。党员、团员组织生活集中进行。惠阳县农民协会成立后不久，朱祺同志从广州再次回惠州，传达中共广东区委指示：“我们广东区委为了适应将来国民党在惠州建立惠州八属党务整理委员会建制，也要建立惠州地委，派朱祺为惠州地委特派员，肖鹏魂任书记兼负责青运，书记受特派员领导。”1926年一二月间，中共广东区委又派李国英负责工运，何友逖负责农运（后由卢耀门负责农民协会实际工作）和区党委上下联系。
1926年1月，惠州团员代表大会召开，成立共青团惠州地方委员会，隶属团广东区委。书记肖鹏魂，委员有朱祺、肖鹏魂、何友逖、刘战愚、谭竹山、冯光明。下属共青团龙川支部，书记杨复生；紫金支部，书记刘乃宏和惠州支部，书记朱祺。3月，惠州特别支部撤销，成立中共惠州地委，肖鹏魂任书记，委员有朱祺、肖鹏魂、何友逖、蓝璇均、李国英、卢耀文等。下属惠州地委机关支部，书记李国英，后由林葆良继任；惠州支部，书记林葆良；惠阳象山特别支部，叶文匡；紫金特别支部，书记刘乃宏；龙川特别支部，书记黄觉群，后由杨复生继任。同时惠阳县工运、农运、学运也不断发展壮大，组织上先后吸收了党员四十余人，团员五六十人。同时成立中共惠阳县委，肖鹏魂任书记，委员有朱祺、李国英等同志。中共惠阳县委直属中共广东区委领导，具体联系人是中共广东区委组织部部长穆青。中共惠州地委、中共惠阳县委、中华全国总工会惠州办事处和惠阳妇女解放会办公地址都设置在惠州城都市巷9号县农民协会内。
惠州由于长期被陈炯明势力盘踞，地方党团组织直到第二次东征占领惠州城之后才真正得以发展。1925年11月，惠州特别支部成立。《中国共产党东江地方史》将此事件直接表述为“在阮啸仙和陈国均的指导下，成立了中共惠州特别支部，由朱祺任书记，共有党团员31人”。①但是1925年12月，在《共产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所属区域和新成立支部一览表——管东渠所属区域》中收录了朱祺任书记的惠州支部。1926年1月，《团粤区委总报告（续）——各地方特别支部概况》中对惠州特支有这样的表述：“惠州现有31人，11月成立，发展很快。在1月份亦可成立地方团。在训练方面，有朱祺同学在那边……”结合以上两则史料来分析，1925年11月朱祺任书记的惠州特别支部性质应为团组织。但是1926年1月前惠州党员、团员组织生活并未分开，所以将东征留守处党团员成立的这一组织称为“惠州支部（特支）”更为符合史实。
一、东江农民运动在斗争中培养了一批运动领袖，他们在惠州和惠阳县地方党组织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岗头杨维青后担任中共惠阳县委第二任书记，杨植棠后担任惠阳县苏维埃政府委员；石岗张仲鸣后担任中共潼湖区委书记、中共惠阳县委委员、县苏维埃政府委员；吴静波后担任潼湖区委宣传委员等。
二、农民运动的领导组织是由共青团转向共产党。党成立初期主要致力于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对农民、工农联盟尚未给予足够重视。早在1922年，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就已经注意到了农民运动。团机关刊物《青年周刊》创刊号上就明确指出：“我们尤其注意的是，农民运动。”1923年10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代表大会召开，作出了“各地方应于农民运动重要程度加设地方团，先在东、西、北三江及韩江中心地点设立地方团”等决议。1924年5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广东农民运动决议案》，提出了32条广东农民运动实行方法。8月，中共广东区委正式建立农民运动委员会，统一领导广东农民运动。10月，中共广东区委陈延年给青年团中央报告中提出：“以往由团组织领导的农民运动，现经中共粤区委决议，改为党组织直接领导。从事农民运动的团员及积极分子，尽量接受为党员。”
三、农民协会与地方党组织的关系。农民协会主要领导与中共惠州地委、中共惠阳县委主要领导多有交叉。在“减租减息”等政治主张上，二者也是异曲同工。惠阳县农民协会与中共惠州地委、中共惠阳县委、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地址在同一地点。所以谁领导谁的问题，他们并没有区分清楚。当然这不是个案，而是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因此1926年10月，中共中央第二次扩大会议《关于广东农民运动的决议案》对地方党组织和农民协会关系作出说明：“党的支部组织在各县县农民协会内，结果变成不是群众运动而是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的运动，并且与党团作用胡混了”，进一步明确了“要把党的基础建筑在乡农民协会上面。乡农民协会是农民奋斗集中的地方，所以应当在乡农民协会中发展党组织”。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委党史研究室）